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状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当时的中国，除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互相对立外，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和河北、山东，阎锡山控制着山西，冯玉祥驻军洛阳；在南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蒋介石合作，桂系的另一部分李济深、黄绍竑则盘踞在广州，粤系军阀也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日本希望促成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的合作以进攻汪精卫、冯玉祥，英美则企图实行宁汉合作以进攻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八月，汪精卫等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分赃。因为分赃不均，十月就爆发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间的战争。十一月到十二月，又发生了争夺广东的粤桂成争。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独霸了党政军大权。接着，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四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四月，它们联合发动了所谓“北伐”，进攻北方的旧军阀张作霖。六月，张作霖放弃北京逃往关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被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国民党宣告“北伐胜利”。十二月，在美帝国主义的居间调停下，以张学良为头子的东北军阀宣布放弃“独立”，归从“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实际上蒋介石政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两广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地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并不断地和南京政府发生公开对立以至战争。蒋介石南京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几个省。
蒋介石反动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迅速地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通过发行公债，贩卖军火，征收苛捐杂税，举借外债，投机买卖，兼并民族资本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横征暴敛，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滥发纸币，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一九三六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各项存款，均占全国银行的百分之五十九，发行的兑换券占百分之七十八。加上他们所挖制的其他银行，全国金融业绝大部分都为四大家族所霸占。同时，四大家族又逐步在商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确立了垄断地位。抗日战争前夕，四大家族已经独占了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资本的全部工矿，统制了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掌握了大量的房地产，把持了全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这样，四大家族就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又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反动政权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的工具。它彻底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蒋介石在实现“统一”以前，就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蒋介石带了亲日派政客张群访问日本，同日本帝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秘密商谈，达成默契。蒋介石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他的支持。十一月，蒋介石又与美国签订了美蒋关系密约，并通过美帝走狗、大买办宋子文，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竟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美英等帝国主义表示道歉和赔款。同年五月，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奉系军阀，日本为了阻止美英势力向北发展，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全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愤怒异常，而蒋介石却无耻地下令不准抵抗。说什么“日本要求枪枝。即以枪枝与之；要求捕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甚至提出“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拿着中国人的头颅向日本侵略者乞降，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卖国政权的反动本质。
（原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一九一四年为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三十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美帝国主义加速对华商品输出，使中国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为九千四百三十万海关两，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帝国主义还派遣了大批顾问，直接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蒋介石政权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实行法西斯专政。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其中，军事镇压是主要的一手。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反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仅陆军，就有近二百个师。军费的支出，约占全部军政费用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蒋介石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渗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化教育机关直至经济部门里。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属于“C.C”系，一个属于蓝衣社。这些特务组织既采用了德、意、日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手段，又承袭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方法。蒋介石靠着这些反革命军队和组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全国人民开展了进攻。中国人民处在旷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原注：CC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扩大“浙江同志会”，在南京成立“中央俱乐部”，以把持国民党党务和文化教育等部门。其中，专设职业特务机构“调查科”。一九三八年，更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统”。关于CC有两种说法：说，“陈”字英文拼音第一个字母为C。CC即两陈的意思，或说，CC是“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Centyal club的速写。
蓝衣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
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专门从事破坏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罪恶活动。一九三二年成立“复兴社”，社员制服为蓝衣蓝褂。其核心组织为“力行社”，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一九三八年在“蓝衣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上台后的五年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达一百万人以上。广大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革命工会被封闭解散，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罢工成了“犯罪”的行为。工人大批失业。工资日益下降，仅武汉一地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了工资。而工时却普遍增加了，一般由十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地主阶级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权力被豪绅地主所摧毁，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遭迫害。农民负担的赋税，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例如，江苏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正税的十倍至二十六倍，湖南则超过十倍至三十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受到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濒临破产。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工厂被迫倒闭、改组的约有五百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同群众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党员大批被捕被害。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这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叛变，有的脱党。党员人数从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工人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工会会员从二百九十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农民运动受到了残酷镇压。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有组织的农民曾经发展到九百四十多万，这时则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蒋介石反动派一边来反对工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则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革命的力量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头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未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但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在激化。毛泽东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授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房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眉，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等存在？》)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正确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将革命逐步引向胜利。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蒋介石、汪精卫以及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八月一日清晨一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南昌军官教导团和第二十军，共三万多人。经过三、四小时的战斗，敌军全部被歼，南昌城飘起了革命的红旗。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颁布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的消息传遍四方，江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纷起响应。可是起义部队没有和附近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而是企图重新占领广州，打开海口取得外援，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向南进发，经江西的临川、广昌、瑞金、会昌转入福建的长汀、上杭，再经广东的大埔进而占领潮州、汕头，沿途打败了大批堵截的敌军，但部队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九月底和十月初，这支冒暑远征的孤军，在汤坑、三河坝、流沙等地，先后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起义留下的部队，一部分退到广东的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的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正确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权、武装斗争、土地问题上的错误，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会议还决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的问题，党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八七”全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八七”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议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以致在着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左”的倾向的抬头。
（原注：引自《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正确主张，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代表党中央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并积极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当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湖南省委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
