作者按：卫鞅是中国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他在秦国衰败没落之际，辅佐秦孝公复兴秦国。他根据当时秦国所面临的内外局势，推行变法。在变法中，以不事虚饰、求真务实的法家精神，针对政弊、时弊，制定、推行系列救治沉疴的新的法令。在新法实施过程中，他不为权贵折腰，刑上皇亲国戚，黥劓太子之师，同时敦本抑末，奖劝农耕，设郡县，平度量，以严刑峻法廓清滋生于旧制的污浊政治环境;奖勤罚懒、兴公抑私重塑国民精神，为秦国复兴，以及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治基础。
然而，剥夺上层权贵集团特权、利益，叛逆传统思想的卫鞅最后被新君秦惠文王和东山再起的强大的旧派复仇势力车裂弃市，诛灭九族，这是封建社会政治逆行者的必然宿命。
在此后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朝代更替之际，我们总能看到类于卫鞅变法的新、旧政治势力交锋演绎的悲喜剧的影子。卫鞅变法给予后人政治上启迪的同时，其悲壮的人生结局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一
公元前362年，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国君秦献公嬴师隰去世，时年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即位。
时值周王室衰微，七雄相互征伐、吞并的血腥混沌乱世，刚登基的秦孝公面临的内外局势是：内部，由先祖秦穆公励精图治而国富民强、称雄诸侯、名重周王室的宏大基业，历经250多年、十余代君主，尤其是近代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秦出公的政弛纲废，造成国家长期动乱不安，国力衰微，饱受外侮，被魏、赵、韩三国夺去河西领土。外部，黄河、崤山以东的楚、齐、燕、赵、魏、韩六雄已成并立抗衡之势，淮河、泗水流域被十多个小国割据，地处西北边陲、洛水以西的秦国周围可谓“虎狼环伺”。尤其是与秦国接壤的魏国、楚国对其形成直接威胁，魏国侵占秦国河西地区后，从郑县(今陕西省华县)沿洛河北上修筑长城，直达上郡，封堵秦国出路;楚国自汉中郡往南，占据巴郡、黔中郡等地，对被挤压至偏僻雍州的秦国虎视眈眈。长期以来，秦国被排斥于中原诸侯盟会之外，被他们视为未开化的蛮夷而遭到鄙弃。
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振兴秦国，他求贤若渴，昭示天下：如果谁能襄助自己使秦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将与之共执国柄，同享荣华富贵。一时，四方才俊奔秦者如过江之鲫，其中包括魏国卫鞅。
二
卫鞅为卫国国君姬妾所生，年轻时喜欢刑法之学，他侍奉魏国相国公叔痤。公叔痤深知卫鞅腹蕴不世之才，刚欲向国君魏惠王举荐时，不料身染沉疴。
素来倚重公叔痤的魏惠王亲临府邸看望他，关切而忧伤地说：“爱卿倘有不测，国家将依靠谁去治理呢?”公叔痤感戴魏惠王知遇之恩，说：“我向君王举荐辅助我处理国政的卫鞅，他虽然年轻，却腹蕴宏猷，有经国济世之才，希望君王让他接替我的位置振兴魏国。”
见魏惠王沉吟不语，公叔痤知道他对自己的话不以为然，深感忧虑，屏退左右随侍人员，披肝沥胆地对魏惠王说：“我死后，君王如不起用卫鞅，那么就一定要杀掉他，切勿让他离开魏国，为敌国所用。”魏王答应了他。
魏惠王离去后，公叔痤召来卫鞅，推心置腹地向他坦言：“刚才我向来探望我的君王推举你在我去世后接任我的相国职位，挑起治理国家的重任，瞧他的神色，似乎没有答应我的举荐。我根据忠君爱国、先公后私的道义原则，先已秉告君王，如不用你就将你杀掉，免贻后患，君王已答应了我的请求。现在我从我俩私情出发，对你也有一个明确交待，你赶快逃跑吧，不然将会遭到杀身之祸。”
卫鞅谢过公叔痤，神色镇静地说：“大人不必为我担心，君王既然不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会听您的话来杀害我呢?”
