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这是李世民开国篇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在这里：《历史转折中的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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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年5月，李世民回长安，但王世充和窦建德堵在家门口，李世民根本没时间休息，7月就被李渊派出去打王世充。
李世民即将开启“一战擒两王”的高光时刻。
我们在前文梳理了“柏壁之战”的过程，大家都明白了李世民的作战风格，所以这次打王世充，也不是从长安直接A到洛阳，而是在洛阳周边地区，展开了宏大的军事部署。
7月，李世民到了洛阳西面70里的新安，站稳阵脚以后，做出这样几项部署：
李世民屯驻北邙和王世充对峙。
行军总管史万宝自福昌县攻伊阙龙门关。
将军刘德威出太行山攻河内县。
黄君汉攻孟津东部的回洛城。
王君廓攻巩县北部的洛口，截断运河粮道，随后攻克轩辕关，东巡管城。
在五路大军的围攻下，洛阳和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成为一座孤城。唐军在河南大地上纵横穿插，给王世充册封的官员造成一种强烈印象——
王世充要完蛋了，我们赶紧想办法保命吧。
王世充在河南本来就不得人心，《资治通鉴》记载：“世充每听朝，殷勤诲谕，言辞重复，千端万绪，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
意思是，王世充不善于抓主要矛盾，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没有头绪，而且说话絮絮叨叨，看起来很勤奋，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掩盖战略上的无能。
所以河南地区的官员也看出来了，这人成不了大气候，之前秦叔宝和程知节就是临阵脱离王世充，转身投奔唐军的。
让人嫌弃到这个程度，王世充的统治根基，可以说是非常不稳固的。于是在李世民的打击下，王世充麾下的州县纷纷归附大唐：
洧州刺史崔枢和长史张公谨以扶沟、鄢陵二县降。
邓州土豪杀王世充的刺史来降。
显州总管田瓒来降。
濮州刺史杜才干来降。
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请降。
尉州刺史时德睿以杞、夏、陈、随、许、颍、尉州来降。
总的来说，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战略上打的是政治仗，战术上才是军事仗。
经过半年的纵横穿插和招降纳叛，洛阳城被李世民打造成铁笼子，里面圈着猛兽王世充，但这只猛兽并不老实，李世民准备给铁笼子装一把锁。
621年春，王世充率两万步骑冲出洛阳方诸门，想做困兽之斗，李世民登上魏宣武陵观察战场，迅速做出判断：
“贼势窘矣，悉众而出侥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
说完，李世民命令屈突通带五千步兵做偏师，渡河和王世充正面作战，自己带着重装骑兵玄甲军直冲敌阵，一路从阵前杀到阵后。
玄甲军是李世民亲自选出来的精锐骑兵，每个人都穿皂衣玄甲，远远望去犹如人形铁塔，普通弓箭根本射不穿甲胄，防御力非常好。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做先锋，史称“所向无不催破，敌人畏之。”
面对李世民的凶悍打法，王世充也表现出顽强的作战意志，突围部队被冲散四次，又汇合四次，始终坚守在洛阳城外。
这不仅是军队战斗力的较量，更是两军主帅作战意志的较量，王世充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才能改变战争的方向。
可惜，王世充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一样，迅猛却不持久。
两军从清晨打到中午，王世充的作战意志让李世民彻底打崩，放弃突围的打算，指挥部队退回洛阳，而李世民乘胜追击，斩俘七千余人，彻底包围洛阳，把王世充关进铁笼子里。
至此，不论是战略上的政治仗，还是战术上的军事仗，王世充都一败涂地，李世民只要耗着，就能消灭王世充，得到河南地区。
5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差点改变历史走向的事。
第一件是退兵事件。
虽然唐军包围了洛阳城，但洛阳是隋炀帝杨广苦心营造的东都，城市防御力很强，唐军“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于是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
注意，请求班师的是刘弘基等人，在外线作战的是刘德威、王君廓等人。
刘弘基是雍州池阳人，在地理上属于关陇人士，同时也是太原起兵时的大将，在政治上属于大唐开国功臣。刘弘基多年来一直跟着李世民作战，早已升为任国公、右骁卫大将军。
位极人臣、富贵满堂，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早已得到想要的利益，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不要死在洛阳城下。
而刘德威是徐州彭城人，跟随李密归唐，现在的爵位只是彭城县公。王君廓是并州群盗出身，投奔过李密，爵位上谷郡公。黄君汉是河南瓦岗军出身，跟随李密归唐，爵位东郡公。
他们是大唐的关东归附功臣，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地位，只有消灭王世充收取河南，他们回到长安以后，才能和刘弘基等关陇开国功臣平起平坐。
所以他们才冒着生命危险，在河南攻城略地。
这次退兵事件，本质上是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的派系斗争、利益斗争。
