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苏联援建的156项。第一个五年计划当然要全面反映（编者注：指正在撰写的国史中要得到反映），但是要突出地讲156项。这是我们中国党同苏联党友谊的结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中国这么落后，就是靠苏联援建的156项打下了工业的初步基础。直到今天，156项还在我们的工业体系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在这些项目设计、施工的全过程中，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两国的经济、技术工作通力合作，苏联专家确实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就当时的水平来讲，他们确实提供了最新的技术。如果他们有两套新机器，就给了我们一套，自己留一套。我们与斯大林有分歧，也有斗争。对他的错误，我们严肃地批评。但他也是做了许多好事的，像156项这样的好事，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样的事情，要大书特书，不能一笔带过。
——《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写得有声有色，光彩夺目》，《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一册，第201页。
二、关于尖端国防科学技术
关于国防科学技术问题。建国初期，我们从苏联引进设备、技术，聘请专家，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设备、购买技术、聘请专家，包括派留学生出国，又是怎样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国家只教我们使用、维修，不教我们设计、制造，他们的高、精、尖科技不让我们参观。苏联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帮助我们搞尖端科技，不仅教我们使用、维修，而且教我们设计、制造。尽管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原子弹、氢弹还是制造出来了。苏联专家中的大多数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的，有很多感人的事实。我们的科学技术能较快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固然主要是由于我国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是和当时苏联的棱助也是分不开的。
——《国史写作不应忽略的若干基本内容》，《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一册，第228页。
三、关于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锦州失守的时候，我们从朝阳赶到新立屯，准备在这里休息，过新年。还没有住下来锦州就失守了，国民党进来了，我们连夜急行军，狼狈不堪啊。蒋介石押宝，押在要把东北这块重工业基地完全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没有想到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解放了东北地区。军事以外，道义的问题终究是第一位的，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道义在我们方面。这里也应该公道地讲，苏联确实对我们给了帮助。陈云同志讲了，苏联是个沙发，背靠沙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后来我们的那些重武器，除了缴获国民党的以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苏联从日本手里缴获过来，后来给了我们。像朱瑞的炮兵师就是苏联红军缴获日本人的大炮送给我们后建立的。根据中苏协定，苏联不能不让国民党进入东北接收，但暗中还是对我们给予帮助的，应该公正地承认这一点。所以，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的胜利、道义上的胜利。“导论”中要明确这一条：就是共产党有理，蒋介石没理。有理的才能胜利，无理的必定失败。要把这个问题用适当的材料、用精炼的语言表达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的解放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蒋介石必然失败，无法挽救。虽然他有头号的帝国主义美国的全力支持，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国际帝国主义再想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已经没有指望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谁也阻挡不了。要把这种气势、这样一种内容，想办法在导论里说清楚。这样下来，人民政协的召开、开国大典、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独立了、中国从此统一了，就比较有了前因后果。这是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必然！
——《在国史第一卷初稿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册，第23-24页。
毛主席对斯大林评价，说他有两重性，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也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口上讲无私的援助，这么做也叫无私的援助！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得到了这份好处，就得承认除了这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他中国的土地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交换条件啊！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三八线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被美国占领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南亚从日本压迫下解放了，是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消灭日本的主力关东军，苏联确实付出了牺牲，对中国革命应该讲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也要说到，斯大林是大国沙文主义者，但终究还是共产主义者。东北战争结束没几天，日本投降是15日，不几天斯大林就派飞机到延安，把彭真同志、陈云同志接到沈阳。这—点上应该讲他还是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毛泽东。后来东北解放战争那几年，陈云同志讲，东北解放战争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打胜的，但也不要忘记苏联的帮助，打败了关东军是个帮助。三年解放战争，用陈云同志的语言来说，我们是背靠沙发来打国民党的。黑龙江以北，一直沿黑龙江到满洲里，都背靠着苏联。公开的，苏军白天不让我们到日本人的军火库取东西，但晚上还是照顾我们，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点斯大林做得比较好。但是他同国民党订有协定，解放了东北后，东北的大城市，不能不交给国民党。开始我们有些同志想不通，说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同志，为什么不把大城市都交给我们，非交给国民党不可？这是因为有个雅尔塔会议的协定，他不好改变。外蒙古在苏联的庇护下存在了几十年了，从20年代就开始了。最后国民党同意外蒙古独立。
——《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三卷，第139-141页。
四、关于原子弹问题。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我说一下情况。当时，我们是与赫鲁晓夫当政的苏联打交道。主席认为当今世界，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他向赫鲁晓夫提出搞原子弹的问题。赫鲁晓夫说：有我这个保护伞就行了。主席说，我们还要搞。经过谈判以后，苏联同意我们搞原子弹，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西郊房山搞了一个小的反应堆。后来派来一些专家。专家里有一些是很好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教我们技术。苏联撤回专家时，他们偷偷地把技术告诉我们，把他们的图纸留给我们。除了这么个基础，我们自己还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原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现在慢慢知晓了。再加上毛主席作出决策以后，以周总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在全国范围里组织大协作，所以才能够在苏联撤回专家以后的五年内，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有的同志给我介绍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搞成第一颗原子弹，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搞原子弹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具体过程加以分解，很细地分解，非常严密、细致地分解，分解到零件、部件，这个材料，那个材料；然后大家同时并进，你搞这个零件，他搞那个材料，都按照严格的标准、严格的设计、严格的规划搞，这样研制原子弹的时间就缩短了。没有苏联帮我们搞的反应堆．没有苏联专家真正无私的援助，什么东西都要我们从头搞起，是不可能在1964年出成果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这样的事，也是“大跃进”时期搞的。当然，并不是说这是“大跃进”的功劳，而是说这项工作是在“大跃进”时期紧张地进行的。
