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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庆时刻，举国沸腾，本是火红荣耀的全民氛围。然而，就在前日，日本著名电子品牌索尼却胆敢在中国市场搞事情：
这种说法在过去很多年是论述抗日战争历史时极为常见的言辞，即：结束抗日战争、甚至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美国人，是美国人的那两颗“伟大的原子弹”。
这种论调，瞬间就把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抬到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阶位。
仿佛美国是人类的救世主，是反法西斯阵营的急先锋，是全东亚/东南亚人民挣脱出日寇铁蹄的大救星。
然而，熟悉我此前文章的同志应该了然，法西斯轴心阵线最大的培育者，恰恰就是美国(深宫财阀)自己。
包括日本法西斯的壮大，美国人同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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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日本南进派1941年12月攻击美国珍珠港，也是美国成功如愿进入战场、以珍珠港军民的牺牲换取美国财阀收割战争红利的实锤(见C· A·比尔德《罗斯福总统与 1941 年战争的来临》 一书)。
这种“两头下注+参战收割”的玩法，美国人在一战中早已耍过。
所谓美日1941-1945长达四年的太平洋战事交锋，从大格局的层面，你很难将它定义为一场绝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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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以惨败而告终。
此时，距离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日本放送协会对外广播的《终战诏书》出炉，已过去半个月;距离美军8月6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已过去2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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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自我吹嘘、标榜“原子弹决定论”，我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抗日战争最大的灾难牺牲者和胜利贡献者，很多中国人也跟着美国舆论这么附和，动辄拿原子弹去嘲弄日本，仿佛真正让日本法西斯胆寒的是美国的原子弹……
那我在这里必须要表示反对了。
真正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包括中国战区、太平洋战区、东南亚战区、南亚战区)形势扭转和最终关头一锤定音的，究竟是谁?
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最广大中国敌后抗日军民!
对于那两颗震动世界、连苏联苏共的高层都为之震撼的美帝原子弹，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毛主席，向来嗤之以鼻，早就看穿其实质。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根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显示，从1938年下半年始，日本陆军军部派往中国的派遣军共计24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9个师团、13军4个师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北/华中地区与我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日军只有11军的7个师团，在同蒋家军交战。
从武汉会战之后至1943年中，日本军队只对“正面战场”的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达到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进入1941年后，为了备战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区的日军意图加快控制占领中国，首要任务就是“剿灭共军”。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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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窥美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区已然面临的局势。
到1943年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增至8000万人，敌后抗日军队已增至47万人。
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攻势，歼灭日寇逾16万人，收复县城逾60座，扩大解放区逾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逾千万。
到当年度年4月，在毛主席指挥下，我党于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一亿，正规军逾91万人，另有民兵语220万人。
山呼海啸般的群众，这才是决定战争形势真正的“胜负手”，而非那两颗原子弹。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日本军方的某些顽固派面对美国海空军，仍旧宁死不从，幻想以所谓“玉亡”守住尊严。
但是就中国战区，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军民，看似张牙舞爪的日本鬼子从来没有如此嘴脸。
想要理解这样的区别，恐怕要看抗日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了。
战争其本质，是毛泽东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同步基调，都是一场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战事，而不仅仅是反对“德国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战争。
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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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记述：“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本“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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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许多人崇拜原子弹、推崇“原子弹决定论”，这和蒋介石在战争的“武器崇拜”、“实力崇拜”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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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面，可以看看得民心者的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怎么作战的，特别是在不迷信武器装备的情况下。
在1938年春夏之交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
这也就是我前文所述的“抗日战争”的本质。
在毛泽东的眼中，抗日战争是日本国内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裹挟日本人民，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作战。
而日本法西斯不正义的入侵行径，无法永远裹挟日本人民;但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长久地发动、领导、团结中国人民，以游击战的方式同看似武器装备强大的日寇进行持久作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对日本人民抱以高度的同情。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毛泽东率先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
在毛泽东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残害者而已。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互为军国主义肆虐的受害方，应当彼此同情、彼此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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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鲜明地点明：“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在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史上，遭遇过敌人原子弹威胁、遭遇过“核平”威胁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最危急的两次，显然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珍宝岛战争时期。
但是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恐惧和妥协过。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毛泽东的态度是：“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毛泽东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
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但是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即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做出的论断：“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最终结果也应证并解释了共产党领导的战争为什么胜利、人民军队为什么伟大、1840年以来中国为什么有了毛主席才重新成为一个「大国」。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教授在其《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曾有这样论述：“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其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论武力，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可以迫使坐拥核武器的美国，在板门店极为不甘地签下停战协议;
论武力，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在中国的毛泽东面前一败涂地。
真正能够让中国屹立世界的，绝不仅仅是一门门火力威力巨大的炮筒，而是坚定且自信的政治高度。
不认识到这一点，而盲目陷入英雄史观和原子弹崇拜，注定无法厘清包括二战历史在内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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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清，过去恒久以来美国之所以要在舆论层面将自己的原子弹炸日本事迹吹上天，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虚伪的救世主形象。
作为中国人，也跟着美国舆论力量喧嚣原子弹的所谓强大，从哪个角度——不论是明晰抗日胜利真正因素的角度，还是同情日本普通平民的角度——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外宣者应有的姿态。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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