事实证明卫鞅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没有听从公叔痤的话离开魏国，而魏惠王也无意加害于他，他在魏惠王心里几乎没有占据什么位置。
三
公叔痤死后，胸怀大志的卫鞅得不到魏国重用，正当他抑郁寡欢的时候，恰遇秦国招揽天下贤才，他便毫不犹豫地取道西行，来到秦国，通过一名姓景的太监进谒秦孝公，兜售自己复兴秦国的韬略。
他首先向秦王献以尧舜禹汤仁治德化治国良方，秦王认为这样做所需时间太长，自己等不了。见此路不通，他转而进以变革旧法、富国强兵的法家治国思想，这一下猛药去沉疴的治国方略正中秦孝公下怀。秦孝公与他抵足长谈三天而不倦。
得到秦孝公特别恩宠、倚重的卫鞅从此登上了秦国政治舞台，且一出场就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秦孝公亟须通过卫鞅变革弊病多多、尾大难掉的陈腐旧政，但兹事体大，不只是涉及到在人们头脑里形成固化观念的世风、礼教，而且涉及到官吏豪绅，尤其是位尊权重的皇亲国戚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朝廷尸餐素位、气焰熏天的达官贵人彼此拉帮结派，形成盘根错节、互相勾连的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
早已明瞭秦孝公踌躇之意的卫鞅断言进谏：“君王请勿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要知道，特立独行者常遭世俗非议，探求最高道德的人不和于俗，成就伟业的人不与庸人共谋。圣人只求达到国家强盛这一结果，不会拘泥于成法与习俗，只要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政策法令，就应坚决推行。”
卫鞅斩钉截铁的肺腑之言，将秦孝公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四
为了推行新法，有秦王站台的卫鞅和朝廷守旧派大臣之间展开了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交锋。
德高望重的世族名臣甘龙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听说，圣人不轻易改变民俗，因势利导施以教化;智者不轻率变更成法，固本培元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施以教化，事半功倍;沿袭成法治理国家，垂手可得。”
卫鞅反驳：“甘大夫所言囿于世俗成见。常人拘于习俗，书生泥于书本，这两种墨守成规、囿于一隅的人，不可以同他们谈论世俗、书本以外的道理。君不见夏、商、周三代礼制各异而君临天下者同，齐、晋、秦、楚、宋五伯法制不一而称雄一方。智者因时制法，愚者受制于成法;贤者不拘小节，庸人泥于俗套。”
战功赫赫的左司空杜挚紧跟甘龙向卫鞅发难：“如果推行新法，不能获得超过沿袭旧法百倍利益，就不可轻言变法;不能取得十倍于旧法的功效，就不能轻言另辟蹊径。只有沿承前人的治国之道才能避免过失，只有顺应遗风旧俗才能确保江山永固。”
卫鞅雄辩地予以驳斥：“治国之法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成汤不循旧教，通过‘伐谋’、‘伐交’、‘伐兵’而改朝换代，武王推行分封政治制度改革和井田制，开一代治世，历代传颂。夏、殷因循规蹈矩而覆灭。反对旧法者岂能非难，抱残守缺者怎能颂扬?”
五
立誓革新的秦孝公钦点卫鞅担任军政首席大臣——左庶长，制定、颁布变法命令。
卫鞅针对政弊、时弊，推出了一系列祛疾除疴的严刑峻法：实行“什伍”户籍管理连坐制，以编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彼此互相督察，一家犯罪，“什伍”连坐。隐匿奸恶者与降敌者等刑，发奸告恶者与斩敌者同赏。一家有两个以上青壮年而不分居的，国家征收双倍赋税。当兵的，按其军功大小赐爵封赏。务农的，勤于稼穑、年成丰稔者蠲免劳役、赋税。凡好吃懒做致使贫困潦倒者，妻子没入官府为奴。王公世族后裔未建立军功者，不准列入家族名册。为国家建立功业者荣耀其身，无功于国家者(指从事贱买贵卖的工商末技者)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能显荣其位。
为取信于民，卫鞅在国都南门闹市竖起一根木头，张贴告示：有将此木搬到北门者，赏金十镒。百姓疑惑，未敢相信。卫鞅见状，又将赏金加至五十镒。有个市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照办了，当即获得五十镒赏金。
卫鞅以“徙木立信”的办法告诉秦国百姓，国家施行新法将“言必行，行必果”。
新法开始施行时，遭到朝、野强烈抵制、反对，很多人抨击新政存在诸多纰缪。
正当攻讦声浪汹涌的当口，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这为卫鞅压服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他断然依据新法律条处罚太子。因太子是皇位继承人，不能以刑罚加身，卫鞅就以监督其行为、传授其知识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代受其过，对公孙贾处以墨刑。此举震惊朝野，起到了“惩一儆百”作用。自此，举国上下再也无人敢诋毁新法，新法得以在秦国推行。
时间一久，秦国百姓真切感受到新法带来的好处，盗贼消弥，国泰民安，官吏勤政，百姓力耕，呈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景象;人们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一扫先前散漫颓唐、骄奢暴戾之气。
