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失灵，进而导致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效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内容脱离实际、宣传教育策略及举措不当、敌对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潮的冲击、解构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因素与政治生态上的极度腐败给意识形态工作造成的影响相比，似乎都只能算细枝末节的东西。腐败才是摧毁苏共意识形态信仰根基的根源所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化体系即社会主义学说，它是一种先进的理论体系。列宁认为，这种先进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它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有产阶级有教养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然后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去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先进的工人阶级就是如此接受和获得社会主义学说和意识形态的，更遑论一般的社会民众。
学者孟迎辉说：“俄国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接受，是从价值认同开始的。一方面，俄国是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对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这样不仅普通群众即使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很有限。因此，当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人们真正取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价值形象正好符合人民群众心目中朴素的政治价值理想。因此，人们的政治信仰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主要依靠情感基础的支撑。这种来自价值观认同的情感，要得到长久的巩固，就需要苏共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价值观的变现，即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尤其要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民众从中受益，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可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当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前文所述及的、手握公权的特权腐败者们享受着特权带来的优渥生活却又无视民间疾苦，造成百姓的现实生活与其价值理想形成天壤之别时，即使是迫于现实，人们不能进行直白的表达，但其内心一定充斥着失落、愤懑乃至绝望等情绪，其对于苏共的理想、信念或意识形态的信任与信仰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当美好的理论被血淋淋的事实反证为一种虚伪的欺骗的时候，苏共的气数也已尽。”
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自然也应当是社会普通民众的行为榜样，他们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身体力行的标兵、楷模。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要为广大工农群众谋幸福。因此，共产党人就理应成为无私无畏、身先士卒的英模和克己奉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楷模。十月革命前，如果不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心一意地为俄国底层老百姓舍生忘死、身先士卒地举旗革命，怎么能唤起千百万俄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和舍命追随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怎能在困难重重中创造出摧枯拉朽的辉煌战果和赢得革命的胜利呢？在革命成功后，1920年1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百姓生活的困顿、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列宁告诫道：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应该努力地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的艰苦奋战下，人民群众自觉团结在俄共（布）党的周围，齐心合力、共克时艰，终于战胜危局、渡过难关，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些都清晰地展示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巨大威力。
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的苏共领导人们为苏联老百姓树立的是怎样的“榜样”形象呢？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竟是，个个都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以至于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腐败成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的贪污腐败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特点主要有：
第一，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家人都涉嫌腐败，然后各级干部都纷纷起而追仿，一面对上级投其所好，一面自己借机搜刮。
第二，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从走私黄金、钻石、古董，到粮食、石油、棉花，基本上是只要赚钱什么都敢干，无所顾忌，无视国法民权。
第三，牵涉面广。贪污腐败的案件往往是“窝案”，每一个案件都会牵涉多个部门和行业的官员。
第四，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走私或者获得其他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使国家在经济上及在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这种严重的腐败局面，使得人们对苏共领导人以及各级干部的不信任、反感甚至否定不断增强。
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质，是要让人们接受和服从主导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进而按其价值理念行事。但这种接受和服从，应该是一种心底的自愿认可。毛泽东说：“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如何能说服别人，很显然，主要靠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真理性，其理论形态要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经得起推敲和质疑，这是基础和前提。第二，倡导者身体力行的示范引导。这也是意识形态价值变现的过程，没有这一层，意识形态就仅停留在观念、理论层面，成为一种类似经院哲学的东西，无法起到对人们的实践进行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科学性的意识形态，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引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并且诞生了苏联这一伟大的成果。而且，在苏联的诞生过程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倡导者们冲锋在前、身体力行的榜样示范作用所发挥的威力或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仍奉行和坚守的是这一理论或意识形态，但为什么就偏偏不起作用了呢？原因只能从第二个层面去解释和理解了，那就是倡导者们的榜样示范作用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苏共的领导者们，一个个都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唱的依然是为民造福、大公无私、正直清廉的高调，做的却是徇私舞弊、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的事情。如此，怎能让人民再去接受和认可苏共的主张或意识形态呢？
所以，叶书宗教授说∶“苏共自身的蜕化对苏共思想教育的失效来说是致命的。大学生把公开供人瞻仰的列宁朴素居室，与有机会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党的官员的生活方式相对比，苏共思想教育的效果就化为零了。”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失灵还有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解构等因素的影响，但实质上这些外部因素作用的发挥，又何尝不是建立在苏共腐败这一内部因素基础之上的呢？叶书宗教授在另一篇研究论文中说：有些西方的“心理战”专家指出，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现实的气愤就足够了。那么，靠什么来引起苏联青年对其周围现实的气愤呢。叶书宗教授接着说道：“苏共自身的嬗变，是苏联青年一代走向苏共领导的意愿的悖论的关键原因。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共实际上已逐渐蜕变为苏联特权阶层的代表。在市场供应短缺性危机常态化的苏联社会，特权阶层却过着相对贵族式的生活，使青年一代在心理上尤其难以平衡。”
显然，从根源上看，依然还是腐败摧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一个依靠信仰创建和支撑的国家，信仰崩溃了，其气数自然也就到头了。严重的腐败摧毁了苏共意识形态信仰的根基，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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