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们成为大明朝的股东，他们逐渐从藩王和勋贵手里接过军政事务的主导权，成为大明朝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这样的权力格局，成就了张居正的赫赫威名，也间接葬送了李自成，给满清入主中国埋下伏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明朝后期的股权结构类似于华为，皇帝做为董事长，虽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却只有占比很低的股权，绝大部分股权都分散到文官士大夫的手里。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大明朝的地主、士绅、文官，这是不是最好的时代？
既然大明朝的股权在手，又从朱元璋的威严笼罩下翻身做了主人，那文官士大夫们便没有改朝换代的诉求，只希望这样的状态保持到地老天荒。
谁要是想推翻大明朝，那就是砸他们的饭碗，剥夺他们的股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农民因天灾人祸发动起义的时候，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面对的，便不是一盘散沙各位其主的乱世，而是坚如磐石的文官士大夫统治集团。
他们不仅不遗余力的镇压农民起义，以此来避免改朝换代的股权更迭危机，而且从内阁大学士到秀才、从致仕官员到乡野员外，都很少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
这种情况和汉唐元清完全不同，反而和宋朝很像，原因就在于，只有宋明朝廷能代表文官士大夫们的整体利益。
1630年，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改变“抚”的策略，开始以“杀”为主，强势镇压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在洪承畴的攻势下，农民起义军只能渡过黄河，到山西打游击。
洪承畴命部将曹文诏追到山西，和驻守平阳府的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守汾州的山西巡抚许鼎臣配合，共同围剿农民起义军。
当时李自成已在义军中崭露头角，御史刘令誉说：“最枭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然而就是最能打的李自成，攻克辽州准备建立根据地时，也被干掉1300多人。
没办法，跑吧。
1634年，陈奇瑜任五省军务总督，调集明军把李自成、张献忠们逼到陕西汉中的车箱峡，又遇到连续70多天的阴雨天，义军“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差点都死在车箱峡里。
还是义军领袖们贿赂陈奇瑜的亲信，才用假投降的方式，逃出车箱峡。
1635年8月，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的军务，形成“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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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2月，高迎祥转战西北，而卢象升驻兵洛阳，堵住高迎祥的退路，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兵围剿，高迎祥大败，被明军俘虏，送到北京凌迟处死。
1637年9月，李自成等义军从甘肃进攻陕西汉中，准备以汉中为根据地，结果被总兵曹变蛟击败，随即南下四川，大明官吏望风而逃，义军一个月间便攻取四川38座城池。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人准备攻取成都的时候，洪承畴指挥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等人进入四川，同时命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人驻防汉中、秦州一线，命四川地方部队驻防成都和阆中一线。
就这样，李自成等人被围困在成都附近的狭小地区。
无奈之下，李自成放弃“取四川为家”的计划，统帅义军转战四川西北，经过一番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行军，才重新回到陕北。
以上这些明末统兵大帅们，无不是进士出身的顶级文官士大夫，曹文诏和曹变蛟倒是辽东边军出身，但他们始终不能独自统领明军镇守一方，必须挂靠在洪承畴的麾下，听洪承畴的号令。
在朝的文官士大夫们仇视农民起义军，在野的地主士绅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全力配合大明朝廷的坚壁清野政策，除非破家灭门，否则绝不给农民起义军留一粒粮食。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们虽然屡败屡战，但终究是屡战屡败，只能靠流动作战和假投降维持生存，靠打土豪获得补给。
招揽人才和建立根据地，想都不要想。
不是李自成们愿意做流寇，实在是现实条件不具备。
