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漫长的的历史，从秦灭六国、实行大一统的封建集权体制开始，从统一到兴盛到衰落再到乱世的循环往复就不断地在中华大地上演。
每一个王朝的创业之主都会在此前王朝灭亡的基础上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中Y集权体系，想方设法的巩固皇权的核心地位，希望自家的基业能够万世长存，然而每一朝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周期。
明朝也不例外。
朱元璋出身布衣，在元的统治下，他从小就生活困苦、颠沛流离，历经数年艰险才取得天下。对于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他也倍感珍惜。
在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在思考前朝为何亡、自己何以兴的问题，也在制度上做了很多尝试和调整。
朱元璋在设计明朝制度体系时，总结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崩溃和垮台的教训时，认为母后专.制、外戚专.权、相权专.政、宦官专政是对皇.权的最直接威胁。
为了防止后宫干政，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便命儒臣修女诫，其中规定“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这也是朱元璋给自己的子孙立下的祖训。并且，朱元璋还命工部制红牌，携诫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
此外，自古以来，后宫妃子虽然离权力中心近，但却没有外朝事权和兵权，因此，后宫干政往往需要外戚的配合，外戚专.权和后宫干.政往往是紧密结合的。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也有考虑，他特意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皆选良家之女，进者勿受。
因此，明朝君王后妃大多出自两京附近的民间。这样的做法也确实管住了后妃干.政，明的确没有出现母后临朝、外戚擅权的情况。
然而此消彼长，明虽然没有出现外戚擅.权的情况，却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宦官大多都是出自明朝，如王振、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等，这是为何呢？我们得从明朝制度演化的角度去分析。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一直担忧相权过重，内心对于是否废除丞相制度就在犹豫，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胡做了七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D，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加上他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爆发后，朱元璋顺势便废除了宰相制度。
在废除宰相制后，六部的权力直接归属皇帝，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然而，由于封建集.权体.制的运行核心是围绕皇.权，从决策的机制讲最终决策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而实际决策的过程，皇帝一人是无法胜任的，所以不得不借助身边的助手。
有统计资料显示，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内外诸司奏章供一千六百六十份，奏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朱元璋不得不感叹：“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
这充分说明，在封建集权的体系中，要想亲力亲为处理诸多事务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像朱元璋这样精力旺盛、能力很强的帝王，都会时常感觉到力不从心，更何况他那些养尊处优的子子孙孙。
因此，在洪武十五年，便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而到明成祖朱棣时，便在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建立了内阁。
内阁设立之初，只是一个秘书班子，进入内阁的官员品阶都不高（不高于正五品），日常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替皇帝起草诏令；二是给诸司的奏启进行批答——即票拟。说白了，就是将下面的奏章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个处理建议再由皇帝阅览，以减少皇帝的工作量。
内阁官员虽然品阶不高，但却离权力中心很近。如果皇帝自身能力强，内阁也就只是一个秘书班子；但如果帝王只知玩乐或者年龄很小，那内阁的权力就会迅速膨胀。
当然，内阁的票拟并不能作为诏令直接下达，还得经过皇帝的亲笔朱砂“批红“并盖章后才能正式生效。
从程序上讲，批红都要皇帝亲笔御批，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大部分实际上需要他人代为批红，这就需要离皇帝最近的太监来进行。
宦官贯穿整个中国的封建王朝，它与帝王制度相伴而生。由于帝王的妃嫔数目众多，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员服侍供奉，也需要有人监视和守护，以保证帝王血脉的纯正，这样的任务女性不能胜任，用男性更不行，阉人便是最好的选择。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初，为防止宦官专政，一方面考虑限制宦官的数量；另一方面则制定了一些限制宦官的措施和条令。
“朕观《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至渝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酰醢，司服守桃。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
“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许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尝(于洪武十七年)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预政事，预者斩。’”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以减少宦官能承担的事务范围。
然而，朱元璋限制宦官的措施和条令只有他在位时有效，他去世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永乐年间，宦官开始参与重大政务活动。
因为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受益于宦官，所以他即位后也给了宦官更多地权力。惠帝朱允炆管理宦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在燕王朱棣起兵后，“内臣都逃入其（燕王）军，漏朝廷虚实“。永乐三年，遣太监郑和下西洋；永乐十八年设置东厂，从此太监成为常驻地方官员，人数也不断增多。
到明末时，宫女和宦官的数量加起来有十万人之多，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全都需要靠老百姓的赋税供养，也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个难以承受的重负。
不仅如此，大多数宫女、太监都生活在封闭的皇城内，势必矛盾重重，形成各种派系，互相勾心斗角。封闭的皇城是一个很好的培养皿，从小就在勾心斗角中长大的宦官自然而然的也就学会了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和权谋之术。
朱元璋制定限制宦官的措施和法令的本意是想维护皇权，然而在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如朱元璋不允许宦官干预政事，但在封建集权的体系中，帝王作为处理政务的核心枢纽，事事都离不开近身的宦官，法令只能约束一时，岂能长久！
此外，朱元璋不允许内臣读书识字，然而如果内臣不识字，又如何能管理好庞大的内府事务？而身处皇帝身边的宦官之首——秉笔太监如果不识字，又如何代替皇帝在内阁的票拟上批红呢？
所以到明宣宗朱瞻基时，就不得不在内府设立内书堂，选一些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他们读书识字。
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本意是要达到皇权独揽，然而皇帝作为封建集权体制的核心枢纽，一人又难以处理诸多事务，必须借助内阁“票拟“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批红“。由此，内阁首辅逐渐成为没有相名的宰辅，秉笔太监则逐渐成为”内相“。
我想，这也是朱元璋的无奈和悲哀之处吧。
【文/白依依，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地火依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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