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高不可攀，至高无上，毛主席对鲁迅的推崇和赞美不吝笔墨，称鲁迅先生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新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军队的“鲁司令”，一直告诫干部们要“读点鲁迅”。
尽管高度赞赏和认同鲁迅先生，但不意味着毛主席接受鲁迅的全部，而是和而不同，对鲁迅先生的两点就不赞同，一点是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一点是鲁迅对京剧的态度。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谈到艺术要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既要保持民族性，又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他以鲁迅为例说：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
鲁迅先生在中医和京剧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鲁迅先生十几岁的时侯，父亲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难以治愈的疾病。家里请了当时非常知名的中医名家何廉臣来治疗，可由于病的非常厉害，病情持续恶化，没有救治过来，在鲁迅十五岁那年，父亲还是病故了，享年三十五岁。父亲的去世，在鲁迅的心里种下了仇恨中医的种子。
鲁迅后来去日本留学，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他的随笔散文《藤野先生》，就记录了在日本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鲁迅没有走上医学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文学，用文学改造“愚弱的国民”，在他的作品中，多有挖苦中医的语句和情节。
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得了一种病，老是怀疑别人来吃他，有一天大哥找了一个医生来，“狂人”也怀疑医生是来吃他的，他写道：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你看，大哥请来的医生，跟给父亲治病的医生，都姓“何”！
“狂人”继续疑神疑鬼，还是怀疑大哥请来的何先生：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在小说《明天》里，寡妇单四嫂子找中医何小仙给儿子“宝儿”看病，她这样描写了求医的过程：
“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他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轮到宝儿。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的说：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
‘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
单四嫂子买了药，给宝儿吃下，宝儿还是死了。
给“宝儿”看病的医生，跟给父亲看病的医生，都姓“何”！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提起小时候父亲看病的那段经历，言语中充满了怨忿，他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在随笔《忽然想到》（六）中，他说：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鲁迅谈起自己的牙痛病，表达了对中医的不满，他写道：
“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因为父亲的缘故，因为自己的切肤之痛，鲁迅对中医心存怨恨。后来，鲁迅对中医的成见逐渐冰释，除了自己及家人开始用中医药冶病，也向朋友介绍中医药验方。他还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医药。在《经验》一文里，鲁迅对于医药典籍《本草纲目》有了新的看法，他写道：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
鲁迅先生说本草纲目“有丰富的宝藏”，与毛主席后来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可谓不谋而合。
鲁迅对于京剧，没有好印象，他曾说起过在京城两次看戏的经历，真是糟透了，“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从此再不看京剧。他描写看戏的经历：
“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在鲁迅的眼里，中国戏就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
与鲁迅不同，毛主席对中医极度推崇，对京剧极度偏爱，他将此两样国粹发展到了极致。
毛主席认为中医是一项贡献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是一座宝库，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看不起中医，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主席对京剧情有独钟，经常观看京剧晚会，对剧目、唱腔和流派颇有研究，兴之所至还能唱上几段，不像鲁迅只看了两次京剧便再也不看了。毛主席还喜欢收藏京剧唱片和磁带，几乎涵盖了各京剧流派。他还主张京剧改革，推陈出新，要求京剧要有“新的作品”，他大力支持的现代京剧革新，让京剧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毛主席与鲁迅在中医与京剧方面“政见不合”，但他“不以一眚掩大德”，在一些方面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认可和评价，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美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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