到了1638年，逃回陕甘的李自成被打的大败，“日则行军，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久经考验的数万精锐义军，也只剩下数百人。
李自成就带着这些残兵败将，躲进商洛山里等待时机。
2
然而，大明朝的气运终究到头了。
1639年起，河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道：“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
都惨成这步田地了，河南人民该交的赋税，还得交。例如彰德府武安县，经过战乱和大旱，剩余人口不到两千户，但必须承担十万两左右的巨额赋税。
可以说，河南遭遇了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
不过呢，小冰河造成的天灾叠加大明朝固有的人祸，成为李自成重新崛起的机会，也给他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
1640年10月，李自成带着千余人走出商洛山，进入遍地干柴的河南大地，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攻破鲁山、郏县、伊阳、宜阳、永宁等县城，处死分封在那里的明朝万安王，随即又攻破偃师、灵宝、新安等县。
攻取这些地方，便扫清了洛阳的外围，让洛阳成为一座孤城，于是在次年正月19，李自成开始进攻洛阳。
洛阳是河南重镇，城池高大守备雄厚，结果分封在洛阳的福王富甲天下，却不愿意给明军发军饷，让明军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
总兵王绍禹一怒之下，打开城门投降李自成。
李自成轻松进入洛阳，处死福王和吕维祺，随后开仓放粮，“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
不到半年光景，李自成便迅速做大，这当然是李自成政治路线的胜利，同样也说明大明朝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已经烂透了。
此时的李自成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但他麾下的骨干老兵只有几千人，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就任命洛阳书办邵时昌为副将，一边驻守洛阳，一边招募饥民为兵，开出的军饷是每月五两。
在明朝末年，每月五两绝对是高薪，于是河南饥民趋之若鹜，纷纷投入李自成麾下。
但李自成的实力还是太弱小了，仅仅一个月后（1641年2月），河南巡抚李仙风就来攻城，洛阳随即丢失，邵时昌被杀。
李自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又失败了。
随后就是李自成继续流动作战，三打开封。
1641年2月12日，李自成统帅3万部队抵达开封城下。
别看李自成的部队数量多，其实大部分都是最近半年招募的饥民，有战斗力的精兵只有3000人，质量实在堪忧。
李自成抵达开封时，周王害怕重蹈福王的下场，便把王府的金银取出来，说“能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射杀一贼者赏银三十两，射伤一贼者赏银十两”，开出的赏格比李自成丰厚的多。
于是，“总兵开城喜迎闯王”的场景没有在开封重演，李自成不仅攻城失败，还被射瞎一只眼睛。
这就是一打开封。
撤离开封以后，李自成和罗汝才部义军会师，在河南项城击败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贺人龙和虎大威等人，缴获了大量铠甲军械，并招降大批陕西籍明军。
实力大增的李自成，联合罗汝才攻克商水、扶沟、洧川、许州、长葛等县，击败投降大明朝的原义军领袖闯榻天刘国能、射榻天李万庆，处死南阳的唐王和总兵猛如虎，陆续攻克南阳、邓州、襄城，扫荡新野、唐县、泌阳、舞阳、汝州、许州、禹州、新郑、鄢陵、通许、陈留等河南州县。
得到河南的半壁江山，李自成和罗汝才只用了两个月。
1641年12月，李自成和罗汝才围攻开封，结果开封的城墙太厚，义军的攻坚技术不高，用火药炸了半个月都没炸开，李自成和罗汝才撤退。
这是二打开封。
这次撤离开封后，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和总兵左良玉出潼关，他们和李自成、罗汝才在襄城大战一场，左良玉逃跑，汪乔年被俘后处死，李自成又招降大量的陕西籍明军。
随后，李自成和罗汝才扫荡归德府，占领杞县，联合河南义军袁时中的小袁营，于1642年5月再次围攻开封。
河南大部分州县已经丢失，开封已成孤城，大明朝廷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命原兵部尚书丁启睿为督师，统帅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等文官武将救援开封，总兵力达到18万。
而此时的李自成和罗汝才有步骑13万，实力并不逊色。
两军在朱仙镇相遇，结果左良玉做为明军主力，刚看到义军的旗帜就跑了，丁启睿大喊“我去追左良玉”，也迅速逃离战场，明军兵败如山倒，杨文岳不愿做替死鬼，渡过黄河逃往彰德府。
李自成和罗汝才大胜，提兵北上包围开封，这次围城持续了四个月，导致开封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一度出现人吃人的惨烈局面，直到9月份开封失守，才结束了这种末日景象。
