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去年苏联解体30周年写的文，今天又逢12月25日，有感于最近，修改重新发出。
01
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到北京，在工体举办了中国第一场摇滚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之后，中国大陆的摇滚热潮也正式拉开帷幕。据说当年进入来华候选名单的还有英国皇后乐队，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外号牙叔）一直想来中国办一场演唱会，不过最终未能成行，他在1991年由于艾滋病并发症去世。后来，皇后乐队其他成员于2016年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完成了这一愿望。
上图是85年威猛乐队来华，下图是皇后乐队在三个月后LiveAid慈善演唱会
皇后乐队无疑是整个摇滚史上最负盛名的乐队之一，他们于1977年创作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至今仍是摇滚领域无法逾越的经典曲目。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动机，弗雷迪并没有详细解释过，普遍猜测是与他个人的感情经历和他当时已经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倾向有关。
那是一个摇滚乐群星璀璨的时代，也是一个风气异常混乱的年代。从猫王伊始，如大卫·鲍伊，滚石，齐柏林飞艇，皇后，性手枪，枪花等欧美摇滚殿堂级的歌手和乐队们基本都与各种放荡绯闻脱离不开关系，在当时，这种作风往往也并不令他们的受众反感，很多女乐迷甚至以能和摇滚明星们发生关系为荣，“骨肉皮”文化也产生于此。而随着嬉皮文化和摇滚文化的合流，毒品也被带进了这个圈子。
当下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不管是私生活放浪，性自由，还是更进一步的吸毒等等，都是艺术创作者们反抗秩序，追求自由灵魂的表现，是其人格魅力所在。这种想法的主要源头就是上世纪后半叶以摇滚为代表的欧美流行乐坛的蓬勃发展。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深陷越战泥坑，或者美国获得了越战的胜利，那么嬉皮士运动即使会发生，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嬉皮士文化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后青年亚文化现象的一次总爆发，它可以上溯至德国魏玛时期的漂鸟运动，年轻人渴望反抗秩序，反抗主流文化，追求毒品，同性之爱等禁忌事物。
1968年8月举行的伍斯托克音乐节是嬉皮士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后嬉皮士文化的影响达到顶峰，“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响彻一代西方年轻人心头。这让属于现代资本和娱乐传媒产物的摇滚乐和巨星们找到了自己存在价值的升华。他们一边享受万众瞩目，一边钞票赚到飞起，一边放浪形骸的同时成为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神圣偶像。
事后看，这更像是一种适逢其会。无法否认的是，当年的嬉皮一代确有不少对西方社会症结的深刻反思，当年的摇滚界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反抗，自由等等让人痴迷的精神内涵，但本质上其实并不代表更多东西。嬉皮运动的基础说到底是建立在美国陷入战争泥潭这个前提下，就像漂鸟运动产生于德国处在夹缝中的魏玛时期，后来元首上台之后，不少漂鸟青年反而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换句话说，当美国没陷入泥潭，或者在战争中获益极大的时候，年轻人依旧会追求爱和自由化，但对于反战和平等等的向往，往往就没有那么真切了。基本上到了80年代之后，随着当年嬉皮一代开始反思过往，欧美摇滚圈的内核已经和嬉皮精神关系不太大了。
不过，这股自由之风从六十年代也开始吹向苏东地区，最终掀起苏联地区第二次文艺浪潮。年轻人们渴望接触到欧美丰富的流行文化商品，希望可以自由的体验各种新奇事物。在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文化改革之后，这种渴望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只是当时人们还不明白这种自由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02
国内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说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红场上演了一场摇滚演唱会，有超过40万观众参加，说这场演唱会催化了苏联解体，并遭到了镇压等等。实际上，这跟苏联解体没什么关系，演唱会并不是在红场举行，也没有什么镇压，当时已经基本进入自由化状态的苏联举行摇滚演奏会也不是什么很出格的事情——只是你需要忽视现场不少年轻人手中举的美国国旗。这更像是一场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实际上是一种谢幕的狂欢。苏联当然不可能被一场摇滚演唱会就弄垮了，积重早成，91年苏联的解体趋势，起码在年轻人群体中是再难挽回的。
就在前一年，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开业，当天消费者超过三万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们大多正为了各种欧美新事物的到来而兴奋，并没有意识到将迎来的国家和个人命运。而解体之后的93年，迈克尔杰克逊来到莫斯科举办演唱会，则成为后苏联时代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尽管93年的莫斯科呈现一种接近无政府的混乱中，人们已经开始为前途感到迷惘，但这场演唱会所激发的人们对于欧美流行文化的狂热向往还是喻示着一些东西再也无法挽回。