六
国家安定，民心归一，才能威服四方。卫鞅待新法施行成效显现，开始对外小试兵锋。 他率领重振雄风的秦国军队攻陷魏国安邑，大长秦国国威。
秦国迁都咸阳后，卫鞅着眼现实，审时度势，将改革陋规旧制向纵深推进。在国家行政区划、行政机构设置方面，首先从最基础的家庭入手，下令彻底废除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的蛮荒陋习，使人类在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二是在家庭的基础上，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把零星散布的乡村、集镇合并为县，每个县设置掌管政务的县令、县丞。县以上设郡，以郡辖县，形成以郡、县为行政核心的国家治理模式。三是在农业改革方面，着眼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普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现实，以及自商朝以来形成的由上层贵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痼疾，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井田制，重划田疆，鼓励垦荒，并平抑百姓赋税。四是在商贸准则方面，废除地方“各自为政”的不同计量平准方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新法实施四年后，太子老师公子虔再次触犯纲纪，被卫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判处割掉鼻子的刑罚。朝、野官员、百姓悚然戒惕。
在卫鞅锐意革新，且刚正不阿铁腕整治下，国力式微的秦国很快重新强大起来，诸侯“盟主”周天子主动赐胙秦孝公以示倚重，四方诸侯接踵恭贺。
七
公元前340年，齐国和魏国交战，齐军在马陵大败魏军。
素知秦孝公有鸿鹄之志的卫鞅，从秦国的现实处境和长远利益考虑，向国君进献自己的计谋：“秦国和魏国隔河比邻，长期以来彼此剑拔弩张，互为心腹之患，势难两立，未来结局，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魏国地处西部险隘，独占崤山以东地利。天下事物阴阳消长，当形势有利于魏国时，它就可乘势向西进犯秦国;当秦国强大、无隙可乘时，它可兵锋东指扩展疆域。眼下，魏国被齐国击败，元气大伤，又遭到诸侯背叛，而秦国仰赖君王圣明，通过实施新的法令而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可趁机攻打魏国，迫其东撤，占据黄河天险和崤山要隘，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饮马黄河，以崤山为战略屏障，向东攻伐、控制中原各国，进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卫鞅的建议正合秦孝公心意，他就派卫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
两军对峙时，作为魏国旧臣的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叙旧的信，信中回顾了当年自己在魏国与公子卬相处的种种快乐，说虽然眼下各为其主，但终究不忍手足相残，要与他订立友好盟约，各自撤兵。
魏公子卬相信了卫鞅，赴秦营同他会盟，却不料被卫鞅事先设下的伏兵于酒宴间突然袭击，作了俘虏。
计谋得逞的卫鞅趁机攻打群龙无首的魏军，魏军惨败。
此后，魏国遭到齐国、秦国车轮般不断侵扰，屡遭溃败，国力逐渐衰弱。希图守成苟安的平庸的魏惠王面对危局，十分恐慌，主动以割让河西地区为条件向秦国乞和，并将国都从安邑迁到远离秦境的东边的大梁。
魏惠王至此才弄懂贤相公叔痤生前的远见卓识，悔之不及。
由于卫鞅呕心沥血、赤胆忠心帮助自己复兴秦国，为奖掖这位与自己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荩臣加挚友，为官员、百姓树立榜样，秦孝公把商、於之地十五个邑封给卫鞅作为他的食邑，封其号为商君(后人依此称卫鞅为商鞅)。
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商鞅赖知人善用的明君秦孝公支持、庇护，执掌秦相国权柄十年，叱咤朝野，功盖当世，早已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种下毒蛊。他遭到受严苛新法羁縻、不能徇私舞弊、肆意妄为的以皇亲国戚为主体的强大旧派势力的嫉恨，而在这股势力中，对商君的仇恨尤以受到新法处罚的公子虔、公孙贾之流为甚，他们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嬴姓赵良通过自己和商鞅的共同好友孟兰皋引荐，面见商君。
刚见面，赵良便单刀直入地表达了自己对商鞅在秦国推行严刑峻法的鄙弃和不满，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刚愎自用、恃才傲物、不计个人毁誉地反叛世俗等致命性格缺陷。
商鞅明白赵良指责的话里所蕴含的善意，他纡回地从另一个侧面问他：“我施行新法，改革秦国百姓男女老幼同居一室、有伤风化的野蛮陋俗，使家庭成员尊卑有序;建造宫廷城阙，让秦国不逊诸侯。若将我同辅佐先君穆公的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较，您觉得谁的才能更大?”