这就是三打开封。
可以说，李自成围绕着三打开封，陆续攻克了河南的绝大部分州县，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路线。
当河南的绝大部分州县落入李自成之手时，开封这座孤城，便是李自成的囊中之物了。
而击败明军占据河南，意味着李自成在河南取代了大明朝的生态位，那些在大明朝没有出路的底层文官士大夫们，便投入李自成的麾下谋出路。
宝丰县举人牛金星，因政治斗争失败被革去功名，一怒之下做了李自成的谋士，行走江湖以算命为生的宋献策，给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被李自成任命为军师。
此外，李自成还在河南开科取士，提拔了一大批河南籍的举人和秀才。
牛金星和宋献策看起来不上档次，但做为文官士大夫中的边角料，他们能投奔李自成，意味着在李自成的军事胜利之下，铁板一块的文官士大夫统治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而且他们帮李自成拟定了针对平民的“不当差、不纳粮”口号，针对地主豪强的“籍其家以赏军”政策，针对经济的“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路线。
这些口号和政策，一方面能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起到团结大多数的效果，另一方面能重建兵员和财政体系，清算大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基本是切中时弊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牛金星和宋献策其实也没那么差。
有了他们两人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提出的严酷军令，例如“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等等，河南义军初步向政权转型。
1642年9月，也就是李自成正在围攻开封的时候，崇祯皇帝催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出潼关，救援开封并剿灭李自成。
孙传庭说兵没有练成，崇祯说赶紧去，不去就要你脑袋。
孙传庭没办法，便指挥高杰、白广恩、郑嘉栋等总兵进入河南，和李自成、罗汝才在郏县打了一仗，李自成部大败。
结果，孙传庭麾下的明军哄抢战利品，乱成一团，罗汝才抓住战机，指挥本部义军冲杀，明军大败，孙传庭撤回潼关。
三个月后，盘踞在大别山的“革左五营”到达河南，和李自成会师，史书记载：“五营引兵数万来投，甲兵精骁，自卯至酉，行营未尽”，可以见革左五营的兵力多么雄厚。
随着革左五营的到来，李自成的实力暴涨，但问题是，被天灾人祸摧残多年的河南，已经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了。
为了得到养兵的钱粮，李自成只有一个选择——南下湖广，以湖广钱粮养河南兵马，做为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在这样的背景下，1642年11月，李自成统帅罗汝才、革左五营等40万义军南下。
湖广人民群情鼎沸，不仅打开城门喜迎义军，甚至主动帮义军搬运大炮和辎重，上演了一出“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
几乎是兵不血刃，李自成夺取襄阳、荆州、承天府，原本还想继续攻武昌的，但是因为义军不习水战，便返回襄阳，让驻守武昌的左良玉逃过一命。
也就是在襄阳，李自成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建立了“倡义府”政权——
命牛金星为丞相。
招募流民在襄阳屯田，宣布三年免征。
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政府，以喻上䣭、萧应坤等为侍郎，负责六政府的日常工作。
整理军队，设立“五营二十二将”，以田见秀为权将军，“提督诸营事”，刘宗敏为权将军，指挥李自成的中权亲军，以贺锦、张鼎、党守素、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等为制将军，分别统领前后左右四营兵马。
开科取士，李自成以《天下三分有其二》为题，在荆州选出七名及第者，连同河南选出的举人一起派到各地做官，并选拔地方愿意投效的士绅，量才录用。
当然了，此时的李自成名义上是大元帅，实际上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总盟主，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独立性相当强，罗汝才还自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和李自成分庭抗礼。
于是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贺一龙，被李自成设计处死，革左五营的马守应带兵脱离李自成，部下后来跟随张献忠进入四川，贺锦、蔺养成、刘希尧则改换门庭，承认李自成的领导地位。
通过这次小范围杀戮，李自成削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通过设立官职和重整军队，李自成搭建起新政权的基座。
至此，李自成终于在文官士大夫统治的大明朝撕开裂缝，有了稳定的根据地。