摇滚，或者更广义的现代流行音乐，该具有政治功能吗？该具有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吗？对于纯粹的音乐爱好者来说，当然是不该。但这种不该起码在苏东一系列剧变的过程中只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91年莫斯科摇滚演唱会，它确实跟苏联解体没有关系，但你显然不能说摇滚在苏联的发展史没有扮演过某种政治功能角色。
这跟摇滚乐这种形式本身无关，就好像汉堡包作为一个食物，本身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但这不妨碍冷战期间美国把它印在宣传海报上，用来证明美国比苏联更发达先进，就像赫鲁晓夫输掉的那场厨房辩论。再如诞生于布拉格之春后的宇宙塑料人乐队，本身来说确实是一支单纯搞摇滚的乐队，但他们没办法让自己不成为捷克政府眼中的洪水猛兽，也没法拒绝让自己成为哈维尔之流在捷克推动自由化过程中的号角。
实际上，摇滚与反叛精神、自由主义，流行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等从来就是文化学者们一直探讨不休的课题，更从来不乏有心之人的论证。如果是在十年前公知和自由化思维横行的中国互联网，有人抛出一场摇滚演唱会搞垮了苏联这个伪命题，那主流声音多半会是叫好。但如今风向变了，摇滚爱好者们不得不小心解释这是谣言，摇滚就是摇滚，没有政治功能，苏联解体是因为自身问题等等。
没错，摇滚就是摇滚，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本身都不应该背负上什么原罪。但这些爱好者们显然也无法回答，为什么是维克多崔被视为苏联摇滚教父而不是更早的那些人，为什么当年的人们把维克多崔的纪念之墙当作和柏林墙一样的反苏意识形态圣地。戈尔巴乔夫在接见维克多崔时更是说道：同志，为了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一起努力吧。
我们都知道，戈巴所谓的改革，不过就是向西方，向自由化靠拢。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本质上就是一个从缓慢倒向西方到血崩式倒向西方的过程。我们去年发过一篇文章《苏联解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这实际上是从我们后来人的视角审视苏联解体这一灾难性的问题。而当时很多普通苏联人则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让他们再没有限制的获得欧美的文化产品，可以进行自由的创作，可以有更多的明星演唱会，而叶利钦上台了就可以随便喝酒，有充足丰富的食物和更好的工作。而西方，有着他们梦想的这一切。苏联的摇滚乐虽然并不都是这种对西方向往，对红色厌弃的产物，但显然是时代让这类作品成为了主流和标志。
不止在苏联，从东欧到中国，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都的摇滚乐风潮都出现了这种倾向。在我国，同样也姓崔，同样也有朝鲜族血统的摇滚教父崔健在1988年创作了《一块红布》，他在演唱现场那个愤怒的把红布从眼前撕掉的经典动作，也成为一代反叛青年的标志性隐喻。
在苏联摇滚潮流中，朋克系乐队对苏联和红色的厌恶显得更加直白，因为当时的朋克青年按官方的定义，往往属于“社会寄生虫”。成立于1984年的“民防乐队”是苏联朋克的代表，在他们的专辑《腐烂青年》和《我讨厌红色》中可以清晰感觉出这种厌恶和愤怒。然而，在苏联解体后，朋克青年们也开始迷惘了，解体后糟糕的现实让他们陷入更大的愤怒中。“民防乐队”主唱列托夫后来参与创建了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一边怀念斯大林时代，一边大搞俄罗斯民族主义，一边反对排犹和种族主义，除了愤怒之外，就像无头苍蝇。
苏联解体之后，如柳拜这样的乐队，开始用摇滚来怀念苏联，怀念一个强大的祖国，他们的歌很快成了俄国的主旋律流行文化，然而，他们不可能用摇滚把那个曾经强大的苏联再唱回来了。
03
2014年，湖南台综艺《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和捞仔上演了一首改编版本的《一块红布》，这个改编在《一块红布》后面衔接了经典红色歌曲《南泥湾》，不知道这样的改编是纯从音乐和节目效果上考虑还是有意为之，不过用一首解构红色的歌曲后面衔接经典红色歌曲，确实会让人感受到某种后现代趣味。当然，《一块红布》这首歌本身也早已被解构，已经没有了当年那样的隐喻，后来不少综艺和选秀节目上都一再被翻唱过。
摇滚只是摇滚，这句话在91年的苏联是不适用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这样说了。虽然我国摇滚圈的主流价值观一直都是自由化和西方化（也包括部分民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已不能代表什么主流思潮。今天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时，很多人已经从10年以前那种“因为我们体制和西方不一样所以才有这些问题”的思维转变成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还不够好所以才有这些问题”，然而1991年的苏联青年们，在他们的心中，和西方相比，苏联以及社会主义是专制，不自由，文化落后，商品匮乏，既然如此，要么润到西方，要么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西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确实，在苏联解体之前，即使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和文化丰富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相当的距离，虽然我国的苏联爱好者们总是拿苏联时期各种文化建设成果来揶揄我国当下的文化产业状况，但显然对当时的苏联青年来说，这些被我国苏联爱好者们如数家珍的文艺硕果并不能成为他们留恋苏联的理由，他们需要的是摇滚乐和各种流行文化，需要的是一整个西方流行文化产业，需要的是文化自由。
