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网络的普及，人们对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各色的图片广为流传，他的威严，他的微笑，他的庄重，他的温和，他的慈祥，他的智慧，他的深邃，他的大气，他的豪迈，他的幽默，他的情感，从中尽可以感知无余。
最触动人心的是他跟群众在一起的照片，亲切自然，水乳交融，与群众完全融为一体，那是一种亲密无间，一种水到渠成，一种情感流露。
毛主席说他最喜欢跟群众在一起，他这样说，他这样做，他一生都与群众在一起，为群众执言，为人民服务，群众是他的依靠，他也是群众的依靠。
1951年7月的天，毛主席在会见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时，谈起了他年轻时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以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一段心路历程，他说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后心生感慨：
“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无非一念救苍生”，他曾在诗句中明志，他的志向是让受苦的人不再受苦。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主席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里，他发出了自己的呼吁：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他要找寻一种方法，他看到了民众的大联合。
他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文，宣传这一方法。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他振臂高呼：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他主张将创办的社团“新民学会”的方针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俄式革命的改造方法，他在阐述理由时说：
“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因为立下了这样的大志向，要让普天下受苦的人得解放，毛主席走向了马克思，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要为穷苦人仗义执言。
1922年5月1日，他在《大公报》上撰文纪念“五一”劳动节，指出要注意劳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对劳工生存权，他说：
“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1925年冬，毛主席撰文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他揭露了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冒孙中山先的牌而实为“发财”的实质，他说：
“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 是为了‘救 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1927年3月，毛主席到湖南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对于迅猛发展而又引起议论纷纷的农民运动亮出了鲜明的观点：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领导人民走上武装革命的新征程，进行土地革命，“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从根本上挽救人民于空前的浩劫。人民军队成为了执行这一“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政府成为关心群众生活的执行机构。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表扬“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他说：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关于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他说：
“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
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要创作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因此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鼓励大家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在这个重要的大会上，毛主席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无比深情地边续用反问句式指出：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它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创造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人民政治协议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毛主席完成了人民解放的大业之后，须臾都不曾忘却早年立下的志向，他仍然要为人民执言，让人民真正成为共和国的主人。
1952年6月14日，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1955年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大民主问题时说：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9年11月12日，他在杭州西湖边与工作人员谈起国家前景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解放后，毛主席为群众执言在两个方面是花费了巨大精力的，一个是合作化和继之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另一个是他非常担忧并致力防范的可能形成的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因为合作化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抵抗灾害的最佳途径，而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利益最可靠的保障。
当60年代初期单干风开始抬头的时候，他硬着头皮也要顶住，并称之为“歪风”，他对于挑战人民公社的单干风非常不满，他想到的是什么?1962年8月9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的时候，针对单干风问题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这种担忧也体现在他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的一段话里，他送张平化下山，跟张平化大声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他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因为一心要为群众执言，当出现官僚主义的时候，毛主席会支持群众“打扁担”;当听到农民一无医二无药的时候，他会感到无比自责，斥责为卫生部为“老爷卫生部”，号召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当他看到文艺舞台上都是才子佳人，独独缺少工农兵，他会批评文化部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当学术上出现“学阀”，压制年轻人，他会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当提出培养接班人标准的时候，他会首先想到标准之一“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毛主席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他的答案是孙悟空。这跟他在转战陕北时的留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一脉相承的，毛主席用一生践行着“救苦”的雄心壮志，他一生都没有离开人民，他忠实地履行着“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的誓言，并与那些脱离人民的现象做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正因为要为世世代代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执言，决定了毛主席选择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集体化的道路，是一条人人平等的道路，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一条没有人剥削人的道路，是一条人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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