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外开放历程的精辟概括。本文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对外开放的程度，农业国对外开放的要求低于工业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中国，做出有限度开放的选择，与中国当时的产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基本吻合。新中国由有限度开放走向全面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开放程度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一科学论断已经家喻户晓。开放政策不是抽象，而是有具体条件的。学界大多讨论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而对对外开放条件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对外开放的条件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马克思认为，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典型特点是社会化大生产。由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资本，再发展到国家资本乃至全球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集中度。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断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因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开放的程度。
一般而言，农业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于工业，决定了农业国的社会化程度低于工业国。农业的生产受制于土地肥力、水利、气候等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往往被固定在一定地域的土地上，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劳动，缺少社会流动性、开放性。农民用简单的农业技术即可从事生产，缺少细化的社会分工。农民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不是互相交往，而是互相隔离，缺乏丰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流氓”波拿巴如何利用小农的落后性而成为“英雄”时，分析了法国农民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的状况：“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马克思还用“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做比喻，描述小农的分散性，“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社会化程度不高，组织性不强，抗外界压力的能力弱，惧怕外部冲击，农业国必然缺少与外部交往的兴趣和动力，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与农业相反，工业对地块、气候、水利条件的依赖没有农业那样强，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地块、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以大规模协作为前提的，而工业比农业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具有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从而节约劳动资料、科学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优势，具有突破地域限制而走向大市场的优势。交通运输业工具的改进，扩大了工业品的市场覆盖范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工农业生产自然和技术条件的不同特点，尤其是交通业的发展，决定了工业国的社会化程度高于农业国，有着比农业国更加强烈的对外开放愿望。
贸易交换活动必须在平等的交换条件基础上才可能有平等的结果，但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社会化程度高于农业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了社会化程度低的落后农业国面向社会化程度高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全面开放，大概率处于交换活动的劣势地位。有学者注意到工业国用工业制成品与拉丁美洲的农矿产品相交换出现的现象，“工业制品和农矿产品强弱对照的情况下，拉丁美洲和核心国家之间的交易当然是不公平的，其发展趋势则是对拉丁美洲越来越不利”。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执行全面开放的政策，将廉价的农矿产品卖给工业化国家，换回工业发达国家昂贵的工业制成品，只会导致农业国在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产品交换中越来越穷困。与此类似，发达的工业国与高度发达的信息化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同样置工业国于不利境地。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需要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加以揭示。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农业国与工业国或信息化国家发生的贸易交换，是在统一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农业国耗费的大量生产劳动时间被折算为少量的国际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大量农业劳动时间被视为无效劳动时间。这决定了农业国一个农民费了一年时间生产的两麻袋土豆，不一定能够换来发达工业国一个工人在工业生产线上一秒钟生产的一只手表。就是说，虽然农业国的人民劳动了一年的时间，但在与发达国家交换时，仅折算为少量的国际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二者产品发生交换，农业国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解释了这种现象。马克思认为，国际交换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价值量取决于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国际交易认可的国际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讨论工资的国民差异时，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与农业国相比，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和信息化国家的国民劳动的技术含量高，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这决定了在同一社会系统里发生贸易关系时，较为落后的农业国因居于劣势地位而不敢大规模地向工业化国家全面开放。
在国际经济学界，有这样的基本事实：往往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的经济学家，创造自由贸易理论。为消除农业国的贸易防御心理，西方发达工业国或高度发达的信息化国制造并升级了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自由贸易学说最早在当时的发达国家出现而不是在相对落后国家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英国经济处于强势时，诞生了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被殖民主义者瓦解、肢解、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财富，瓜分世界市场所利用。在当时经济不算发达的国家，如德国，诞生了主张贸易保护的李斯特贸易理论。李斯特认为，生产力落后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是促进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不少学者，没有仔细研究西方自由贸易学说的产生背景，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自由贸易学说，并将这些舶来品灌输给中国人，造成一个貌似永恒的真理：越开放，越发达，越富强；越封闭，越保守，越落后，严重忽略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性。
国际上盛行的所谓现代化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努力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观念，就应该可以有效地促进发展”。哈佛大学的哈伯勒教授认为：“我坚信我的结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近似于自由贸易（即只作较小的非本质的修正和偏离）是最好的政策。”此种观点遭到依附理论的批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笼罩下，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公平的国际政经环境和一个受到外力的渗透宰制而扭曲变形的国内社会结构，……落后国家的许多努力都只是在为先进国家做嫁衣裳”。问题在于，落后国家的对外贸易能够取得发达国家那样平等获取贸易利益的自由权力吗？如果考虑到物质技术性条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国不具有与工业国进行全面开放的物质技术条件，落后的农业国敢于向发达的工业国全面开放，无异于“民族自杀”；发达的工业国教唆落后的农业国全面开放，无异于“民族欺骗”。农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开放，工业国和工业国之间的开放，才具有平等交换的可能性，因为交换双方的生产效率大致处于同一阶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大致处于同一位置。某一工业国生产率较低的产品与另外一工业国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产生交换时可能产生偶发性的同一产业代与代之间的不平等，其严重程度远小于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必然性的不同产业代与代之间的不平等。
二、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期的有限度开放
