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自己住的窑洞里，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给出了答案，史称“窑洞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重提“窑洞对”，可见此事对我们党影响之深。那么，何为“窑洞对”？毛泽东“窑洞对”的历史底气何在？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解答。
“窑洞对”经过
1945年7月1日，在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简陋机场上，从飞机上走下来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褚辅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他们来延安的目的，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6人中，当时有中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之称，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的黄炎培，是威望和影响力最高的，实际上是这一组人的领头人。
他们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20多万党员，是领导120余万人民军队的大党，且刚刚开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中共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且请他们在延安随便看，有绝对的自由，想到哪里，自己去就行，想找什么人谈，自己找就行，不用人带路。黄炎培等人也不客气，在延安也确实是随便走随便看随便找人谈。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深为延安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所感染。他们是从国民党和“陪都”重庆来的，自然把延安和重庆作了对比，认定将来必定是共产党得天下。
◆1945年7月，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六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后能长期坐天下。在考察完毕即将飞回重庆之前，他们先和周恩来、朱德等进行了会谈。7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时间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会见了黄炎培。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没说多余的话，直接对毛泽东坦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庄重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方面并没有公开。它的公开，是因为黄炎培先生对毛泽东的回答感触特别深，回到重庆后写下《延安归来》一书。在这本书中，黄炎培除了介绍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外，也记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当年8月，《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国民党当局得知《延安归来》已出版，便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发行，因此这本书第一次只印了2万册，但这本书面世后，却在中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反响强烈，他们把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称为“窑洞对”，并且以此对比共产党与国民党，认定共产党必得天下。这就是“窑洞对”产生和面世的经过。
但在当时，乃至后来很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窑洞对”中说的话，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我们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
苏区的发轫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那个时候，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让人民监督政府，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也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深知“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的道理（《国语·周语上》），知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的古训（王充《论衡》），更知道列宁说过“给我一个强大的人民监督制，我能把整个党和国家中的官僚腐败翻转过来”的话（列宁《工人监督条例》）。因此他在任职之初就强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
今天说起来仍令人敬佩的是：我们党30年代在并不富庶且战火不断的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后，不仅自觉置于人民民主监督之下，还主动动员人民群众监督我们党，探索出人民民主监督的途径、方式、手段。在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督促权。任何一个苏区群众，都可以公开批评担任任何职务的工作人员。
现在，当人们听到“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社”这三个词汇时，一定会想象：前两个词汇指的是军队战斗编制，后一个词是指新闻报道组织。其实不然。这三个词汇，分别指的是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创造的群众监督我党的组织。三个组织，名称不同，涉及的人群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我们党主动领导人民建立的监督自己的群众组织。为了便于这三种群众组织监督我们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中共中央还在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群众舆论监督专栏，轻骑队员、突击队员、工农通信员都可以在专栏中揭露、批判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各种腐败现象。除了这三个组织外，中央苏区有公民权的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控告。三个组织，加上普通群众，形成一张监督网，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都逃不出这张大网。
举报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1932年9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刚刚颁布的《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都必须设立控告局，接受和处理普通群众对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检举揭发控告。当时有群众提出，如果被举报的是直接管我们的干部呢？如果是控告局的人呢？怎么办？只要想，办法总是有的。没几天，苏维埃政府就发明了举报箱（当时称控告箱）。这种举报箱是木制的，很结实，设在工农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上边标示：苏维埃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举报箱不是摆设，很管用，干部群众用它检举揭发，仅瑞金县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洋。轻骑队员、突击队员、工农通信员（简称“三员”）也不是只挂个名，他们分布广泛，搜集材料及时、细致，很多贪污案件是由“三员”检举出来的。中央互济会财务部长谢开松的贪污案，就是由通信员的报告与该会主任的控告揭露出来的。“三员”与群众直接控告结合，更管用。一次，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收到对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三个厂的会计科长贪污腐化行为的群众控告信，但派人查了几次账都查不出来，最后还是参加审查的“三员”查出了三个会计科长的贪污罪行。
唐代史学家吴兢说“礼以安上化人”。这话说得有道理。激浊必然扬清，人民的监督和革命的自觉，使苏区干部形成了清正廉洁的好作风。当年苏区流行一首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既生动又具体地描绘出我党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风。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是中国最清正廉洁的政府，苏区干部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奉公的勤务员。毛泽民担任苏维埃银行行长，他的哥哥毛泽东每次到苏维埃银行检查工作时，他总是只倒一杯白开水招待，从不留人吃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家中背米到省苏机关去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红军长征后，他带领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初被敌人打散后，他衣衫褴褛乞讨度日，谁也不知他竟藏有一大包组织交给的活动经费。直到1937年初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时，他才把珍藏三年的金银拿出来，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边区的探索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时空不断变换，历史前进脚步永不停止，我们党的可贵之处在于：永不停歇地随着历史前进脚步而不断探索。我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渡过一个个艰难岁月，但是，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当我们党立足陕北并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