而苏联，有的是辉煌的文化事业，但并没有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文化产业。主流艺术硕果再多，也没有办法满足青年各种各样的亚文化需求。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民众，使用一种刻录在X光片上的“骨碟”，来广泛传播欧美流行音乐，这种“骨碟”只用十次左右就会报废，但制作简单成本很低，可以海量生产。这也成为了突破文化禁锢的象征。
物质商品上也是如此，虽然苏联人民服装文化很发达，但年轻人仍然对代表西方文化的牛仔裤非常痴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牛仔裤甚至成为高价走私品。另外还有社会开放程度，苏联社会和文艺作品中的当时的开放风气令我国人民咂舌，但对于一心想润到西方的人来说这仍然差太远，不够自由，想要更多，西方那些合法或半合法的性产业和毒品文化才是自由的象征（直到今天在我国网络上这么想的人也还有不少）。
简单来说，当时苏联的物质和文化丰富程度对于当时的我国这种落后国家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在苏联人民自己眼里，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很多方面又远不如西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平均水平上有巨大威力，但在当时确实没有办法像西方一样提供品类极多，各种档次，能满足各种差异化需求的商品。面对这种差异，苏联叛逆一代们并没有把原因归结到社会主义的探索还有很大缺陷不足，而是归结到社会主义是错的，西方是对的。
青年人当然有权力愤怒，批判，反抗，但也必然要面对或好或坏的结果。各国历史上，虽然学生群体经常是社会运动的先锋，却从来没有成为革命的主力，终究在于学生，或者更广义的青年人这个群体，往往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群体。年轻是一种生理和文化属性，但并不是阶级属性，终究需要在理论的引导和深刻的实践中实现转化和升华。
嬉皮一代的反叛，摇滚，性，毒品等等，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上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方式对个人的人生和价值来说固然是一种自由，但放在人类整体宏大命运上，就过于轻佻了。《国际歌》之所以是革命精神的代表，并不单纯因为它的旋律和歌词，而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共产党宣言》，有《资本论》的系统批判，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04
文化从事者与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那样，这本书诞生于对苏联肃反的批判背景当中，对于二三十年代苏联的讽刺让作家本人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不公待遇，后来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得到一份工作。书中开场没多久，一位苏联干部龙套就被车轮轧断了脑袋，作家对苏联的情感可见一斑。而这和后来那些《古拉格群岛》之类相比，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例了。
这方面，不管改开前，还是改开后，我国的情况和苏联比也没有好多少。八十年代之后，文化界和知识界中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倾向是主流思潮，影响直到今天。然而我国幸运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我国建国较晚，改开时建国不过三十年，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对旧社会和对帝国主义的深刻痛恨，面对西方的经济文化大潮冲击，在接受过程中也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另一方面，改开后我国那些受西方影响甚深的文化从事者，如殇派知识分子，作家，第五代导演等，一个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彻底迎合大众流行文化趋势进行文化生产，反而是一边把住体制内和行业内位置，一边生产迎合西方需求的文化作品。这导致这类作品虽然在一时之间获得了绝大影响力，但很快因为跟不上文化产业大潮的迅速发展而最终丧失了年轻人群体市场。
还有一个因素是，八十年代文化市场开放之后，除了国内本身生产的文化产品，引进的外来文化产品中主要是香港的文化产品，附带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文化产品。就像我在去年初的《战狼大战叶问，大陆和香港的命运沉浮》中说的那样，在八九十年代的混乱秩序和河殇思潮的冲击中，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旋律，香港文化作品中那种似是而非的民族精神认同 对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和凝聚作用。在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路线大体成型，开始走上高速发展轨道之后，对于西方文化作品的引进终于算是不用再担心产生社会冲击了。