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1978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实践证明这基本上是一个成效微弱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正是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使得中国的经济追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了一些弯路”。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干扰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没有实行有限度的开放吗？
当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时，主要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开放状态：一是拒绝开放，这将导致更加落后；二是全方位、深度地面向发达工业国开放，很有可能因农产品缺乏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而陷入灾难的深渊；三是谨慎地依据国家发展水平的需要向发达工业国有限度开放，在保证国家产业安全的情况下，获取可以消化的外国先进技术。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新中国正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时期，既没有自我封闭，也没有全面开放，而是施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
那些认为1978年前中国闭关自守的学者，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智慧。聚集着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中国共产党人胸襟开阔、目光高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郑重表明了对外开放的立场和态度。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政策主张。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提出：“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第五十七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毛泽东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新中国全面学习西方国家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全面实现。由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决定的世界交往，往往受生产水平低下、市场狭小、交通不便以及其他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制约。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技术交往普遍开展起来。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往，加速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哪个国家和地区顺应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开展国际交往，必然兴旺发达；反之，哪个国家封闭，就必然衰退和落后。于是，一部分霸权国家违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通过“经济封锁”制裁、打击被视为敌对的国家，人为阻隔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但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而“封锁”别国的国家，反过来也自我“封锁”了。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广阔市场、丰富资源、众多劳动力的大国实施“封锁”，其结果往往是苦果共尝。
处于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激烈对立的复杂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积极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开放。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建设项目，这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外资、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适应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生和实习”。“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我国聘请来华的专家共2万多人，派出去的留学生、实习生约1万人”，这里提到的“来华的专家”主要是苏联专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实习生”的对象国主要是苏联。我国积极开展对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1950年到1952年间，中苏贸易额分别是3.38亿美元、8.06亿美元、10.6亿美元，贸易量呈逐年增加之势。中国与波兰、捷克、朝鲜、越南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对我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邓小平很客观地讲到这段历史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这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是采取“封闭经济”，而是“对外开放的”，是“对苏联东欧开放”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限度开放，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东西方两大阵营国家实施的开放政策具有时空交错的特点：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开放的同时，就无法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并不是新中国没有与之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愿望，而是源于西方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引起西方资产阶级极大恐慌和敌视。美国反华势力策动了旨在“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侵朝战争，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武装占领中国领土台湾。与蒋介石集团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又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建立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与军事策略和军事行动相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封锁政策。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1950年12月6日，美国商务部禁止一切物资经由美国港口向中国及港澳输出，他国产品经由美国港口输出中国也要经许可。12月16日，美国政府决定：“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颁布章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以前驶往中国港口，这些措施是作为完成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进行有效管制所必要的步骤。这种管制是于1950年12月3日规定没有有效的出口许可证不得由美国向共产党中国输出货物的要求所考虑到的”，“美国政府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人获得美国的供应品或在美国的资产”。在美国操纵下，巴黎统筹委员会于1952年增设了负责对新中国实行禁运事宜的“中国委员会”这一专门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在禁运货单中开列了“中国禁单”，“这个禁单的项目比对苏新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为多，约500种项目”。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美国不得不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货运。
由此可见，学界流行的所谓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间忽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犯了闭关自守错误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长期奋斗在经济战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谷牧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也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新中国无法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愿望，只能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实行“一边倒”政策。朝鲜战争爆发与随之而来的西方对华封锁，则强化了这一政策。当时，我们对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开放和经贸交流有了很大发展。因此，这种选择还不能说是完全“闭关自守”，只能说是“推迟”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孤立、封锁新中国，新中国越是加强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胡乔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新中国是在推翻为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民党统治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出来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受到了长期的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中国人因此只能从自己受侵略受歧视的记忆中和受敌视受威胁的感受中认识资本主义。