——《在国史第二卷一九九三年稿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册，第318-319页。
到了1958年下半年，北戴河会议后，一直到1961年，苏联提出“和平过渡”,“三和”来了，苏共二十一大“全民党”、“全民国家”来了，到后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来了。赫鲁晓夫要中国同他一道取得美国的“谅解”，把我们当作他同美国关系这盘棋上的一个卒子。接着英、美、苏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想把我们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下。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就像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一样。当时针对这个条约，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中国反对；资本主义阵营中，一个法国反对。赫鲁晓夫越走越远，以至于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突然袭击，我们被迫回击。这样不仅两党关系，两国关系也破裂了。到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四面受包围。不但东面、北面、南面，而且还有西面，赫鲁晓夫同尼赫鲁勾结在一起。
——《在国史第二卷一九九八年稿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册第477-478页
五、关于打破美西方对华封锁
从大形势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一系列国家独立。在我们的东南面有了一系列新的独立国家。印度、缅甸同我们友好。越南是我们帮助打奠边府战争，把法国人赶跑了。老挝、柬埔寨都同我们友好。所以说，美国只封锁了一段。我们同苏联、东欧开放的一大片没有被封锁，有这么个条件。而且，朝鲜战争以后，斯大林去掉了对中国党“铁托式”胜利的怀疑，苏共和苏联确实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好多了，可以说是“蜜月”关系。156个项目，说无私，当然不是，但确实是友好的。苏联当时一种新的机器出来以后，就给我们一部，自己留一部。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多，都是证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说要考虑到我们是东方国家，第一次实行计划要留有余地。五年计划，指标定得低一点，年度计划，指标定得高—点，这是经验之谈。还有低息借款3亿美金。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首先遇到个反党集团，他寻求我们的支持。1954年来中国，提前交还中长路，提前从旅顺撤军。毛主席问他两个势力范围你还要不要了，赫鲁晓夫讲不要了。赫鲁晓夫上台初期，1954年至1955年，还是同我们搞“蜜月”。1956年4月，来了个苏共二十大，捅了漏子。毛主席讲，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全世界掀起反共高潮、反苏高潮。只有中国共产党替他说话，使他稳住了阵脚。又有波匈事件，我们给他作了调和，替他出主意，他不能不感谢我们。1956年、1957年，甚至1958年的上半年，中苏关系还是继续“蜜月”的关系。这些情况不能不讲。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建设，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美国封锁我们没有起作用，虽然造成闲难，但没有阻挡我们前进。
第二个时期的环境和对外关系同第一个时期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搞建设。我们没有屈服、投降，我们的事业没有停顿。多么艰难，内忧外患不是句空话。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就没法写清楚这曲折的十年。中国人民有骨气，我们这个党谁也压不垮，毛主席在四面包围中，屹立不动。
——《在国史第二卷一九九八年稿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册，第476、477、478页。
中国与苏联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的石油主要靠苏联。解放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就搞封锁，一斤油也不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第40至43页有几个数字：1949年我国石油产拭仅12万吨，1952年提商到44万吨，但直到1957年也才146万吨。当时国家急需的石油—半以上主要靠从苏联进口。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他们的石油供应逐渐减少，以至到后来就没有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搞出一个大庆，我们工业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了。1960年大庆油田开始开发，到1964年原油产量已占全国的60％以上，1975年大庆产油达4625万吨，当年我国石油出口1210万吨。所以大庆石油的自力更生的政治意义在于，不仅使得我们石油能够自给，我们的建设没有停顿，还能在调整以后向前发展，而且使我们能够挺起腰杆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赫鲁晓夫。国防尖端科学也同样。原来苏联帮助我们，中苏关系破裂，专家撤了，设备也不提供了。我们就是靠自己，最终战胜了闲难。事情很巧，1964年10月16日苏联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一天我们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没有中央的正确政策，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两面夹攻就很可能把我们搞得一塌糊涂。在这样严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克服了闲难，经济有所发展，犯了错误又能从中总结教训，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昨天田居俭同志讲，新中国走过的45年，要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考虑。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以为一封锁中国，我们就会退让，我们偏偏不就范，不磕头，不下跪，而是抬起头挺起胸向前走。这就是最伟大的国格，最高尚的国格。
——《在电视剧《共和国之路》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四册，第342-343页。
六、关于抗美援朝中的对华援助
解放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怀疑我们是不是铁托式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时期的中苏关系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关系。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苏联很大的帮助，进行三大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册436页
50年代我们抗美援朝，虽然由苏联提供军火，但是斯大林要我们半价偿还，这笔钱合起来比苏联给我们3亿美元的贷款高得多。1964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建设要特别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要寄希望于别的国家的援助。尽管困难，1965年我们把苏联的欠款全部还清了。1975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十年大变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6册第290页
对金门打炮，毛主席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公告性质的文章。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提出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合建问题。毛主席生了气，对苏联大使尤金说，拒绝这些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报告，急忙于7月31日来到中国，与毛泽东同志会谈。毛主席尖锐地对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一来，那好了，我和我们中央就带领民众上山打游击去，中国的边防部队的武装都统一由你们指挥。当时，中苏在新疆已有三个合营公司，苏方还要在广东搞一个菠萝合营公司。这些事惹翻了毛主席，侵犯我国主权的事决不答应。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当然也不满意，从北京走了以后，到海参崴就讲什么“不要做好斗的公鸡”。
——《关于曲折发展的十年》《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一册，第335页
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党搞突然袭击，我们回击以后，他就把党的争论、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撕毁合同、破坏协定、撤退专家、断绝各种各样商品的供应。到1961年、1962年时，我们不仅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同时受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封锁。
——《十年大变化》《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6册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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