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义治国的主张，也叫“圣王之道”，虽然历史上有“王道荡荡”的说法，但据鲁迅先生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
为什么儒家的“王道”论只存于典籍而不能流行于世?在于这种主张自身具有不可弥补的理论短板，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只讲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在实际社会中任何人都是需要“谋食”的，“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片面的追求精神而忽视甚至是鄙视物质，就成了无本之水，成了空中楼阁，不但虚伪，而且毫无可操作性。
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期间做的课堂笔记中对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记录道：
“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
在毛主席的理解里，虽“王道之极”，也有谋温饱的必要。
毛主席也是讲“王道”的，毛主席的“王道”与儒家的“王道”不一样。
1943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切实执行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讲到对待人民和对待敌人的态度问题时，他提出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他说：
“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 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
“对人民讲王道”，就是毛主席的“王道”。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革命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他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发表讲演，提出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对共产党人提出了最高要求，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他寄语即将到前方作战的干部说：
“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政治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毛主席在“宣言”中所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遵守的“训令”，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工农红军制定的“行动纲领”，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就是毛主席的“对人民讲王道”。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作纪念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主张，是他“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的另一种解读，而其实质是一样的，只是变化了一种说法。
因为对人民“用王道”，毛主席最大限度地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力量，最终实现了力量的反转，将“黑手高举霸王鞭”的蒋家王朝赶出了中国大陆，这是“王道”对“霸道”的胜利。
毛主席以“王道”打天下，也以“王道”治天下，他建立了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命名的共和国。但以“王道”治天下并不比以“王道”打天下容易，以“王道”打天下，敌人很明确，相对容易一些，而以“王道”治天下，要面对的“敌人”却主要来自内部，是思想问题，是作风问题，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从建国初期开始，毛主席就注意到了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持续不断地从思想上、从教育上、从组织上采取行动，阻止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57年4月1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中说：
“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
“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 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改进共产党人的态度和作风，他说：
“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针对有人说“跟着毛主席走”这句话，他指出：
“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8年12月11日，毛主席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在向外宾介绍中国解决部队上下级关系时说：
“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61年1月29日，毛主席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谈到整风整社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谈到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说：
“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
1967年10月3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对于干群关系问题，他说：
“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
1968年5月11日，毛主席召集一些中央领导人开会，批评了社会上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他指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牵挂着如何不脱离劳动者的这件大事情，他对有学生上了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的问题发表看法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王道”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一种理想，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它没有真实地存在过，如果我们今天再问一下“王道存在过吗?”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毛主席的“王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曾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毛主席说的“路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是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是社会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所说的“霸道”，是保障路线的手段，是捍卫路线的武器，是组织建设的准则。
毛主席的“王道”，是人间“正道”，是人间“大道”，是真正属于人民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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