更要命的是，坚持关中本位政策的李渊，也要求李世民退兵回长安，背后的意思很明显：
一方面是保护关陇开国功臣的利益，不和关东归附功臣分享利益，因为关陇开国功臣是李渊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是李世民已经完成最艰苦的任务，现在退回长安不会功高震主，剩下的收尾工作派其他宗王完成，延续之前的人事布局。
如果李世民服从安排，立即退回长安，后面包括“玄武门政变”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依然是开国功臣和宗王的一员，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来发动一场改朝换代的政变。
但历史的机遇摆在眼前，强悍如李世民，又怎么可能放弃呢？
他把“不动则已、动则必杀”的军事风格，运用到政治斗争上，在军中命令“敢言班师者斩”，同时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回长安，和李渊谈论洛阳的军事形势，坚决要求打下洛阳再回长安。
对了，封德彝是河北人，隋炀帝杨广的旧臣，也追随过宇文化及，同样是关东归附功臣。
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封德彝和李世民的要求下，李渊也知道，让关东归附功臣把吃到嘴里的蛋糕再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便同意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李世民通过和关东归附功臣结成利益共同体，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
第二件就是窦建德来了。
早在李世民攻取洛阳外围的时候，王世充便向窦建德求救，虽然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关系不佳，但窦建德知道，河北和河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王世充灭了，自己也难以立足。
于是窦建德同意救援王世充，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窦建德的救援也不是平白无故献爱心，他有自己的谋划：
“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
窦建德准备和王世充内外夹攻李世民，等逼退李世民之后，再兼并王世充，整合河南河北的力量入关灭唐，一统天下。
实事求是的说，窦建德的战略规划没问题，但窦建德的部队成分有问题。
他带到河南的十万大军，根本不是纵横河北的嫡系老兵，而是新收服的山东军阀孟海公、徐圆朗的部队。
军队也好、执政团队也罢，要想密切合作需要长时间的磨合，达到将士信任主帅、主帅熟悉将士的程度，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王世充能在洛阳孤城保持战斗力，根本原因在于，王世充的部队是从淮楚带来的，经过数年征战，早已和王世充荣辱与共。
现在窦建德带着新收服的杂牌军到河南，必然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是主帅和将士不信任，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第二是只能打顺风仗，一旦出现逆风局，很容易出现草木皆兵的局面。
这才是窦建德最大的危机。
而消息灵通的李世民，发现了窦建德的弱点，面对再次提出退兵建议的关陇人士，李世民坚决拒绝，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吾据虎牢，遏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破之甚易。”
早在窦建德南下之前，李世民便命王君廓夺取虎牢关。现在虎牢关成了窦建德的必经之路，李世民控制虎牢关，便掌握了针对窦建德的战争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李世民把大军交给李元吉，让他带着屈突通等人继续包围洛阳，自己带着3500骑兵奔赴虎牢关。
战事果然和李世民预料的一样，“窦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数战不利，将士思归”，失去战争主动权的窦建德，在李世民的逼迫下，内部危机即将爆发。
但命运的天平又向窦建德倾斜了一下，621年4月凌敬向窦建德提议：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踰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
凌敬建议窦建德，既然李世民已经拿到河南战场的主动权，我们与其硬碰硬，不如离开河南夺取晋南，拿到三方会战的主动权，威胁关中逼李世民退兵，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从事后来看，这是窦建德的最优解，如果窦建德采纳了凌敬的建议，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
但，窦建德拒绝了凌敬。
窦建德的原话是：“郑亡在旦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也。不可。”
畏敌和弃信是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我觉得，“不愿弃信”是窦建德拒绝凌敬的关键因素。
《旧唐书》里记载：窦建德“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即重信义，在河北起兵以后不乱杀人，以“信义”团结群众，可以说信义是窦建德打天下的合法性，也是窦建德的路径依赖。
所以听到凌敬的建议，他本能的选择了按救援合同办事，不做违背信义的事。
