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合肥师范学院某副教授，受邀在安徽省庐江中学举行感恩和励志的主题讲座，匪夷所思地讲了一堆完全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其中有些内容卑劣低俗到了不堪入耳的程度，致使一名实在听不下去的中学生愤而起身，冲上讲台夺过话筒当场反驳，得到在场学生的热烈响应，其中多数学生以提前退场表示对这种“讲座”的不屑和抵制。此事在网上激起巨大波澜。据说该教授此前作为特聘专家已受邀演讲一千多场，均无人提出异议，是这位中学生第一次向他开火。
读到这则消息，马上联想到近70年前两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勇敢地向学术权威挑战得到毛泽东坚决支持的事。毛泽东为此事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因其特有的犀利文风而广为人们所知，但还是有必要再次引录如下：
各同志，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此信当时并未公开，直到1967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才正式公开发表，文革后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为题，并注明“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原信，信以“各同志”起头（公开发表时略去了这三个字），并且在信封上列出了长长的28人的收信人名单。这个名单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包括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主要负责人，大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发给如此多重要收信人的信，恐怕是毛泽东一生所写的信中绝无仅有的，足以说明他对此事的重视。
仔细读这封信，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点名“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仍然指出“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并且目的是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信的主要篇幅详细讲述的是两个青年人所受到的冷落，全信的口气让人明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绪，就是为“小人物”打抱不平，而对“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大人物”充满愤怒而给予辛辣的讽刺。
文革后，毛泽东写这封信前前后后的一些背景细节逐渐披露出来。
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李希凡、蓝翎就是毛泽东信中所提到的那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班做研究生；蓝翎是李的同学，正在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书。他们写的这篇文章先是投给当年颇具权威性的刊物《文艺报》。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回音，就寄给了母校的《文史哲》杂志。不久，他们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投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
这两篇文章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据说是江青送的，江青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且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其实无论是谁送的都会引起毛泽东后续同样的的反应），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且评价很高，曾多次向党内高层领导推荐。这两个年轻人写的文章，其中不少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以引起全国的注意。
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江青带着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邓拓于是找这两位作者谈了话，让他们抓紧时间将文章略作修改后送报社。可是待小样排出后，《人民日报》却迟迟没将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原来，此事遭到了中宣部分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的反对。
由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搁浅，江青不得不在10月初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进行交涉，还请来了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何其芳等多人。周扬等人仍然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理由就是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周扬还说《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也许周扬等人并不是有意抵制毛泽东的意见（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报社去都没带有毛泽东写的信或字条），然而他们在此事上的立场、观点与毛泽东格格不入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也许多少听到了点风声，《文艺报》还是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但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也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出来，学着《文艺报》也加了一个意思差不多的“编者按”。然而，这两个“编者按”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愤怒，他在“编者按”上划了很多线，写了许多批注。
《文艺报》的“编者按”实录如下：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编者按”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允面目出现，实质上完全否定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意义。这种态度使毛泽东无法容忍。他在相关部位划了竖线，用讽刺的口吻批道：“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并写道：“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批驳。”毛泽东在“编者按”结尾表达编者结论性观点——“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旁边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写上了自己对这场争论性质的判定：“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则写了三条批语：“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己?”均用了强烈的反问式语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从上面披露的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怒火主要的指向实际是针对着意识形态领域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内有关部门。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但毛泽东对他的这份检讨仍然很不满意，针锋相对地写下了许多批语。如检讨说“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旁边批上：“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直到检讨说到自己“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这句话时，毛泽东才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一语旁划了竖线，确定了批判的主题:“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这个判语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内意识形态领域领导部门的严重不满及他对其错误性质的严厉判断。
事实上，这种不满已经积累多时了。如他信中所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这里，值得重温一下毛泽东1951年5月对《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烦，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顷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党内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部门“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造成了亟待澄清的“混乱思想”。可是，几年过去了，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这次“又出现了”类似问题，所以，毛泽东对这些负有责任的领导部门的麻木不仁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1967年才公布，有评论文章认为，信中在继续保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态度的统战政策的同时，强调不能“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政治态度。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在这件事之后，毛泽东仍然多次表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状况的严重不满，认为这方面“欠债越来越多了”。到了1963年，他向相关部门的领导提出了严厉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回到近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头顶多个权威桂冠的特聘专家在学校讲台上宣扬三观不正的论调而遭到“‘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的情景，我们是不是会联想到毛泽东的这封怒不可遏的声讨信？
在强调以法治国的今天，某人有自己的看法，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私下或家里，说什么有他的自由，可是，被允许——不——被特邀在学校讲台或公共讲坛上宣扬完全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那就得问一下：那些对意识形态领域负有宣传、弘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职责的有关部门，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怎么会麻木不仁到这种地步？！
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能容忍这种情况再现吗？！
可参阅：
孙玉明：“毛泽东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一辑
郑铁生：“李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访谈录”，《辽东学院学报》，2014年10月
马凤程：“重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2012年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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