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东欧剧变后，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对革命的浪潮，这一浪潮也波及中国。一些人全盘否定近代中国的革命，不加分析地推崇一切体制内的改良。革命和改良是人类社会变革的两种方式，对近代中国改良的盲目肯定，实际是反对革命的同义语；无原则地歌颂改良，是反历史主义的做法。因此，必须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具体地看待二者的作用，而不能抽象地谈论革命和改良的优劣。
改良不能挽救近代中国的危局
改良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缓时期的变革方式，一般是在统治阶级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社会的部分或环节进行的局部的、点滴的主动改革，使社会发生渐进的量的变化。改良的主体一般是统治阶级中思想比较开明的群体，他们对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有较深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有较清醒的认识，对现有社会矛盾有准确的判断，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进行渐进和平的变革，以维护和巩固现有统治为目的，以不破坏现有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和原则为限度。
改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898年戊戌变法就是代表。作为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进行广泛宣传，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作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试图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倡兴办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抨击，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一个缺口，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镇压下，这场运动遭到强烈反对与抵制，仅持续103天便宣告失败。之后的清末新政，也是清政府为抵制国内革命形势、维护统治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如编练新军、改革官制、鼓励兴办实业、兴办教育等，无非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明，清政府并不是一个守旧的政权，但这既不能化解清朝的统治危机，也不能扭转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颓势。这说明，在近代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当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还起促进作用时，想要人为“制造”革命，是决然不会成功的。同样，当一种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已经不能维护和促进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经济利益格局变化时，革命就成为必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换言之，革命的发生需要具备革命形势。对此，列宁精辟地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其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其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是充满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的压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革命。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给腐朽的晚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各地争相响应，迅速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图为路璋所作油画《武昌起义》（引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油画藏品选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第186 页）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良，但都未能挽救危局，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山河破碎的危局中，孙中山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产物
革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的一种激烈彻底的变革方式，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
革命爆发的深刻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具有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指出，“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生产力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变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如此才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
革命产生于新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利益与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和矛盾的对抗性，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人类历史中存在的阶级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毛泽东指出，“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实质就是先进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阶段。因此，革命的结果就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从而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广义地说，革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的和平过渡。采取哪一种革命方式，并不以革命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传统、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力量对比等诸多因素，其中政治力量对比是决定性因素。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暴力革命是主要的变革方式。革命要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们“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企图以反革命的暴力镇压进步阶级的革命，维护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革命阶级必须借助暴力手段，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不能简单地反对暴力，因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毛泽东也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正因为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特定革命方式的采取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以革命者的意志为转移，所以那种认为革命是人为制造的观点是荒唐的，抽象地反对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定要具体地、历史地评价革命的作用。
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和首要任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分析、评价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要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近代以来，一些进步人士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认为国家现代化自然可以救国。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告诉中国人，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不翻身，实现国家富强只是梦幻泡影。中国近代的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下，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历史证明，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不革命，中国便无法进步。列宁从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出发，认为应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革命是被统治阶级的盛大节日，它可以使一个处于剧烈震动时期的民族在较短时间内就走完在和平环境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不完的路程，加速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进程，创造巨大的历史奇迹。
近代中国，不革命便无法进行现代化。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作过系统论述，指出：“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同时解决呢？在近代中国，只有先走革命道路，取得民族独立，才能打通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有学者认为，“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走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应了时代要求，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必然环节，是近代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选择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产物，是对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不得不作出的反应。毛泽东早在1921年就提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因此，“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毛泽东的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这一历史使命，担负起通过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经过28 年革命苦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才真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够真正实现。1971年智利驻联合国代表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说，中国“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5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如期实现。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搞错了，既违背历史事实，也是对现实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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