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然而，沉浸在胜利中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并不知晓，喜悦的背后有一场阴谋正在向他们袭来。
3月2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乘坐军舰驶入黄浦江、抵达上海。蒋介石先拜访了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又马不停蹄地会见江浙财阀的代表。
3月下旬至4月上旬，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连续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主张以暴力手段清除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推行所谓的“清党运动”。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即将在上海拉开血幕。
大屠杀开始前，周恩来收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的一封信。斯烈邀请周恩来，到他的司令部谈一谈。
就在周恩来等人和斯烈周旋时，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充当先锋，悄悄包围了上海总工会的10余个据点，大开杀戒。等候多时的第26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血雨腥风中，仅广东一地，就有2000多人遇害。其中，萧楚女、熊雄等10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
在这样的情况下，5月15日，处于危险中的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继续同武汉的国民党人进行合作，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
汪精卫在当时自称“左派”，口头上说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他背地里却做着各种“分共”的准备。
就在汪精卫“分共”愈演愈烈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态度却十分鲜明，他对身边的共产党员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潜移默化间，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
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
1927年7月15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按下了终止键。这一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武汉三镇坠入白色恐怖之中。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初步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武装起义，事关重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周恩来早已养成的习惯。临行前，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后来，邓颖超曾对她的侄女周秉德谈起分别的情景。
1927年的盛夏，面对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刽子手，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大旗，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拿起枪杆子，踏上一条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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