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反思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和落后，可以依个人的专业和喜好，有很多的切入点；但无疑，从君权切入是个很好的选择。
君权是国家统治权的根本，是法令、政令之所从出的源头。但统治者的统治权，追本溯源，来自被统治者也即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良好祝愿和信任。这个统治者，最早的是部落酋长、氏族的长老，后来便是王，再就是帝。所以归根结底，统治者的权力来自社会底层广大的人民。然而人民的权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终导致人民反而听命于原属于自己的权力。
周朝是个治世，正是这个朝代的君王说，他的权力来自于天，是天授的，甚至说周的统治者是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与人民没有半点关系。从此君权发生力了质变，君权私有，为个人所有，为家族所有，然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了私天下。从此，君权由最初民授，变成了君权神授，人民丧失力对君权的控制权，只有靠造反，用暴力推翻坏的君权，换上好的君权。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现象，也称朝代循环论。
西方的君权也有段相似的历史，一旦拿到权力，就垄断权力，延续权力。所不同的是，西方统治者的权力，有一个很大的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权，庞大的教会诉诸超自然的神、上帝来制约君权。但中国没有神权，中国人相信天，可这个天，却被君权偷袭过去改编了。君王说，我就是天之子（天子），所以君权还是一花独放，没有约束。士人读书人，想用祖宗的名义来约束王室的子孙，这个办法，的确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制定重文轻武的国策，立下后世子孙不得杀害文人的祖训，所以宋朝是文人当道的时代，是文人处境最好的时代，文人得以与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这个宋朝，把相权废掉了，改设内阁，内阁大学士都是宰相，这么多的宰相等于没有宰相。而且内阁当然得听皇帝的，所以皇权反而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扩张。
民间的读书人，士人，自汉以来，觉得君权独大，没有制衡不好，于是就编造了天人感应说，说上天在看君王的作为，如果作了坏事，不得民心，就用各种灾异来示警，来惩罚君王。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就相权而言，汉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到了唐朝，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宋朝成立内阁，把相权进一步削弱，名为君臣共治，实则是君主集权于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权集中达于极致，政令军令都出自皇帝亲领的军机处。从此，君权一花独放，百花枯萎。这样的万马齐喑的独裁专制体制，窒息了读书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种下了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伏因，谓之为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并无不当。
与皇权扩张有密切关系的科举制度，时人和后世将批判的重点放在科举的内容上，而没有从结构上去考察。唐太宗有一次去御史府即考进士的地方，看到许多新进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以致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赵嘏，《残句》）质言之，就是天下的英才都成为他的俘虏、仆人，全得听他的意旨行事。
这是从皇帝的立场来看。但从读书人的立场来看，国家选举人才从此有了一定的章法，读书人有了一定的成规可遵循也是好事。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读书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治国平天下，只有通过科举这一条路，才能进入掌握权力的官僚系统；此外，别无他途。所以科举制度，不但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只能研读皇帝批准的儒家经书，还由此控制了读书人的饭碗；从此读书人要吃饭、要吃好饭，必须听皇帝的，不得有半点个人的独立自由。这才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的真意所在。
所以，读书人只好乖乖地顺从皇命；以致后来到了末流时，读书人完全不顾名节，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对皇权彻底臣服，以致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自己并无任何罪行但在朝堂上却口称“罪臣”；甚至当已被皇帝判处死刑，上了绞架时还要在行刑前感谢皇恩，“赐臣全尸”，以致到了完全不顾读书人廉耻的地步。早期君臣共治之美政和传统，至此荡然无存。
所以，在传统中国，只能出一大批歌功颂德为衣食谋生的腐儒庸儒，还有一心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巧儒如朱熹，即使出了王充、李贽之流，也潦倒终生。中国文明的前途，就是葬送在这批精英之手和他们的主子君主。在这种君主独裁的体制下，绝对出不了鼓倡独立自由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最后服毒而亡，名义上是殉法，实际上是殉道（真理）；然而，在中国绝对君权的体制下，没有为这种殉道者留下空间，讲求中庸之道的孔孟，都是善终，中国文明出不了殉道的苏格拉底。
这是从官僚体制本身来考察的，如果从社会阶级来看，则中国的工商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既无治国的一套意识形态，也无实际参政的机制，完全是君权的顺民愚民。或曰，中国的法家代表工商阶级的利益，是他们的发言人。笔者对于此说存疑，笔者认为，儒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右翼，法家则代表地主阶级的左翼，都是从不同的立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君主的家天下。
另外，参照西方的民主史，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制度，总的来说，是代表工商阶级的利益。西方早在希腊的古典时代甚至更早，就有城邦政治，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亦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故谓之城邦，其社会阶级的基础，就是工商业者组成的布尔乔亚阶级。这个阶级，自文艺复兴时起，成了西方制衡君权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阶级基础，更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得以发展、西方文明得以进步的原动力。
中国则不然，大帝国疆域辽阔，构成的社会单元，不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城邦，而是数以万计的保守的村社；其间相当于西方城市的数以千百计的进步的城镇，却孤悬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中依附保守的村社而存在；质言之，中国的市镇，不像西方，是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则完全是个依附地主阶级的阶级。
质言之，中国城镇的工商阶级，在重农轻商的长期政策和传统下，完全是熟读儒家经典的士绅阶级的附庸；而且，一旦富可敌国，生活方式出了格，便遭到帝王猜忌，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将之取缔铲除。晚清富可敌国的胡雪岩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的工商阶级，可以发财致富，但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更不可能发展出一套与御用的儒家相对抗的意识形态。
而且，中国传统的工商阶级，为了争取社会和政治地位，反而鼓励子孙去考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以提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工商阶级，始终是个依附阶级，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要想制衡君权，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那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一直到了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在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轨道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相应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一直十分薄弱，无法与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相抗衡。倒是新兴的工商阶级，现在有了西方的同盟军作为后盾，开始活跃起来，但要抗衡地主阶级，终究还是力有不逮。一直到了1917年欧俄的红色革命，通过李大钊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中国新兴的工农阶级才有了主心骨，有了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指导思想，从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被时代的潮流推到历史前台，起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商人阶级，始在政治上终被边缘化，成为一个看客。
综上以观，数千年来阻滞中国社会进步的君权，先是遭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然后再遭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致命重击，至此被彻底扫进历史的洪流。质言之，历史地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绕了一大圈，最初中国人民将统治权交给私天下的君王，现在收了回来，回到原点，再交给公天下的、矢志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中国社会至此换了人间，不再是君主的天下，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的天下。宏观地看，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的君权，从此为社会主义的民权所取代。
历史地看，取代宗法主义君权的社会主义民权，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初期阶段，距离其成熟阶段，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文/龚忠武，历史学家，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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