赵良并不正面回答，他用打比方的方式和史实反诘商鞅：“千张羊皮不如一领狐腋缝制的裘衣贵重，千人谄媚附和比不上一名直谏诤臣。武王广开言路，国家兴盛，纣王闭目塞听，自取灭亡。您如果称颂武王的贤明，那么我针对您性格缺陷和施政错误直言抨击而不受责难，可以吗?”
商鞅击掌叫好：“漂亮动听的话是赏心悦目的花朵，真诚纠错的批评才是裹腹养生的果实。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您若肯时刻以良言儆戒我，我将拜您为师。”
听了商鞅的话，赵良把话锋转到商鞅刚才提出的问题上：“五羖大夫原是沉沦楚国僻野的地位卑微的一名村夫，闻听穆公仁慈圣明，想前去投奔他，因没有路费，就典身秦人来到秦国，委身槽枥之间给人喂牛，后被穆公拔于泥淖，委以相国重任，凌驾于万众之上，却无人不服。他任职期间，对内广施仁政，德化荒野;对外抑恶扶善，义薄云天，赢得八方进贡，四面来朝。他身居显位，却淡泊名利，凡事身体力行，甘受胼胝之劳。他的足迹遍及秦国每一个地方，每次出行都是轻装简从，没有随从车驾，不带防护卫士。他去世时，举国男女老幼莫不悲恸哀绝。而您呢?进身之阶是凭借秦王嬖臣景监引荐，行的是旁门左道。身居高位，不恤民生，大兴土木营造宫阙，岂能称得上造福百姓，建立功业?对上刑及皇亲国戚，对下峻法治民，岂能称得上是宽宏大度，仁政善令?这都是累积怨仇的祸根啊。您冒天下之大不韪，变革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律条法令，依仗手中的权杖强推新法树立自己的权威，岂能让人心悦诚服。如今，您又狂傲地在商於封地南面称君，继续给自己累积危卵，您让我有何理由恭维您呢?您知道吗，被您处以劓刑的太子老师公子虔，因怨毒和耻辱，已多年闭门不出;您还杀害了反对您变法的祝懽，墨刑惩处公孙贾…… 这都是丧失人心之举啊，您难道没听说过‘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崩’这句民谚吗?您每次出门，兵甲车马拥护，您的防范行为显露出您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同时也说明您已经明白人们心里对您究竟是尊崇还是仇恨。《尚书》上说：施德者安，矜武者危。您目前的处境譬若朝露，还想和五羖大夫那样延年益寿吗?当此生死紧要关头，我劝您悬崖勒马，急流勇退，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隐居泉林，躬耕垄亩，靠自食其力怡养天年，如此庶几免祸，如果您仍要贪图富贵，独揽朝纲，甘为千夫所指，那么秦王宾天之日，就是您大难降临之时!”
