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人们愿意参加哪个党，或不参加任何党，都是个人的自由，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同政治思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成立个党。在美国肥皂剧《老友记》中，就有两个男生结了一个党，去反对一个他们讨厌的女生瑞秋，这个党就叫“反瑞秋党”。这确实是国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人往往“友邦惊诧”，以为党将不党了。
西方社会的政/党，原本跟东方国家大不一样。英语中“党”叫做Party，也正是集会的意思。一点没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
在中国，例如白莲教和天地会那样的传统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政/党”有天壤之别。在西方世界的所谓“政/党”，必须是允许分裂的，必须是党员进出自由的。但中国不是。在武侠小说中，中国无论帮、派、教，都有“清理门户”的传统，这就是纪律。背教出门者，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例如背叛明教的紫衫龙王，华山派弃徒令狐冲等等。我不知道小说中事实是否准确，但我想在帮派问题上，可能大致差不多，凡是加入了组织的人，就要严守帮会纪律，就有义务和帮会老大“保持一致”，不得有自由思想。也就是，不管个人自己的知识和想法如何，都不能允许“独立思考”，永远不能背叛组织。（我这里说的是指“思想上”的反叛，而不是指出卖朋友和组织的那种背叛，后者是伤天害理的，但这种人往往是为了金钱什么的、而不是信仰）
中国的政/党政治始于孙中山。孙中山正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来建立国民党的。他的民/主路线图是：军政 — 训政 — 宪政。训政，训什么？谁来训？当然是训老百姓，由国民党的领袖来训。
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孙中山参照帮会规矩创立中华革命党，因其严厉的纪律招致部分前同盟会成员的极大反感。他的继承者蒋介石本人就曾是青帮成员）。
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组织纪律，并且有过之有无不及。他不承认当时的反对派共产党的和平存在，而且采取了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因而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和革命，最终推倒了庞然大物蒋介石。
集中制的政/党，源于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即使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起初也是西欧北美的那种Party。后来才在列/宁手上，改造成拥有严格纪律的党，例如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党员都必须在一个支部工作、交纳党费、完成党交给的任何任务即布尔什维克（俄文意为“多数派”），反对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派别，则称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其实布尔什维克在党内基本上处于少数，但它在革命中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表明它适应了俄国革命的情势。
尽管“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但人民也总不能天天过节吧？和平的、有法律秩序的时期还是占了大部分时间。所以，如果一个革命政/党，在革命之后不能及时转变到适应和平时期，事情就会起变化。就像左翼反对派领袖托洛斯基早在1904年就针对列/宁的党的组织方法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以下结果：党组织代替了党，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组织，最后，一个ˋ独裁者ˊ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内战，布尔什维克从一个革命运动的团体，转变为在一个新的革命国家中垄断权力的、纪律森严的官僚组织。列/宁对此忧心仲仲，在斯大/林这些人的身上，他清楚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病症的征兆。在逝世前写的几篇文章（即所谓“政治遗嘱”）中，列/宁严厉批评了官僚机构，他甚至说，“目前的国家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并且表达了实行政治上的新政策的设想（相对于新经济政策）。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建议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他写信给斯大/林威胁要断绝关系。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对这封信说：“要是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是绝对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
托洛斯基也在1923年10月8日给党的公开信中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压力必须让位于更活泼和更广阔的党的民/主制。然而，现政权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权从工人民/主的道路上倒退得更远了。党机构的官僚化已经通过秘密选举的办法发展到闻所未闻的地步。”
1924年1月19日，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给发起官僚化论战的托洛斯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克鲁普斯卡娅给病床上的列/宁读了这项决议。第二天，列/宁就怀着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与世长辞了。托洛斯基坚持认为，列/宁的死与斯大/林有关，直接点说，列/宁是斯大/林毒死的。这桩公案只怕永远是一个历史的谜了，而托洛斯基本人则是死在斯大/林派去的特务的冰镐下，鲜血和脑浆洒在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传的稿纸上。
列/宁死后，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按照他的遗嘱，支持左翼反对派，想把斯/大/林搞下台。斯/大/林威胁她说：如果你不支持我，我会让党宣布，说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党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不是吗？的确，谁也没法否认，党已经从一个充满平等和民/主信仰的政治团体（即party），逐渐变质和“异化”，变成掌握无限权力的、庞大的怪兽利维坦。最后，克鲁普斯卡娅妥协了。
在斯大林时代，由于没有和平的、合法的反对派及反对党，那么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就很难对国家起真正的领导作用。表面上是党领导国家，其实不是。能够起领导作用的那些人，通常不是作为“党员”，而是作为“官员”。由于反对派不合法，官员们往往失去制约和监督，于是，官员们就只能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日益“利益集团化”。
那么党呢？由于不能真正起作用，所以，“党”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摆设和多余的机构了。真正有威力的是“头”，或者说“领导”，是局长、部长、市长、省长。有的地方，也可能实际上“第一书记”也很有威风，那多半可能是基于他的个人权威，或者他也是个官员。而且，只要是执政的人，就因为他们是“官员”，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党员”。
官僚集团一枝独大，既没有民众的监督，也缺乏党的监督，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源，但是一旦产生，它自身就成为了存在的目的；它为了控制而产生，却成为最不受控制的力量。官僚们把几十年来积累的国家财富分光后，就会嫁祸于党，从而迫使党下台，迫使苏维埃国家解体，这样他们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再也没有人来追究他们的“原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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