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特殊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政治领域没有把好意识形态阀门，美国盯住苏联意识形态管理的这一薄弱环节，采取物质诱惑、价值观颠覆、舆论倒逼及非政府组织行动等方式，对苏联政治领域成功实施了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致使苏联大批党政官员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当今中国改革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国外复杂问题的挑战，因此，必须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与意识形态管理，警惕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舆论战，严控意识形态阀门并依法管理非政府组织。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在经济、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是20世纪唯一能与美国比肩抗衡的超级大国。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91年底，苏联(1917—1922年为苏俄)仅仅历时74年就分崩离析，令人扼腕。苏联为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失去政权?究竟是哪些因素所导致?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会发现，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从外部对苏联施压，其中，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一项重要策略。鉴于此，笔者选取最易被人忽略的政治领域意识形态，深入剖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进行渗透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方式，以警示后人。
一、美国对苏联政治领域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背景
(一)二战之后美苏争霸格局的演变
苏联自诞生之后就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发展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二战后苏联更是迅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重工业和军工业体系，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初具形态，与处于低迷重建期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这一时期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对苏联进行渗透与攻击，但攻势减弱，他们也认识到暂时还无法摧毁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美苏争霸格局的形成，双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愈演愈烈，他们都试图摧毁对方阵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美苏争霸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稳步发展，美国经济也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相对于欧洲国家在战后的低迷发展，美苏两国在战后重建中恢复迅速，很快摆脱了二战对各自的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一时期，虽然苏联在谋求与美国共同管理世界的斗争中，因古巴导弹危机而失败，并在国际舆论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处于强盛发展期的苏联对意识形态管理非常严格，美国实行的心理战因重重阻隔而未成功。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经济、文化、外交、航天、军事、体育等事业都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是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苏联在军事上超过美国，而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经济政治受到较大影响而陷入低迷，从而无暇也无力加强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三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与美国谋求和解，在内政外交上逐渐向其倾斜，对其开放。美国经历了经济滞涨后，于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政府的调控下得以迅速恢复，失业率降低，社会福利良好，人民生活较稳定，这为美国政府对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美国重新处于优势地位，并有机会对苏联实施意识形态渗透战略。
(二)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渗透的时机把握
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真正实施并取得“非凡效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一是苏联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出现了严重弊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之后，苏联经济开始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高度集中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军工业的苏联模式弊端逐渐凸显。同时苏联政治领域腐败丛生，特权阶层利用职权坐享国内大部分优质资源，与之相伴随的奢靡之风、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体制中的行贿受贿比比皆是，甚至发展到破坏计划、完不成任务，无人对此承担责任。”[1]再加之苏联最高层领导人几次易更，政策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改革呼声也未得到重视，使得政治生态环境极其糟糕且得不到解决。二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失误。他上台后首先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提出“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为西方及敌对势力大开方便之门。戈尔巴乔夫向往资本主义，极其崇拜美国，他裁撤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具有真正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转而将他的亲信雅科夫列夫安排在意识形态部门，掌管党的喉舌。他还下令停止对外国电台信号的干扰，导致“美国之音”“欧洲自由电台”等带有强烈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广播可以畅通无阻地对苏联民众进行全天候的播报。这两家电台都是美国针对苏联而建，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美国利益出发，向苏联人民“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介绍西方社会成就、生活及价值观等来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苏联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2]80它们是“对东欧和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最强大的工具”[2]80。1990年苏联又颁布了《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与公民自主创办新闻报刊的限制。这为反对派报刊合法化打开了大门;外国新闻媒介也不受苏联管控，趁机肆意歪曲事实，对时政进行歪曲、夸大报道。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一系列改革使苏联政治舆论环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积极谋求对苏联进行渗透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更使美国确信在政治领域对苏联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时机已经到来。
二、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
二战结束后，美国历任总统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摧毁苏联，特别是里根，其“一直视苏联为国际舞台上贪得无厌的入侵者和邪恶之徒。”[3]1983年，里根政府通过了《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第75号文件，强调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要内外部相结合，从外部抵抗苏联，从内部对苏联施压，以削弱苏联的“帝国主义资源”，通过一系列计划与措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置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4]。为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先从政治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kind=small}