走到这一步，从李自成冲出商洛山重出江湖算起，仅仅用了3年。
3
1643年8月，孙传庭在西安誓师，亲帅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十万兵马再出潼关，同时命河南总兵陈永福、左良玉会师洛阳，准备和李自成决一死战。
这是李自成和大明朝的最后一战，李自成和孙传庭都把战争潜能开到极致。
不过，河南是李自成的主场，听闻孙传庭出潼关后，李自成便假装战败，引诱孙传庭进入河南腹地郏县，同时命河南坚壁清野，不让孙传庭得到后勤补给，然后派刘宗敏带一万骑兵绕到汝州，截断孙传庭的陕西后勤通道。
孙传庭发现后路被断，大惊，立即命陈永福坚守阵地，自己统领主力部队撤回陕西。
陈永福大怒，你丫孙督师都跑了，老子还坚守个毛，跑求吧，随即带部队北撤。
而李自成指挥义军猛追孙传庭，明军战死四万余人，李自成缴获“甲仗马骡数万件。”
10月初，李自成帅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半个月后，李自成攻克西安，随即扫荡甘肃和宁夏，收取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的精锐边军，基本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明军总兵白广恩、陈永福、左光先知道无力回天，便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亲自设宴款待他们。因为陈永福在开封射瞎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李自成还和陈永福折箭为誓，保证既往不咎。
放眼望去，李自成在长城以内再无大敌，那个主导大明朝军政事务的文官士大夫集团，也必须做出生死抉择。
实事求是的说，李自成是个好人。
他在河南开仓放粮，给饱受天灾人祸的河南人民一口饭吃，颁布均田免粮和三年免征，让遭受两百年剥削的老百姓能缓一口气，和陈永福折箭为誓说明李自成有大度量。
放在历代帝王群体里，李自成和刘备一起位列第二梯队，应该问题不大。
但李自成在政治上，有两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其一是李自成的队伍成分问题。
从千余人冲出商洛山，到拥兵数十万雄霸西北，李自成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这期间必然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要么想跟着李自成捞一票，要么战败投降李自成。
这些人，根本没有和李自成形成固定的隶属关系。
例如制将军刘希尧是革左五营的治世王，贺锦是革左五营的左金王，这俩人原本和李自成平起平坐，现在却成了李自成的部属。
例如罗汝才的部下将领，早年间和李自成基本没有关系，无非是农民起义军的属性，才让他们和李自成达成共识。
再说陈永福、白广恩等人，和李自成打了三年多，现在摇身一变，做李自成的部将了。
要说这些人能在短时间内，就对李自成不离不弃，估计他们自己都不信。李自成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将领，其实只有刘宗敏、田见秀、袁宗第等寥寥数人。
这是将领，义军士兵更不用说了。
李自成的起家本钱就是千余人，凭借河南的天灾人祸迅速做大，发展起来的数十万大军，不是河南的饥民和小股义军，就是招降的明军。
而且李自成纵横河南和湖广的三年间，经历的血战并不多，麾下军队的磨合程度高不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李自成的成功本质上是政治成功，而不是军事成功。
这样的结果就是，李自成的数十万义军里，真正有战斗力的精锐不多，一旦这些少量精锐耗尽，数十万义军就有崩盘的风险。
所以李自成攻克西安后需要停下来，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整风，才能让义军真正团结起来，形成匹敌大明文官的稳定统治集团。
但第二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李自成根本停不下来，那就是三年免征政策。
李自成说了三年免征，就不能立即向老百姓收税，那样会辜负老百姓的信任，损害起义的合法性。
但养兵是需要钱粮的。
既然不能向底层老百姓收钱，便只能向文官士绅、勋贵、藩王收钱，而湖广、河南、陕甘的藩王都杀了，钱也收了，文官士绅又都成了自己人，不能随意抄家要钱。
怎么办？
李自成便把目光望向北京，希望攻破北京后，抄掠文官士大夫的家产来补充军饷，养活数十万张嗷嗷待哺的嘴。
在这样的背景下，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八就兵分三路东征。
一路是李自成和刘宗敏亲自统帅，渡过黄河以后，经平阳、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
一路是制将军刘芳亮统帅大顺军左营，沿着黄河北岸行军，经河南怀庆府、山西潞安府、河南卫辉府和彰德府、北直隶大名府、邯郸、河间、保定，和李自成在北京会师。
另一路是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派果毅将军任继荣、马重禧统兵出真定，然后经保定到北京。
这个东征计划目标只有一个——灭明。
此后两个月，大顺军除了在宁武关发生一场大战以外，其他地方的明军望风归降，东征可谓是波澜不惊。
