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志加兄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1950年1月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离开越南,徒步17天到达中国,请求中国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斗争。
1月底,毛主席在北京会见了胡志明,认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随即,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提供无偿援助。
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人民于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签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北部获得了解放。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越南的第一次无条件援助,胡志明感慨中国对越南是“恩深、情重、谊长”。
毛泽东和胡志明,两人曾在大夏天光膀子畅聊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调集大批战舰驶往越南海域,对越南发起了公然侵略。
胡志明再次向中国请求支援。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党中央决定“无条件地支持越南”,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帮助越南人民防空作战、筑路修桥、兴修水利等等,受到越南人民的热忱拥戴。胡志明主席称赞中国支援部队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
据统计,到1978年止,中国在自身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铁路运输援越物资约3.05万余车,水路运输援越物资约12.5万余吨,共计对越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对越南的无私援助。
1973年1月27日,越美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美军撤出越南,为1975年越南统一奠定了基础。
胡志明曾说:
“我们要感谢中国。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是真正的兄弟情谊。”
2
“国际形势容不下‘兄弟情’”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病逝。“越南二号人物”黎笋接班,中越关系仍旧是“同志加兄弟”。
上世纪70年代,黎笋访华。
然而,国际大气候容不得政治家们感情用事,竟容不下中越的“兄弟情谊”。
1968年1月,华约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罢免了原忠实于苏联路线的诺沃提尼总统,随即公布《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西方冠以“布拉格之春”。
1968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出兵,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为出师有名,苏联提出“有限主权论”,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要让渡主权。
这一理论,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
8月23日,周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鞭挞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抛弃了所谓的‘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块遮羞布”。
中苏关系恶化加剧。
结果是,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和“中苏铁列克提冲突”,苏联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并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为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苏联将“核打击”的计划告知美国。然而尼克松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1970年,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主席决心联美抑苏。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主席回击到:
“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奈何得了我吗?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交美国,就是交越南的仇人,越南当然不爽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1年7月9日,美国安委会主任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秘密访越,当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黎笋大为不悦,当即表示:
“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越南的这种反应。此时的黎笋左右为难,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在越南人看来,苏联、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家的援助越南都收受了,如今却兄弟反目、拳脚相向,越南面临着“站队”的问题了。
3
“站队”
请问,如果你是黎笋,你会选择站队中国,还是站队苏联?
7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异常困难。而苏联却是在巅峰时期,是二战以来唯一能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
资源方面,其国土面积占到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资源非常丰富,几乎不需要进口。
经济方面,它的国民收入占美国的67%,工业产值占80%,甚至一直被诟病不断的农业,产值也占到了85%。
军事方面,有300万军队,51个坦克师,16个军炮兵师,火炮比美国多四万多门,坦克比美国多四万辆,重装师比美国多180多个。总体而言,苏联处在攻势,美国处在守势。
欧洲的战略家们说:
“要是苏联在星期天进攻欧洲,不用几天就可以一直占领到西班牙、希腊,不用等到美国的到来,欧洲就已经沦陷了。”
面对这样一个“巨无霸”,越南认为“中国近,苏联远”,根据地缘政治的逻辑,适宜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先统一祖国,再建立越、柬、老三国的“印度支那联邦”,以谋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强国地位。
在苏联看来,“一个强大的越南,符合华约的战略利益”,顺带也符合越南的民族利益。
于是乎,黎笋集团当然倾向于站队苏联,只是碍于南越伪政权还没有推翻,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隐忍不发”罢了。
4
“兄弟反目”
1975年4月30日,越南统一。黎笋的个人威望在越南国内达到了顶点。
其实,早在60年代中期,黎笋就开始逐渐成为越共的实际掌权人,而胡志明被党内被限制为 “ 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与外交政策的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的完美人物” 。
黎笋(前排右一),1907—1986,越共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统治越南长达17年。
随着黎笋的掌权,他从南方带来的亲信,形成了 "黎笋集团",准备彻底倒向苏联。
越南心想,你中国原来也是半殖民办封建社会,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乱得一锅糟,刚建国,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就敢和苏联翻脸,我越南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大国,首先就是要国土面积大嘛。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黎笋的胆子大起来了,认为中国必乱。越南大肆扩充军备,一年多的时间,越南征兵人数约占总人口的20%有余。
1976年12月,“越共四大”在河内召开,四位亲华元老黄文欢、长征、朱文晋、武元甲纷纷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亲华派彻底失势。
1977年9月22日,黎笋最后一次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一开口就提出有关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1978年,越南政府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行对华人实施“财产登记”,驱逐华人20余万,并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
1978年9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11月3日,苏越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面对越苏步步紧逼,我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邓小平又在11月份火速南下,依次拜访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国家,获得支持。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过春节,就越南问题达成共识。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美国记者询问中美两国对越南问题态度时,邓小平抓住机会,暗示道,“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咯。”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5
“苏联靠不住”
面对中国军队的强力进攻,越南一点都不慌,一副“不用怕,咱背后有人”的样子,甚至叫嚣“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在边境地区的越军第3师更为狂妄道,“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过春节”。
可是,结果却是越军被中国打尿了。原以为只要半小时,就会出兵支援的苏军,却原地不动,放了越南小弟的鸽子。
可见,任何国家要想实现强大,最根本的还得靠自己,如果自己弱小,即便是有苏联这样的大国支持,也靠不住。
越南只是苏联的“马前卒”罢了,苏联怎么会为了卒子去和中国拼命呢?
所以说,越南选择站队苏联,本质上是犯了战略错误。
因为70年代的苏联,表面上是个“巨无霸”,而实质上却是个“泥足巨人”。
1979年12月,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流血不止,国力大伤”。长期以来的专制,导致本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官员腐败不堪,经济停滞不前。
祸不单行,1982年到1985年,三年时间不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给苏联政局造成震荡,最终导致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
戈尔巴乔夫旋即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竟直接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地震”(东欧剧变)。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仿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黎笋到死也想不到,苏联会这么虚弱不堪,300万军队,5万辆坦克,6万辆装甲车,上万枚核弹头,只不过是数字而已!
黎笋更想不到,苏联会在1991年12月25日的圣诞夜,溘然解体。
如果知道是这样,黎笋是不是会重新选择站队呢?
然而,他的邻居毛泽东却在30多年前就看得透透的:
“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6
“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也就跳不起来了。
1986年7月,黎笋病死,亲华派长征接班(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不久后,刚刚上台半年的长征宣布退位,由亲华派阮文灵接任。
1988年,越南主动提出中越两军在边境地区“全面停火”的要求。
1990年8月,阮文灵访华。
见面后,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阮文灵向中国领导人说:
“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
越南最终服软,并学习中国搞了“革新开放”。
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苏联还在,还很强大,越南的态度又会怎样?
回头看看中越关系,五六十年代的“同志加兄弟”,好似蜜里调油;70年代摩擦不断,直至兄弟反目,兵戎相见;90年代又“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可谓是“一波三折”。
熬了三个通宵,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让我想起了丘吉尔的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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