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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立国根基是“为人民服务”，重视人民，是新中国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几千年，翻开史书满眼望去，处处都是王朝兴衰和治乱循环的教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国家执政理念的转变——
国家到底对人民好，还是对官员好？
如果为人民服务，便要虐官，造成官不聊生的风气。如果对官员好，便要虐民，造成民不聊生的惨状。
虐官是损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可要是虐民，就是用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小部分人，到头来非但人民不满意，官员也会利用人民的不满意，谋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是读历史的号，今天就用隋末唐初的故事，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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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
在中文互联网上，很多网友对杨广抱有同情的态度，说他严厉打击士族门阀，损害了士族门阀的利益，最后被士族门阀出卖，共同推举李渊为代言人，重建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唐朝。
这种说法其实错的离谱。
隋炀帝杨广不仅没有打击士族门阀，恰恰相反，杨广是极力维护士族门阀利益的，杨广严厉打击的是普通人民。
611年，杨广准备征讨高丽，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造三百艘船，并且征发数十万人到船厂做工。
为了完成造船目标，杨广和元弘嗣颁布严格命令，不给数十万工人充足的休息时间，昼夜站在水里造船，导致工人的腰部以下都长满蛆虫。
马斯克要求推特员工加班，只是压榨劳动力，杨广是把人当成机器用，还不给抹润滑油的那种，于是“死者什三四。”
除了大船，征讨高丽还需要粮食。
经过隋朝开国三十年的积累，河南的黎阳仓和洛口仓有很多粮食，杨广命令，从这两个仓库调拨粮食运到涿郡前线，于是又有数十万江淮一带的人民，被迫做了运粮工人。
和造船工人一样，运粮工人也是当成机器用的，昼夜不停的在路上奔波。
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死人是必然的，《资治通鉴》里记载：“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一顿折腾下来，还没和高丽打仗呢，杨广就消灭了几十万自己人。
现代人连996的强度都忍受不了，如果穿越到隋末做普通人民，在这种“不把人当成人”的气氛下，你想想有多恐怖？
而对普通人民苛刻的杨广，对官员却非常好。
还是611年，杨广乘龙舟，从江都到涿郡巡幸。一路上和散财童子似的，任命了三千多人做官，到了涿郡以后，杨广住进临朔宫，为了照顾随他巡幸运河的官员，便下诏“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
九品官相当于股级，在整个隋朝官职体系中属于不入流，但是杨广也照顾他们，随手分配一套房。
给官员升职分房，和折腾死几十万船工粮工，是同时发生的事，多么魔幻。
杨广对士族也很宽容。
宇文化及原本是无才无德的无赖，但因为许国公宇文述的关系，杨广做晋王的时候就和宇文化及非常亲密，继位以后，马上提拔宇文化及做太仆少卿。
607年，杨广到榆林巡视，宇文化及私自和突厥做生意。
这种走私性质的生意，任何时候都是违背国家法律的，更不用说，还是朝廷大员带头走私，影响极其恶劣。
杨广发现以后，原本准备砍了宇文化及，但可能是顾及宇文述的地位，也可能是舍不得杀宇文化及，反正是把宇文化及给放了。
不仅放了，几年后宇文化及还升为右屯卫将军，统领朝廷大军。
杨广对外族也很大方。
612年，杨广已经到了涿郡，招突厥的处罗可汗带兵护驾。
一般来说，想让外族服从中国皇帝的命令，要么打服，要么花钱买。杨广没有天可汗的威势，这次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说“赏赐甚厚。”
从外交的角度来说，给外族重金赏赐，维护边境平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和中原地区的水深火热相比，杨广的丰厚赏赐，怎么看都觉得讽刺。
所以隋朝在杨广的治理下，对士族纵容、对官员友好、对外族撒钱，唯独对普通人民苛刻。
3
以“虐民爱官”为执政理念的隋朝，表现出来的政治作为，产生了巨大的连带效应。
看到遍地无辜的人死亡，那些暂时活下来的人都会联想——
如果征发我到船厂做工或运粮食，会不会惨死？我死了妻儿老小怎么办？如果我逃避官府的征发，会不会被砍头？我死了谁来养活家人？