有谁见过政府领导人自己背着干粮袋，穿山沟、过小河，步行几十里甚至百余里，到偏远山村去直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的？这在世界政党史、政权建设史上也闻所未闻的事，却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当年，领导边区的共产党要求各县县长必须和群众面对面，共同检查政府工作，征求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意见，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工作中出现重要错误的县长，必须当面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安塞县县长在乡代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富县、延川等县县长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后，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书面检讨文章。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对那些工作中有明显缺点、工作干得不好、出了问题的干部，群众可以直接批评。在志丹县三乡召开的征求意见大会上，群众就直接批评县长关心家里的事太多、脱离群众。区长与群众直接接触多，群众对他们的监督、批评也更经常。清涧县一个区长包庇贪污分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多群众说他为人不清白，要求查处。上级派人来查，果然查实了他的问题，上级立即撤销了他的区长职务。农民参议员刘德富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他们都能虚心地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边区政府鼓励群众通过书信、集体上访，告发干部的违纪行为。有的群众甚至步行到延安面见边区政府高岗、林伯渠反映情况。当时的陕北就流传着“老百姓受不得半点儿冤屈”的说法。
常怀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使我们党真心实意发动群众监督自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而我党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人民性的政治属性。
普选，并非西方专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我党就在边区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第一次是1938年，第二次是1941年，第三次是1945年。我党领导下边区政府搞的这三次民主选举，耗费精力巨大，选举过程也比较复杂，但意义却极为深广。
美国人是习惯于选举的。但当年来陕甘宁考察的美国人，也对边区选举办法啧啧称赞。边区各地根据特殊情况，发明了投票、投豆、香点、举手等许多选举方式，其中，“投豆”和“香点”是尊重陕北大多数不识字群众选举权，又为选举人保密的特殊方式。“投豆”也称为“豆选”，方法是：被选举人背对选举人坐着，每个人身后放一个大碗，谁想选哪个人，就在他背后的大碗里投入一颗豆子，背后大碗里豆子多者当选。“香点”也称“香选”，办法是：事先在不同颜色的选票上将不同的被选举人名字写上，并且当场告知哪种颜色的选票属于哪一个被选举人。选举人想选谁，就用香在自己选定的选票上烧一个洞，最后以烧洞多的选票，确定选出者。著名民主人士黄齐生1945年在延安住了一年零两个月，亲眼考察了边区的民主选举，并且在《延安选举见闻》一文中作了详尽记述。他深有感触地说：“从这样产生出来的议会，又由这样产生出来的政府哪里会有贪污？哪里会有腐化？”黄先生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有“检阅”和“评价”权。边区人民有权对不称职的政府人员提出罢免要求，经上级审查属实后予以罢免。边区人民这种民主权利，体现在上自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下至每个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是30年代苏区“三结合”监督内涵的创造性转化，是人民民主监督的新形式。
我们党的史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人员分配，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目的是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和人民各阶层实行民主共商。不久，我们党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并且带头实行。在延安，地主和商人的代表也能担任边区政府要职，其中，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是突出的代表。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为边区政府尽职尽责，他提出精兵简政，中共中央马上接受并且立即实行。有一个英国记者到延安特意找到李鼎铭，问他：“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说：“我有职又有权。”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他确实有职有权。”
17世纪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把人民民主化为法制，人民民主才具有约束政府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最懂得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在边区，共产党对把人民民主形成的人民意志，转化为法律力量，从而制约政府的途径，进行了不懈探索。
在边区，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在实行人民民主，发动人民监督政府方面，突出的着力点，就是以法护廉。我党在立足陕北不久的1938年8月，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惩治贪污的办法，而这个办法的第一条就规定：“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体现了共产党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政府、监督公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初心。
古语云：“为政重在廉，为政不为民，民当弃之”、“为政不清廉，民当惩之”。古往今来，也只有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让人民的监督力量化为法制力量，以法护廉、惩治腐败。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当年的共产党和当年的国民党作一下对比。共产党方面的黄克功和国民党方面的张灵甫，都经历过枪林弹雨，同样因情生恨杀人，但两个人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黄克功案发后，被开除党籍，面对许多人“刀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不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张灵甫案发后，国民党法院一直压着死者家属的状子不办。蒋介石装模作样把他关进“模范监狱”好吃好喝养了一年就秘密释放出狱，将原名“张钟麟”改为“张灵甫”，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共产党方面的肖玉璧是个老红军，他受重伤后，毛泽东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使他很快康复。但肖玉璧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大洋3000多块，被依法判处死刑。肖玉璧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这封信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你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肖玉璧被执行枪决。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贪污公款不计其数，政界商界早就反应强烈，但国民党政府却装聋作哑，从来不查。孔祥熙越贪越胆大。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孔祥熙把这笔款中的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他的个人账号，被美国财政部跟踪调查发现并查证属实。丑闻曝出，舆论哗然，但孔祥熙却在蒋介石庇护下毫发无损，照样升官发财。
两个政党，两种纪律，两种作风，两种走向。黄克功、肖玉璧被处决，陕甘宁边区风清气朗。张灵甫、孔祥熙被包庇，国民党统治区污浊不堪。
魏晋思想家傅玄说：“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共产党，必然有“公心”“公道”，有“公心”“公道”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必然有“公制”。当年的延安真正做到了“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修务训》）。边区人民在公正无私的共产党领导下，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劳动竞赛、互助合作、参军参战、征收公粮……边区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永远和共产党同心同德。1944年美军一个观察组考察延安后，被边区朝气蓬勃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去后，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报告中写道：“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切实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这就是毛泽东“窑洞对”的历史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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