3月18日，崇祯皇帝想跑却出不去，怒骂一声：“娘希匹，诸臣误朕”，跑到煤山上吊，第二天清晨大顺军攻克北京，大明灭亡。
4
和民间历史故事不同的是，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军纪其实不错。
早在东征前，李自成就下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进入北京后，又立即禁止在城中杀人。有两个士兵在北京的店铺里抢绸缎，一经发现，便被当街斩杀，还把手脚钉在门板上，以儆效尤。
当时北京的文人也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李自成对文人的态度也不错。
进城5天，李自成便召见了明朝中允梁兆阳，两人相谈甚欢，临出门时李自成亲自送到殿外，梁兆阳作揖告辞，李自成打躬回礼。
随后李自成召见了杨观光，此人已经做了大顺的礼部侍郎，他给李自成讲了祭天的礼仪问题，李自成很高兴，说“先生说的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
这番举动，可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所以当时人说李自成是“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
但是温和的外表下，李自成很快表现出另一面。
进入北京的第九天，李自成便发布追赃助饷令，凡是大明朝的官员，不论大顺朝用不用，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数量出钱，例如“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科道、吏部五万，翰林三万”等等，世袭勋贵则全部没收。
对于刚推翻旧王朝的新政权来说，这么做是不合适的，不过向大明朝的文官勋贵要钱，本来就是东征的目的之一。
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李自成除了搞社会财富转移支付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大明朝的文官勋贵已经是阶下囚，向他们要钱是题中应有之义，只要在战场上打赢了，这些旧权贵基本翻不起浪花来。
真正的问题，出在李自成的军队部署和军队成分上。
一年前在襄阳建政的时候，李自成命高一功和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和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禹州。
这些大顺军队，遍布河南和湖广，守护着李自成的老根据地，目前没有资料能证明，李自成东征的时候，把这些军队也带到北京了。
李自成东征的军队数量，其实只有五六万人，一路上招降的太原、大同、宣府明军，挑选了一些带到北京，剩余的原封不动，继续在原地驻守。
所以李自成带到北京的军队，差不多是十万人左右，其中一半是成分复杂的老部队，一半是刚投降的明军。
这种军队是靠政治共识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一支战火里锤炼出来的钢铁雄师，打顺风仗可能无往不利，一旦遇到逆风仗肯定要出问题。
手握这样的一支军队，李自成是在走钢丝，但偏偏李自成又对满清做出了错误判断，他根本没想到满清会趁机入关。
4月9日，满清的睿亲王多尔衮征发三分之二的满蒙八旗兵员，以及全部汉八旗，号称“伐明。”
满清能动员的全部兵力差不多是15万左右，那么多尔衮征发的兵力，应该在10万以上。
4月15日，跑回山海关的吴三桂给满清发出求援信：“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信，立即快马加鞭赶往山海关，许诺吴三桂：“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而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不来朝拜，于4月13日提兵北上，4月21日才抵达山海关，摆开阵仗和吴三桂决战。
相比之下，多尔衮去山海关是快马加鞭，李自成却足足走了9天，再次说明，他只是去讨伐吴三桂夺取山海关的，而不是去抵御满清的。
4月21日，李自成和吴三桂在一片石决战，极大消耗了吴三桂部队的战斗力，4月22日早晨，驻守山海关北翼城的吴军投降李自成，吴三桂已经崩溃在即。
但也正是因为战败，证明了吴三桂和李自成是死敌，相当于向多尔衮纳了投名状，于是吴三桂登上欢喜岭拜见多尔衮，多尔衮答应出兵。
这样一来，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兵力加起来将近15万，已经超过李自成带到山海关的10万人，形势就此逆转。
当天李自成继续进攻吴三桂，打到一半的时候，多尔衮指挥满清军队以逸待劳，从斜刺里杀出，李自成的大顺军寡不敌众，而面对不利的战局，成分复杂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
就这样，李自成夜晚便撤离山海关，4月26日回到北京。
李自成去山海关用了9天，撤离山海关用了4天，说明李自成是可以在4天内赶到山海关的。
如果李自成能在4月16日到山海关，其实是可以消灭吴三桂，然后以山海关为依托，和多尔衮大战一场的。只要能打成平手，就足以遏制多尔衮进入中原的野心。
李自成没能做成这件事，完全是对敌我双方的认知不足。
就这5天的时间差，导致满清坐了268年的江山，中国也失去另一种可能。