当这一系列疑问出现在脑海中，不管是谁，恐怕都能推导出最终的答案，反正都是死，不如反了吧，说不定还能争一条活路。
于是山东人王薄写下《无向辽东浪死歌》，打出隋末造反的第一杆大旗，不到一年时间便聚众数万人。
河北人窦建德带两百人进入高鸡泊，因为待人和气、体恤士卒，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麾下万余人，人人愿为窦建德而死。
杜伏威逃亡江淮，凭借“出则居前、入则殿后”的风格，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江淮的少年领袖。
从大业盛世到遍地狼烟，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背后的原因便是杨广不爱惜人民，人民不跟着他混了。
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有很多种，但不管哪种理论，“以民为本”肯定是最核心观点。这个核心观点，官员、贵族等统治阶层都是认同的。所以隋朝人民被逼造反，便击穿了维系统治阶层团结的政治价值观。
结果显而易见，随着隋朝人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杨广费尽心思笼络的官员和贵族，也有了“驱除暴政还天下太平”的理由。
于是在613年，楚国公杨素的嫡长子杨玄感起兵，在誓师大会上说的话很有意思：“我身为上柱国，家累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起兵，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
杨玄感宁愿毁掉祖宗留下的家业，也要驱除暴君杨广。
至于杨玄感是真心为人民服务，还是发现乱世到来想搏一搏，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随着杨玄感起兵，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虞世基的次子虞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等40多名高干子弟，前往投奔杨玄感，准备和他一起做大事，杨玄感也都委以重任。
虽然隋军很快击败杨玄感，但以杨玄感为首的高干子弟起兵反隋，意味着隋朝的统治集团分裂了。
就这，杨广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在平定杨玄感起义之后，杨广和大臣们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杨广的意思是，天下普通人民太多了，得多杀一些。
造船运粮的时候嫌人少，遭人叛变的时候嫌人多，你说杨广说的是人话么？但凡杨广能收敛好大喜功的作风，隋朝人民可都是人口红利啊，怎么可能多余呢？
但是杨广不懂这个道理，也可能是不屑于懂。
得到杨广的命令，将军樊子盖和御史大夫裴蕴大兴株连，一口气杀了三万多人，流放六千人。杨玄感起兵时开仓放粮，那些吃过杨玄感粮食的人，也被骗出郊外坑杀。
杨广还觉得力度不够，命令各地政府，凡是参与造反的人，不管本人在哪里，留在故乡的家产统统充公，妻儿老小贬为奴婢。
杨广的命令够狠，但天下造反的人太多了，怎么可能分辨出到底是谁呢？
于是接到命令的地方官员，便得到一项特权。他们说谁家有人造反，就可以直接抄家杀人。他们看上谁家的产业，就说谁家出反贼了。
法无禁止即可为。
不出两三年，隋朝各地的官员便发了大财，成为人民造反的既得利益者，而这个“造反利益集团”的形成，彻底给隋朝的灭亡按下加速键。
国家该善待人民，杨广偏偏虐待人民。
国家该官不聊生，杨广偏偏纵容官员贵族。
国家要抚慰造反的人民，杨广却有意无意的，在地方上培养了庞大的造反利益集团。
这就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李密的反隋檄文里说杨广：“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简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广后来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这还用问吗，那么好的大隋江山，一手折腾的亡了国，自作孽啊。
4
隋炀帝杨广以不爱民失天下，乱世崛起的唐高祖李渊，恰恰是以爱民收揽人心。
617年，属于统治阶层一员的李渊，准备收拢山西兵马反隋，第一步是平定忠于隋朝的西河郡，否则李渊进军长安的途中，便有腹背受敌的风险。
战前，李渊就定下不许扰民的规矩。
李建成和李世民做为统军将领，和准备出征的将士们同甘共苦，丝毫没有唐国公嫡子的架子，而军中将士到了集市上，想吃东西一定要花钱买，绝对不能仗势欺人，颇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
攻下西河郡以后，除了诛杀忠于隋朝的郡丞高德儒以外，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军队秋毫无犯，并且派出使者安抚百姓，让他们不要害怕。