(一)运用西方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对苏联高层党政官员进行渗透
一个国家的官员尤其是最高层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国家的内政外交，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苏联长期以来实行一党专政，党的总书记及高级官员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如果高级领导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损害。美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加强对苏联党政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试图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
1.从思想上颠覆苏联最高层领导的价值观
美国总统里根明确表示期望与苏联最高层领导人接触:“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完成一些外交官因职权所限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高层人士在高峰会议中交涉谈判，然后两人携手步出会场，宣称‘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协议’，则官僚也无法阻滞、破坏此一协议。”[5]里根这一愿望的实质是想通过与苏联最高层领导人接触而影响其世界观，进而达到影响其在大政方针中的决策。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这一设想具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
随着苏联与西方交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开始急速地西化。美国、英国等国领袖也趁机施加影响。据雷日科夫描述，在担任苏联总书记的6年里，戈尔巴乔夫与美国两任总统(里根与老布什)会见了11次。里根在私下曾感慨:“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我无法尝试我的构想，现在绝佳机会已到来。”[6]戈尔巴乔夫也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对美国的看法:“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7]并对美国产生了无比向往与依赖的情结，除了最南部几个州之外，几乎走遍了整个美国。美国学者孔华润(沃伦·I·科恩)指出:“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苏联与其说像一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他知道，要想实现现代化，仅靠引进西方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接受西方的某些思想和价值观念。”[8]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思想已经资本主义化了。
雅科夫列夫的思想蜕变也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和渗透。他年轻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仰，后被苏共中央作为重要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回国后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他承认去美国访学，到加拿大工作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景象对他产生了强烈冲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他的脑中扎根:“我是20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9]22于是，“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还不是彻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进行彻底改革的准备。”[9]24
除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外，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索布恰克等苏联党内高级官员都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在苏共党内都身居要职，常以“改革家身份”示人，亲英美，都向往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具备很强的演讲煽动能力。这也是美国选中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原因。
2.从物质上腐蚀苏联党政官员的思想意识
美国不仅用“民主”“自由”思想对苏联最高层领导的价值观进行渗透，还采取经济物质手段引诱和收买他们。美国对外极力宣传其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邀请苏联官员访问美国，让他们亲身感受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此来渗透和影响他们。
叶利钦曾多次访问美国，他最钟爱美国的名酒，每次到访必有美酒相伴，以至于一些人笑称，叶利钦最重要的朋友是杰克·丹尼酒。[10]1989年，叶利钦政治仕途迎来转机，他以私人身份访美，在看到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盛景下，对苏联社会主义更加不满。这次美国之行促使叶利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上空时，我自己的内心也是成了一个自由的人。”[11]他还在自传中记录了此次访美归国后的思想变化，“那时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明白我虽在苏联历史传统、习惯和教育方面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信仰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11]
同时，美国利用苏联情报机构的变节者大肆做文章，许反水者以优厚待遇。在震惊苏联内外的苏联情报机构高官尤尔琴科叛逃案件中，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及调查常设小组委员会所做的特别声明中多次强调，美对苏叛逃官员“进行重新安置使他们远离极权主义”[12]2。美国认为，叛逃苏联的行为并不可耻，叛逃者的行为只是“选择工作和生活在自由王国”的合理举动，不应该被限制。[12]12美国传递的这一信号，使部分信念不坚定的苏联官员开始在思想和情感上偏向美国。于是，到西方开开眼界，被苏联不少官员视为一种荣耀，成为他们争相攫取的特殊权利，到西方旅游、出访成为最重要的地位象征。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表面的繁荣，忘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暂时的困难，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活力。他们因向往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物质待遇，而逐渐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怀疑，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美国瓦解苏联的重要帮手。
(二)运用舆论战捧杀苏联高层领导及棒杀苏联当局军政行动
舆论具有极强威力及隐蔽性，美国对其有深入研究。美国各大学几乎都有舆论研究中心，美国政府更是早在1939年就开始了对社会舆论的研究。[13]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美国将舆论战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谋划对苏联展开舆论战，伺机给其以重重一击。
1.“舆论捧杀”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舆论捧杀”是美国舆论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吹捧”“赞美”敌对国家及其领导人，麻痹对手，使对方丧失戒备心，特别是注重引导对方的错误决策和行为，诱使对方在错误道路上越陷越深，最终达到击败对手的目的。
美国“舆论捧杀”的首选对象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改革主张并付诸实践，造成苏联社会的严重混乱。但这一严重损害苏联和苏联人民利益的改革却得到了美国的大力赞许。1988年5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中，明确表示赞赏戈尔巴乔夫改革，认为其改革推动了苏联社会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同时给予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极高评价:“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激动、最有希望的时代。”[14]美国老布什政府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政策亦是极力吹捧， 1989年9月，国务卿詹姆逊·贝克访问苏联时的发言最具有代表性:“我在政治界不是新手，见识过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治家像您这样有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胆略。”[15]贝克还表达了老布什政府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力支持。