当然，由于代际隔阂，路径依赖，思想过时，权责模糊，资本影响等等，文化政策主导者们对年轻人们最为关心的动漫，游戏等舶来品的态度仍然经常处在一种反复之中。诚然，我们的文化政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彻底自由化，必须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底线，但显然目前很多的文化产品审核标准已不合时宜。中国发展到今天，要对我国的年轻一代有更多的自信。
说到底，以苏联为代表的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在商品经济和文化产业上有所欠缺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不是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问题，但这样的缺陷确实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也正是因为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大多都是从落后状态开始建设的，在冷战开始之后，自由和富裕取代了公平和正义，成为了新的真理标准。在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在西方无所不入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下，文化产业闭关和审核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得不为的选项，而这个选项又导致自身在文化产业上陷入更劣势的情况，陷入了死循环，最终失去了年轻人的心。
要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愿望，而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的生死存亡必要之事。在这方面，计划和指令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层出不穷的需求，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体系暂时获得了胜利。这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西方文化产品横扫全球的历史，我国的文化产业也在这条道路上发展了快三十年。然而问题来了，社会主义国家想建设能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体系只能使用这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系统吗？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只能说是一个必要的过度，如果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七十年代的美国，那美国梦或许可以一直做下去，然而在经历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后，这套体系必然走向金融化，脱实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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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已经三十余年了，除了少数寡头外，绝大部分人真正获得他们想要的了吗？确实相比苏联时代，有了更多所谓的个人自由，但是，代价是什么呢？苏联解体后社会的惨烈情况以及长久伤痛，让我想起戴锦华在某次讲座中评论后冷战时代的一句话”如果你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就是地狱的话，对不起，地狱有18层“。
当然，三十年后大部分人也并不真正期盼苏联回来，因为那同样要付出太多代价，日子对付着也能过下去。可怕的不是身在地狱，而是已经习惯地狱，就如同新冠三年之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到来的时代。
三十年之后，后发地区仍然没有从先发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梦魇中挣脱，对西方等于“科学”“繁荣”“自由"的盲目崇拜，蒙蔽了从上到下各阶层的双眼，动摇了信念，将失序当解放，将狂欢当自由，看不清新冠三年后，全世界已站在了什么样的危机悬崖边。
苏东阵营垮塌后，初代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让新自由主义世界消解危机迎来繁荣，广大后发国家丧失了独立发展进入现代化的可能性，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处于恶劣的国际生态中。新冠开启全球社会达尔文时代后，最大后发国家，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代所坚持的伟大事业也受到严重挫折。只是，西方这次已经不会再从这种挫折中获利了，只会让自身加速掉入悬崖。
伟大的事业总是坎坷的，心存理想的人当有足够的信念。也必须从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让我们在面对历史关键节点时不被动摇，不被蒙蔽双眼。不然，那些为深刻教训所付出的代价，就没有人会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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