窦建德的命运就此注定。
既然窦建德因路径依赖做出错误选择，那李世民就不客气了。
621年5月，军事间谍向李世民汇报：“窦建德准备趁唐军草料用完，外出放牧的时候偷袭虎牢关。”
战马没有草料，相当于坦克没油，起码损失一大半的战斗力。
李世民将计就计，在大河以北放了千余匹马，窦建德以为唐军没有草料，便率十万大军倾巢出动。
李世民和窦建德结阵对峙到中午，等窦建德的部队士气衰竭，李世民亲自带着骑兵冲阵，“卷旌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见之大溃。”
也就是说，李世民雄踞虎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并抄掠窦建德的粮道，目的是逼窦建德入绝境，最后引诱窦建德决战，在李世民所向披靡的冲锋下，引爆窦建德部队的内部矛盾。
这才是3500骑兵击败十万大军的真相。
所以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不求歼灭窦建德的有生力量，只求击溃敌军俘虏窦建德。
李世民嘲讽窦建德：“我打王世充，关你何事？”窦建德心服口服：“我是来千里送人头的。”
虎牢关战事至此结束。
返回洛阳城下，李世民推出窦建德的囚车给王世充看，王世充瞬间没了指望，带着两千多名官员出城投降。
7月，李世民穿着黄金甲进入长安，身后是李元吉、李世绩等25名东征将领。10月，李渊以李世民功高盖世，专门设置天策上将封赏李世民，位在王公之上。
空前绝后的战功和封赏，让大唐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6
李世民的三大战役破解了大唐的地缘危机，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大唐，挽救了李渊“宗王领兵”的军事路线。
但李世民的胜利，没有挽救李渊的政治布局。
大唐原本是宗王和功臣互相制衡，现在随着李神通和李元吉等人一败再败，导致李世民在宗王里一枝独秀。
而且李世民本来就是极有分量的开国功臣，现在重用关陇开国功臣、联合关东归附功臣打赢三大战役，于是李世民便成为宗王的代表、关陇开国功臣的代表、关东归附功臣的代表。
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有多少人支持，能代表多少人的利益，就有多大的权力。
当李世民集三大阵营代表于一身的时候，他就有了雄厚的权力基础，成为大唐事实上的第一号人物。
所以李渊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言外之意就是——
李世民的翅膀硬了，不再是唯李渊之命是从的儿子了，李渊再也不能让各方势力互相制衡，自己在太极宫垂拱而治了。
但李渊毕竟是开国皇帝，经历过三朝的老狐狸，他是政治野心的，所以李渊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还想再挽救一下。
622年冬天，李渊册封了26名郡王，以求壮大宗王的力量，并且认为李道宗有文韬武略，和曹魏的任城王曹彰特别像，便封李道宗为任城王。
这道任命折射出来的政治寓意，便是李渊想培养出能征善战的宗王，和曹彰一样做曹操的助手，以后有战事不必完全依赖李世民。
一句话，李渊要培养宗王削弱李世民。
在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同时，李渊还极力打压追随李世民的人。不论是宗王、关陇开国功臣或者关东归附功臣，只要追随过李世民，都是李渊排挤打压的对象。
比如平定洛阳以后，李世民觉得淮安王李神通功高，赏赐给李神通50顷田，李渊要夺过来赏给张婕妤的父亲。杜如晦在长安街上骑马出行，被尹德妃家的奴仆拖下来殴打一顿。
明明是李渊犯错在前，却反过来怒斥李世民：“我的圣旨不如你的秦王令管用吗？”
这些事往往被解释为李渊昏庸，但我觉得吧，李渊做这些“昏庸”的事，有着清晰的政治用意，即通过整治李世民旧部，宣示李渊的皇帝权威。
那李渊换个太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反正江山要传给儿子，如果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么三方势力的心就定了，李渊也可以通过李世民的支持，得到皇帝应有的权力。
这不是皆大欢喜？
李渊确实想过换太子，《资治通鉴》的原文是“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
但问题是，李渊是57岁的老年人了。
人老念旧，人老也更关心身后事。李渊进长安后，足足生了17个儿子、14个女儿，这些孩子能不能好好活着，是李渊必须考虑的问题。
于是李渊流露出换太子的意思，和太子李建成关系不错的后宫嫔妃们便说：
“皇太子仁孝，妾母子必能保全。秦王憎嫉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无遗类矣。”
我们现在知道李世民是宽宏大量的人，但在李渊看来，经常在宴会上思念窦皇后的李世民，显然对这些小妈不太友善，把她们都托付给李世民，实在不保险。
倒是李建成和后宫关系不错，可以保全小妈和弟妹们。
于是李渊“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在这件事情上，李渊和刘邦面临同样的困境。
但刘邦是亲自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吕后家族又是“佐高祖定天下”的顶级功臣，所以刘邦可以轻松做出选择，让功臣和外戚辅佐刘盈，自己在世的时候也能掌握大权。
至于戚夫人和刘如意，牺牲就牺牲了。
而李渊的政治布局崩盘，依赖李世民得天下，他想保持开国皇帝的权力，又要保证后妃和幼子的性命，只能联合李建成等宗王、裴寂等关陇开国功臣，打压李世民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关东归附功臣。
这就是李渊的尴尬之处，他能做的选择很有限。
大唐政局走到这里就很明显了。