在杀人如麻的隋末乱世，这样一支军队足以称之为王者之师，所以“远近闻之大悦”，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李渊听到汇报非常高兴，感觉起兵有胜算了：“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即爱人民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拥护。
随后李渊亲自到西河郡，贫苦无依的都发放钱粮赈济，70岁以上的老人都授予没有实权的散官，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老有所养。有才能的年轻人则量才授官，不让贤才埋没乡野。
俩字，仁义。
同年底攻入关中，李渊麾下已有20万兵马。
乱世枭雄为了满足军队的利益，往往允许军队大肆抢劫，但李渊颁布严格军令，命令将士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在营房操练，不允许离开营房，更不允许到村镇上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进入长安，李渊和长安人民约法十二章，凡是隋朝残害人民的暴政，全部废除。
上一个这么做的乱世领袖，还是八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
至此，李渊给唐朝开国打下雄厚的基础，背后的执政理念还是俩字——爱民。
杨广以暴政亡国、李渊以爱民开国，这一切都给初出茅庐的李世民留下深刻印象，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更让李世民震撼。
中国人讲究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便见到自己。见识到天地万物的磅礴伟力，便见到天地。俯首为人民服务，造福天下，便是见到众生。
李世民经历过血腥战场，见过自己。隋唐因人民而兴亡的教训，让李世民见到天地。以后李世民将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见众生。
在漫长的岁月里，李世民牢牢记住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换个说法，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同样的道理，明朝能延续近三百年，也是因为朱元璋爱民虐官。
《天潢玉牒》里写到：“太祖诚心爱民，尤矜贫弱，语及稼穑艰难，每为涕泣。于大姓兼并，贪吏鱼取，犯者必置诸法。”
每当听到人民生活艰苦，朱元璋就要掉眼泪，发现官员和豪强兼并土地，必定要想办法除掉他们。
而且朱元璋的执政理念很超前：“朕闻天为民而生君，君为民而职臣，臣体君心而问民疾，宜乎职焉。”
天地大道为了照顾人民，才设立了君主的岗位，君主为了照顾人民，才设立了官员的编制，君臣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朱元璋在位期间，不论是官员贪污、还是功臣兼并土地，朱元璋就一个字——杀，通过洪武四大案，几乎把大明朝野都洗刷了一遍。
残忍归残忍，但道学先生方孝孺都承认，经过洪武四大案的杀戮清洗，明朝官场形成一种恐怖气氛，谁都不敢违反朱元璋的法令，更不敢虐民。
“天子新有天下，惩前代弛缓不振之弊。当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
而继任皇帝的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一遍遍强调“太祖成宪”，对犯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即便是功臣或外戚兼并土地，一旦被发现，也要面临法律的制裁。
在“官不聊生”的政治风气中，明朝逐渐走向盛世。
明朝强盛的根本原因，还是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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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博大精深，现在的很多事情都能在古代找到影子。
每个成功的政治集团，不管战略规划多么精彩，都离不开爱民这个前提，而要做到爱民，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虐官。
官不聊生才能国泰民安，官员过的舒服了，人民一定受苦受难。
倒不是说官和民是完全对立的社会角色，只是在整个社会的食物链上，官员处于上游，掌握着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人民处于下游，只有被分配的资格。
在这种社会角色不对等的情况下，虐官爱民，恰恰是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如果官和民的角色失去平衡，那就要出问题。
而要通过虐官爱民维持社会平衡，关键不在口号，在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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