上任两年后，戈尔巴乔夫完成《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新思维”改革思想。这本书虽然指出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尤其在阐述外交新思维方面，刻意模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以迎合西方需要。可见，“新思维”其实并不是真的“新”。这本书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吹捧，他们给予戈尔巴乔夫很多稿酬，“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16]4戈尔巴乔夫也于1987年和198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年风云人物”。
在这种“舆论捧杀”之下，戈尔巴乔夫沾沾自喜，极其享受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列利·博尔金曾说:“他经常匆匆忙忙结束谈话或者(像是对着我)开始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使命的评论，这种东西他有时会读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16]282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更加坚定自己的改革立场，即使改革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他也始终认为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他更加亲近美国，亲近西方，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很多改革决策也向西方看齐，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2.“舆论棒杀”苏联当局军政行动
美国联合西方阵营，花费巨资，在欧洲部署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旦苏联有何行动，这些传播工具便开足马力对苏联进行谴责，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攻势，进行有预谋的“棒杀”。如鼓励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政府施加强大舆论压力。
1989年8月23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苏势力支持下，特别是在电台广播的协调下，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要求从苏联联盟中分离出去。西方媒体纷纷报道渲染，西方的政治家和反苏人士也借机宣扬炒作，谴责苏联占领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不合法性，认为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并非政治议题，而是道德议题，意图用道义取代民族统一，混淆是非，瓦解苏联。1991年，苏联被迫出兵三个加盟共和国，却遭到西方的一致谴责。美国老布什政府发表声明:“运用武力来反对和平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勇敢的波罗的海人民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在行为方面实际上保持了尊严和克制。”[17]美国参议院还召开了特别会议，以99票对0票通过决议，强烈谴责苏联在波罗的海的行动，单方面撕毁与苏联签订的经济协议，考虑对苏联实行制裁。在美国舆论、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屈服，最终以苏联撤兵、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而结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联党政军高层部分领导人为挽救苏联做出的最后尝试。这次尝试侵犯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他们强烈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挽救苏联的行为，诬称是阻碍苏联改革的阴谋与政变。“美国之音”还转播了叶利钦号召推翻“8·19事件”领导人以及老布什发表谴责的讲话，以扩大舆论影响力，使叶利钦有机会向苏联民众发表讲话。正是在叶利钦站在苏军坦克上的讲话和西方舆论、苏联国内西化派舆论的联合宣传下，不明真相的苏联民众纷纷支持叶利钦，阻碍苏军进入莫斯科维持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加速了“8·19事件”的失败。
可以看出，美国直接或间接利用舆论对苏联的军事、政治行动以及正当行为、进步人士言行等进行棒杀，使得苏联境内无法听到进步声音，舆论界在传播进步言论方面得了“失语症”，被这种“棒杀”操控，正义之声无法发出，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咒骂苏共、咒骂共产主义的言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对苏共丧失信心。
(三)运用非政府组织力量干涉苏联内政外交
一些非政府组织一般打着非营利、公益性的旗号形式，声称与官方无关，但在实际运行中，特别是冷战时期，非政府组织与所在国政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成为配合其执行对外政策的工具。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并指使非政府组织加强对苏联政治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资助反对派配合西方国家开展瓦解苏联的跨国行动。
1.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者”
美国历任政府深谙非政府组织对苏联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性，因此极力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对外事务，竭力将其“政治化”，使之成为向苏联推行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武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支持苏联境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谴责苏联任何干涉“人权”的行为，“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严辞地批评苏联破坏了国际条约。”[18]在非政府组织支持下，苏联境内的非法团体开始组织散布苏联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美国非政府组织还设立各种奖项和颁发各种证书支持“持不同政见者”。1987年，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苏联开始活动，公开支持“持不同政见者”。1980年代的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①也在苏联培养亲美、亲西势力，鼓励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或民主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等，并授予他们荣誉，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授予“乔治·米尼人权奖”等。值得一提的是，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给他挂满各种桂冠，如197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8年，又获得由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等。由他创办的《公开性》杂志通过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巴黎用俄语发行，发行量达20 000份，在纽约用英语出版，还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在国外多地发行。[19]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上任后不仅立即拜访了刚刚被释放的萨哈罗夫，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分裂势力的代表，明确表达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在他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苏联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时，“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20]437，不仅同他们交流思想，而且“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20]461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还向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书籍、印刷设备以及电脑、美元等，并为他们到西方政治避难提供条件。如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苏联投资数亿美元对所谓的民主机构和人员予以物质、技术的帮助和支持。[21]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切雷尔认为:“美国实行的‘人权策略效果十分显著’，该策略支持了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促进了其国内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并对苏联体制予以有力的冲击。”[22]美国正是通过不断扶持“持不同政见者”，使他们成为瓦解苏联和苏共政权的重要推手。美国当时的报道毫不掩饰地宣称:即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世，改革派也有了稳固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23]可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摧毁苏联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推进瓦解苏联的“跨国社会运动”