九
商鞅对赵良的劝戒并未放在心上，继续顺着自己强国富民思路，铁腕推进秦国政治制度改革。
不久，秦孝公驾崩。秦孝公临终前，欲打破王权世袭封建传统，将王位传给商鞅，商鞅坚辞不受。
太子秦惠文王嬴驷继位后，被商鞅用新法褫夺特权、损害利益的朝廷守旧势力东山再起，以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复仇团伙，私下里针对商鞅泡制出各种罪名，
他们在秦惠文王跟前毁谤商鞅：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谈论商君法令，却乏有论及君王您的恩泽，这实属本末倒置的悖逆现象。况且商君曾以君王触犯新法为由，以黥、劓之刑处罚您的老师，这表明商君就是您的仇敌啊，如不除掉他，必定养虎为患，危害君王和国家。
失去秦孝公怙恃的商鞅，一时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为报答秦孝公知遇之恩，同时也为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拯救衰败的秦国，商鞅在秦为相多年，只求公义，不徇私情，在施行新法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信条，无论皇亲国戚、市井小民，只要触犯了纲纪，一律按照律条平等论处。秦孝公一死，他突然悲哀地发现，身边竟无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朋友，他孑然一身地陷于巨大、虚无的黑洞之中。
商鞅的政治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新晋秦惠文王听信谗言，以子乌虚有的“谋反罪”将其车裂弃市，并诛连九族。伴随商鞅政治生命的终结，其肉体也成为复仇者向旧式宗法献祭的牺牲。
十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倡导以法治国且注重实践效用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对于推动封建社会法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罕有人能与之比肩。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倡敦本抑工商，废井田开阡陌，奖劝农耕，对后世农业、手工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还有他首创的以县、郡为基本区划单元的由下至上逐级集权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为此后历代延用。时至今日，从我国实行以乡镇、县市、省为基本区划单元的逐级行政管理制度中，还可窥见秦时行政区块划分、分级设置管理机构的影子。
秦国自秦穆公后再度崛起，肇始于秦献公，奠基于秦孝公，至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而使秦国走向复兴、最后终成霸业的首要人物就是商鞅，商鞅变法为身染沉疴的秦国注入了生机活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重构坚强体系、打下坚实发展基础，尤其是以严苛的法令重塑国人精神品格，使人们勇于公战而耻于私斗，不仅使国家大治，而且使秦军在对外征战中所向披靡。
回顾商鞅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理解“时势造英雄”这句俗语的深刻涵义。商鞅生于诸侯争霸、血雨腥风的战国乱世，既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他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抱负的广阔舞台;不幸的是，以皇权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以及受封建思想荼毒的社会环境给他套上了沉重枷锁，他的宿命，只能是仰仗一位明君，以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取社会的进步。换一种说法，即只能在作为帝王强国、争霸的工具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让自己的经天纬地才能之花灿然绽放。
商鞅的治国才能、用兵韬略在星光灿烂的战国群英谱中，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这一点，单从他在魏国侍奉魏相公叔痤，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荐贤未果，叫他逃走时，他和公叔痤对魏王心理的判断便可知晓，他对事物洞幽烛微研判能力远在公叔痤之上。
乱世之中，非常时期，不循迂腐常道，伺机便宜行事。——这是商鞅获取成功的首要因素。他不甘自己在魏国明珠尘封，决定投奔秦王。来到秦国，举目无亲，一介书生，轻如蝼蚁，如果不剑走偏锋，通过秦王身边的景监牵线搭桥，那么只怕寄秦一生，也只能同在魏国一样，落得个樗材弃置的下场。赵良于劝戒他的“良言”中，对他不行君子之道、借助秦王“嬖臣”上位作法的诟病，可谓食古不化，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思维。
商鞅骨子里浸染着理想主义色彩，初见秦孝公，他欲以上古尧舜仁感德化治国之道打动他，但遭到但要速见成效的秦孝公的冷遇，直到商鞅彻底明晓秦孝公亟需的东西，端出变法强国的良方猛药后，才赢得秦王的青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秦孝公“重典治乱”的治国思路对于当时秦国面临的凶险的内外局势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它体现了秦孝公非凡的政治远见和与法家出诸一辙的敢破敢立、求取实效的实用精神。在这一点上，他和商鞅的心灵是相通的。
秦孝公委以商鞅相国重任后，商鞅就成了新法制定、实施的主导者。他深知要改变深植人们脑子里的陈腐观念，尤其是要触犯皇亲国戚、官宦集团植根于旧制度的诸多特权和经济利益，不施霹雳手段不能奏效。他力驳众议，徙木立信，刑及太子…… 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推行变法这一中心;他推出以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为中心的“什伍连坐”、敦本(农业)抑末(商业)、奖善罚恶、设县建郡、废除井田、统一度量衡，乃至民户男女分居等系列改革法令，使衰微没落的秦国迅速崛起、强大起来。