那为什么李自成不在北京、山西、陕西组织抵抗呢，非要一路放弃城池，流动到湖广地区？
我觉得，李自成回到北京可能也想明白了——
那些明军能很快投降，难道不能很快背叛？刚被追赃助饷摧残过的文官士大夫们，难道没有怨恨？北京、北直隶、山西的老百姓归附大顺朝也就一个月，难道就愿意给大顺朝拼命？
起家太快，根基必然是薄弱的，这很公平，戎马多年的李自成肯定明白这一点。
在他的心目中，真正的老根据地是襄阳。
所以李自成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如果能带着东征将士退回襄阳，和驻守湖广、河南的部队会师，依然能保住半壁江山，以后的事再做打算。”
于是李自成撤离北京、撤离山西、撤离陕西、最后进入湖广，结果在1645年5月，李自成带28骑外出侦察时，死在湖广的九宫山。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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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鼎革之际，李自成和张献忠是唯二有机会建立新王朝的，但是延续两百多年的文官士大夫们，没有给他们早早建立根据地的机会。
没有根据地，就没有稳定的统治集团，没有稳定的兵员和钱粮。
好不容易等到天灾人祸爆发，李自成因为起义路线导致的财政问题，不得已提前东征，张献忠先是攻占湖广，又因为和李自成有私人矛盾，随即转进四川并滥杀无辜，自我放弃了政治前途。
所以等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以后，天下就剩下两个稳定的统治集团——满洲军事贵族和大明文官士大夫。
但大明的文官士大夫们有田地却没有庄园，有佃户却没有部曲，和隋唐豪族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没有平定乱世的资格，只能夹在高层和基层之间，做些服务性质的工作。
面对历经三世雄踞辽东的满洲军事贵族，他们只有合流这一条路。
于是多尔衮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布了“归顺大清便官复原职”的命令，立即得到大明文官士大夫的集体拥护，因为他们看到了保护既得利益的光明前景，以及国家股权安全置换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满清的征服过程太顺利，多尔衮飘了，强制汉人剃头，可能满清鲸吞天下的速度，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最快的。
不过即便多尔衮发布了剃发令，到1646年底的时候，满清已经得到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南直隶的全部地盘，赋税总额占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76%左右。
有文官士大夫的鼎力支持，有丰厚的赋税基数，满清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此后，满洲军事贵族占据了中国社会生态的上层，大明留下来的文官士大夫们占据中层和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是被奴役的底层，和朱元璋、朱棣统治时期非常像。
而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生态，也让中国迎来两百年的太平光景，直到19世纪洋人到来，各种因素才打破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生态。
所谓清承明制，不外乎是这个意思。
300年后，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教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回顾革命历程，我党也是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围堵下，从无到有，打出一片红色江山，而走的每一步都修正了李自成犯过的错误：
李自成无法在大城市建立根据地，我党在各省的边界建立根据地，积蓄实力。
李自成内部的成分复杂，我党的军队和干部也成分复杂，但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和路线。
李自成用严刑峻法向文官勋贵要钱，我党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平分了土地，但把国府留下的各级公职人员都承接下来，减少了重建国家的阻力。
李自成在山海关打输了，导致满洲军事贵族和文官士大夫合流，而教员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阻断了美帝和国内反动势力合流的可能。
时隔三百年，面对同样的局面，我党没有重复李自成的失败悲剧，克服了一切困难，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
教员和同志们交出的这份考卷，对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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