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深知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很清楚实行开放政策有利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新中国，新中国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努力打破帝国主义对华封锁，争取发展空间。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预判西方国家将封锁新中国，做出不急于收回香港澳门的决策。这样的高远决策，只有运筹帷幄、胸怀宽广、富有开放意识的政治家才能为之。毛泽东在1949年2月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提出先不急于解放港澳，“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党中央“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充分贯彻执行，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与西方的密切经济联系，发展转口贸易，千方百计从西方国家进口我国急需的一些物质。1951年到1954年，我国对香港的贸易量分别占我对资贸易总值的62%、53.4%、41.5%、37.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经济封锁，香港由此成为我国在特殊年代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政府为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特意修建东江向香港供应淡水的工程。“我国从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扩大了对外贸易。到5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3.8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2.9倍。”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外贸的主要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往来。1963年9月26日，时任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上讲话，“要努力增加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特别要抓紧对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口”，“过去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我们贸易总额的70%，现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50%以上”，我国开始学会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做生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技术。1964年9月23日，国家计委的一份汇报提纲认为：“我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的工作可以说从1962年开始的。”这份提纲披露：“1963年6月，我国同日本签了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维尼龙设备合同，9月同荷兰、英国签了进口化肥设备的合同。”从1962年10月至1964年9月，我国同日、荷、英、意、法、联邦德国6个国家签订了11个成套设备项目的合同。“1963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了冶金、机械、电子工业进口设备和引进新技术的66个项目。”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64年四五月间，提出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设备和技术“共183项，作为1964—1965年向国外询价和相机签订合同的项目”。曾主管外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岚清指出：“从1962年至1966年，同西方一些国家谈判成交的大小成套设备20多套，合同总金额达3亿多美元，包括冶金、石化、电子、精密机械等等。”随着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恢复，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1973年1月，国家计委报送增加设备进口的报告，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通称‘四三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大规模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相接续。
尽管1978年前新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均做出对外开放的努力，但对外贸易仅被看作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框架。从总体上看，我国没有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经济处于被封锁的半封闭状态，仍属于内向型经济，显示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有限度开放的特点。
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中国，做出有限度开放的选择，除受制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外，还与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发育程度相关。当时产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程度，决定了中国尚不具备实施全面开放政策的条件。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说：“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我国的生产技术能力与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1959年7月9日，国家经委研究室的文件指出：1957年我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炼铁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比我国大3倍，美国比我国大3.78倍。炼钢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比我国大1.52倍，美国比我国大2.8倍；如按热加料平炉炼钢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计算，美国比我国大4.9倍。采煤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比我国大82％，美国比我国大7.68倍。电力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比我国大2.97倍，美国比我国大7.7倍。开采原油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比我国大17.25倍，美国比我国大47倍”。1960年6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在一份报告里指出：“按我国1960年计划计算，载重汽车只为苏联1940年产量的25.7%，拖拉机为40.5%，谷物联合收割机为15.6%，原油为17.7%，木材为21.3%。”1950年代我国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发育程度，不足以支撑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
到1960年代，我国依然没有能够改变国际贸易市场上的被动格局，产品的性能质量、种类数量等指标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963年7月17日，国家经委党组一份关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世界20世纪6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差距的报告指出：1962年我国生产石油产品200多种，无法生产航空高级油，而美国生产2000多种石油产品。1960年苏联生产电子管1500种，2.2亿只，我国只生产160种，1500万只。我国解放牌汽车，最高时速每小时65公里，国外同级产品达100公里以上。中国冶金业拥有最先进技术的鞍钢，1962年平均每个工人全年采铁矿石882吨，而美国每个工人在1959年平均为5200吨，苏联企业为1830吨。1963年8月30日，国家经委评估报告认为：我国基础工业水平大约等于1900年前后美国的水平，1934年前后苏联的水平，1937年前后日本的水平。产品技术性能差，生产效率低、产量小，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缺少国际交易谈判的能力，没有交易平台的定价话语权，缺乏全方位、平等地参加国际经贸大循环的所谓实力，只能以廉价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相交换。
1978年前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并没有选择完全闭关自守的政策，也没有选择国门大开全面开放的政策，而是依据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大生产发育程度，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科学地选择了有限度开放政策。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从苏联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继而在1960年代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促进在较短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防止处于国际分工不利地位时国门大开，失去经济独立自主性，进而失去政治独立性，影响国家政治军事文化安全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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