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只要保证既得利益，李渊还是李世民做皇帝无所谓，关东归附功臣和秦府旧臣迫切希望换皇帝，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里面核心矛盾是李渊、李建成两人的去留，而最有动机决定两人去留的，是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
就这么简单。
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大唐是李世民挽救的，李世民想做皇帝是天经地义的。
但做皇帝也要讲基本法，李世民想等李渊或者李建成先发起进攻，自己被迫应战，这样便可以获得大义名分，对三方势力和历史定位，都有妥善的交待。
不过随着李渊的步步紧逼，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这群秦府旧臣和关东归附功臣等不及了，担心再拖下去性命不保。
李世民被他们推着向前走，玄武门政变便不可避免。
他派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车骑将军张亮带着财宝，到洛阳结纳豪杰，以备长安政变不成功，到洛阳纠集旧部反攻长安。
温大雅是太原人，祖上跟随曹操起家，西晋年间和博陵崔氏、太原王氏、皇族司马氏联姻，号称望族。温大雅的父亲温君悠是北齐官员，所以太原温氏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关东士族。
张亮是郑州荥阳人，瓦岗军出身。
在长安城里动手的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旧部。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祖辈在北齐做官。高士廉是渤海蓨县人，北齐皇族。张公谨是魏州繁水人，王世充旧部。程知节是济州东阿人，瓦岗出身。秦叔宝是齐州历城人，瓦岗出身。
以上这些人，政治光谱上统统是关东归附功臣。
杜如晦、侯君集、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但他们都是秦府旧臣，和李世民是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626年6月，这两拨人做为主力军，推着李世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成一场流了一丢丢血的政变。
失去权力基础一心搞制衡的李渊、被李渊推出来做盾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成为政变唯一的牺牲品。
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们保持中立，政变成功后迅速站队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李世民。
8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而在此之前，得到“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大权的李世民，已经封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
这批武将任命名单，包括了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
房玄龄做了中书令、长孙无忌做吏部尚书、杜如晦做兵部尚书、高士廉做侍中、萧瑀和封德彝分别出任尚书省左右仆射、温大雅升吏部尚书并封黎国公、陈叔达和裴寂留任宰相。
这份文官任命名单，也包括关陇开国功臣和关东归附功臣，并且有江南士族的代表萧瑀和陈叔达。
李氏宗王和其他大唐官员一概不动。
至此，关陇开国功臣和宗王保证了既有利益的延续，关东归附功臣兑现了三大战役血战换来的利益，李世民顺天应人做了天下之主。
最关键的是，大唐朝堂不仅换了皇帝，也改变了成分。
魏晋以来四百年乱世，将中国人分为关陇、关东、江南三个明显带有地域特征的群体，代表这三个群体利益的士族和豪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惨烈的厮杀。
曾经统一中国的隋朝，没有消弭三个群体的裂痕，反而随着隋炀帝杨广东征高丽，再次分道扬镳。
李渊坚持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宗王和关陇开国功臣，陈叔达和萧瑀因为私人关系得到重用，也能代表江南人的利益，但总体来说，由于李渊和李世民的斗争，李渊并没有处理好三个群体的关系。
直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以后，团结了关陇和江南的开国功臣，提拔了关东的归附功臣，稳住李氏宗王，真正实现了宗王、关陇、关东、江南的大团结。
所以玄武门政变不是弑兄逼父的惨剧，而是李世民通过微小的代价，召开了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
李世民做为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最后一位英雄，通过玄武门政变，给魏晋南北朝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此以后，乱世争雄化作历史云烟，大唐盛世成为中国不朽的丰碑。
历史转折中的李世民，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至于李世民是如何做到的，白居易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冲锋陷阵、再造大唐、削灭群雄、收拢人心，李世民成功的秘密都在这首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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