“跨国社会运动”又名跨国市民社会运动、全球社会运动等，它是指以共同认同或共同目标为基础，在两个以上国家发动协调一致和连续性的动员或抗议活动，以公开影响社会变革为目的的跨国行动者组成的非社会活动网络。[24]从历史和现实看，“跨国社会运动”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帮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各种政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并通过西方非政府组织的煽动，与之联合起来开展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运动。美国曾宣称通过“偷运宣传品进去以煽动不满”这种方式，拉拢更多的民众参与到“跨国社会运动”中来，以摧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25]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开展“跨国社会运动”就是要穿越国家和社会的壁垒，传播西方民主，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26]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美国通过东欧及苏联反对派积极在苏联开展“跨国社会运动”，帮助反对派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散布反社会情绪的谣言，依靠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社会骚乱，向苏联政权发动进攻。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曾揭露了美国政府的阴谋:“中央情报局竭力……把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非正式的联合力量。依靠这些‘朋友’在国内外为美国政府的利益讲话，当然也让他们的这些话听起来出于自发。这些个人和机构仍然是‘非官方’的，但事实上他们是由中央情报局任命的。”[27]
到1989年，苏联各种非政府组织多达60 000个，且涉及范围极广，比较出名的有“劳联—产联”“人权观察”“莫斯科人民阵线”等;也有比较小的，如一些俱乐部等。它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宣传美国和西方的思想，发布丑化、歪曲苏联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苏联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刻，又煽动群众集会和举行示威游行等活动，意图颠覆苏共政权。影响比较大的如1989年受非政府组织煽动，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波罗的海之路”。事实上，“波罗的海之路”的背后推手是“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影响而成立的民族分裂组织，它们不断渲染民族对立气氛，不断制造俄罗斯族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大搞民族分裂运动，最终成为推倒苏联解体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镜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全国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求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更有必要加强政治领域建设，防止西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我们要深入分析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与手段，从中吸取教训，提高我们党防腐拒变的执政能力。
(一)应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建设与意识形态教育
苏联不少党员干部缺乏防腐拒变能力，信仰不够坚定。他们在面对美国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缺乏坚强的防范意识和抵御能力，往往自甘堕落，甚至沦为俘虏。因此，重视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教育，提高党的思想政治觉悟，锻造一支思想纯洁、信仰坚定、执政能力强的党员干部队伍十分重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就需要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培养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提高党员干部判断、决策的能力。同时拒绝任何教条式的学习，注重将学习内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发扬实干精神，创造精神。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28]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从严治党、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与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须警惕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舆论战
警惕和防范西方舆论战，需要党政官员具有清醒头脑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美国对苏联发起的舆论攻势之所以奏效，与苏联领导人缺乏对西方舆论战的警惕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缺失有着密切关系。苏联领导人在西方舆论战正反双重攻势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产生怀疑，进而放弃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道路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在培养和选拔党政干部时，要对其综合素质进行谨慎的评定，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时，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提高干部队伍冷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发展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明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我国进入新时代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再次确认。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在思想上理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但这不代表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不会偏离。因此，还要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时刻以社会主义方向为标杆，衡量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在政策施行中，要以人民为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落实到实践中。
(三)要严控意识形态阀门并依法管理非政府组织
要在政治领域严控意识形态阀门，规范有效管理非政府组织，对其活动进行法律监管。严禁其散播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潮;严禁其发布拒绝党的集中领导、质疑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错误言论;严禁其歪曲和丑化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必要时对其组织坚决取缔，切不可让非政府组织脱离党和国家的管控范围。事实上，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是由国家授权，其开展的很多如“跨国社会运动”也是政府支持下进行，所以决不能放任其不管或放任自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意识形态管理，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坚持冷战思维，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一方面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把中美关系搞好;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刻警惕美国对我们进行政治领域意识形态渗透，时刻防范西方的和平演变阴谋，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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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自由之家”成立于1941年，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主张反对欧洲的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的研究和支持。该组织80%的预算来源于美国政府。
（本文原载《北京教育学报》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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