证明秦国崛起的重要三大标志，一是九五至尊周天子主动致胙，以示嘉许;二是诸侯不再视秦为未开化的边鄙蛮夷，纷纷叩关晋谒;三是秦国在商鞅新法治理下国富民强，百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昔日羸弱的军队变成了虎狼之师，在与昔日强敌交战中，胜、败易位。商鞅数次统率秦国貔貅之师大败魏军，迫使闻秦色变的魏惠王归还早年侵占的秦国河西地区，迁都远离秦境的大梁。
商鞅雄才大略，无论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在对外战争方面均表现出超凡绝伦的才能。他以鹰隼般洞幽烛微的目光，时刻关注国际风云变幻，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把握机遇，果敢出击。他觑准秦国最危险的敌人——卧榻之侧的魏国在同诸侯争战中，日渐式微，向秦孝公进献乘机攻打魏国，收复河西，抢占山河险隘，为日后问鼎中原、称霸天下奠定坚实的地理、军事基础的良策。
在同魏国公子卬统率的魏军对垒时，他不循世俗道德常情，以旧情为钓饵，诱捕公子卬，不战先屈人之兵，既减少了战争伤亡，又达到了战争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商鞅不屑于传统礼义虚饰、只注重战争实效和目的的法家战略思想。
与叛逆世俗、以变革旧制向庞大的封建旧势力挑战的商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良是腐朽的旧的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是旧礼教的坚定维护者。他以秦穆公时代五羖大夫百里奚的仁治德化与相距近三百年的秦孝公时代的商鞅施行严刑峻法相提并论，纯属刻舟求剑，不知今夕何夕。斗转星移，世事代谢，罔顾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仍要抱残守缺，墨守成规，无异于缘木求鱼。赵良对商鞅的批评与苛求，充满了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对革新者的偏见。在他的眼里，商鞅的所作所为一无是处，由于出自激愤，以至于对商鞅推行新法取得的巨大功绩视而不见。他指责商鞅不行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不遵祖宗成法，强行推行为自己厝火积薪的暴政酷刑，甚至胆敢将法律加诸皇亲国戚和士大夫阶层，进而以“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古训，警告商鞅的处境譬若朝露，危如累卵，晓谕他以归隐山林、躬耕垄亩来救赎自己犯下的罪孽。
从赵良偏激的言辞间，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指斥商鞅执法不按封建社会尊卑等级区别对待，同时，又以人心得失关乎生死存亡的古训警示商鞅，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于诡辩的矛盾：赵良以其阶级自负的武断，居高临下地假人民的名义为腐朽统治阶级站台，他口里所说的“人”，不过是指一小撮享受特权的上层精英统治者，而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商鞅不畏强权，对触犯律条的朝廷权贵毫不宽贷，恰恰是“大得民心”之举。
十一
以商鞅的智慧，不会不明白自己逆势而为的结果，他面对的是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和顽固的传统痼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时也是为了报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帮助他实现复兴秦国的宏愿，还有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他毅然选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当然知道赵良对他的针砭、劝诫是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但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遵从赵良循规蹈矩的中庸治国之道，固然能够独善其身，但秦国势必继续衰落下去，滑向黑暗的深渊。一个被既得利益集团操控、而人民深受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特权、利益所建立的传统礼教体系蛊惑的病入膏肓的国家，如果没有壮士断腕、除旧布新的改革勇气，以极刑重典破旧立新，那么等待它的命运只有灭亡。
商鞅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伟大的思想先驱，同时也是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试图冲破时代政治文化意识樊篱，探索建立公平法制社会的殉道者。他的叛逆秉性和政治上的独立特行，注定要为封建皇权作嫁衣裳，在推动封建文明进步的同时，成为被铁桶般封建体系内王位继任者、政治野心家和权贵们奉献历史祭坛的牺牲品。
受时代的局限，即便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者，商鞅对传统旧制的革命性仍是不彻底的，这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遗憾，同时也为他最后遭受车裂之刑的悲惨宿命埋下了伏笔。当秦孝公于临终前因担心新法难继，以及害怕商鞅因失去自己的庇护而遭不测，决定打破王权家族世袭封建传统，让商鞅继承王位，但被商鞅断然拒绝了。在这一点上，商鞅的激进思想与变革精神甚至不如开明豁达的秦孝公，他萦绕骨子里的灵魂其实依然封印在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等级制度的囚笼里，害怕扰乱帝制纲常，为千夫所指。
颇耐人寻味的是，为平官愤、巩固自己王位的秦惠文王虽然对商鞅处以极刑，却仍然沿用商鞅新法，这为商鞅之死增添了一层反讽意味。
离开我们二千多年的商鞅，已作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性政治巨星，闪耀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成为后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新旧朝代更替之际保守势力咒骂攻击的靶子，革新派拥戴效法的典范。“商鞅变法”以其特殊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不朽存在，时刻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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