为了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中，组织革命的武装。九月八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各县首先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和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
（原注：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这个警卫团于八月三日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南下，乃到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回合。）
共纳八千人。原计划分三路进攻，右路自修水进攻平江，中路自铜鼓进玫浏阳，左路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挺进，三路取得胜利后，在长沙工人的配合下，进攻长沙。而起义部队在浏阳等地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退到浏阳文家市。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要占领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说服了其他同志，率须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南下，向井冈山地区进发。部队在进军途中，打退了敌人多次的截击，于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在三湾，毛泽东同志以敢于革命、做于斗争的精神。鼓舞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扭转了部队由于战斗失利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接着，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都，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十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领这支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革命实践，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巍巍的并冈山上。
紧接着秋收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广州起义。党的广东省委利用广东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广西军阀黄绍竑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的时机，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但广州起义也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队伍没有及时转移到附近海陆丰农村，同农民起义力量相结合。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五万多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围攻广州时，虽经三天三夜的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
此外，还有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等县起义，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以及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起义。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山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武装，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以上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的回击。它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创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战争和战略同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适时地把革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边区，周围有遂川、宁冈、永新、酃县以及茶陵、莲花等县，方圆五百多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发展却可以影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井冈山人民深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形险要，作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又盛产稻谷南瓜，可供军队食用。因此，毛泽东同志选定在这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红军初到井冈山时，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农民自卫军原有九百七十枝枪，仅保存下来一百二十七枝，其余一概被土豪缴去。经过革命失败的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严重的挫伤。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后，决定分兵到宁冈、遂川、永新、茶陵、莲花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下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心根据地。十一月中，毛泽东同志乘蒋介石、唐生智之间爆发内战的有利时机，派兵向茶陵游击，建立了茶陵工农兵政府。次年一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打败地主武装肖家壁部，攻占遂川城，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二月中，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宁冈新城，缴枪四百多支，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并建立了宁冈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各县的党组织也先后恢复起来。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都已经有了党的县委，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工农红军还帮助地方建立群众武装，并把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昌起义余下的二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的带领下，从湘南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县砻市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约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党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四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动统治暂时稳定的时期，江西、湖南两省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妄图扑灭这个革命的火焰。敌军少者八、九个团，多者达十八个团，超过红军数倍。然而，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赤卫队的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十六字决的作战原则。在这个正确原则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五月初，敌人进攻遂川的五斗江，红军避实就虚，从侧面打击敌人，在黄坳、五斗江等地，消灭了来犯之敌，还攻占了永新县城。不久，敌人又来进犯，红军先在茶陵的高陇打退了湖南敌军，接着又在永新的澧田打退了江西敌军，乘胜第二次攻克永新。六月中，号称江西劲旅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敌军，由永新进犯宁冈。红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从腹背两面猛击敌军，打得敌人降的降，逃的逃，丢枪乱窜。我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克水新城。当时红军中流行着这样两句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生动地反映了这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反“会剿”战争的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固定区域，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
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分配土地只在少数地区试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这次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大会以后，各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于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分田以乡为单位，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极少数山多地少的地方，也三、四个乡为一个分配单位的。同时，还开展了废债运动。通过分配土地的实际斗争，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
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耙细作，修塘、筑陂，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如宁冈粮食总产量，一九二八年比一九二七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油，茶的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农业生出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游击战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建设，对于支持红军的革命战争，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红军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革命政权日益扩大，不仅各县有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区、乡的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在红军的积极帮助下，还普遍成立了地方群众武装。村、乡有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有赤卫队。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在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粉碎豪绅地主的进攻，配合红军作战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革命政府又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领导农民搞好农副业生产，开办为战争服务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实行自由贸易，使井冈山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此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较之过去有所发展。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使红军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兔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形势。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选举了新特委，确定了新的任务，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象黑夜中燃烧着的一把火炬，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反对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瞿秋白却借口“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推行他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暂时低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张”的主观主义估计。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而是幻想速胜，武断地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梦想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盲目的鼓吹“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
（原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践的“城市中心论”。他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胡说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竭力贬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武装斗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动，制定了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想革命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中多杀多烧。他还提出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政策，强令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
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滥用组织纪律，错误地处罚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地方党委。他十分恼火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诬蔑组织革命武装是所谓“单纯的军事投机”，甚至利用职权打击毛泽东同志，在组织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八年三月，执行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贵井冈山根据地“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同时，又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宣平说：根据共产党员网的资料说：“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迅速做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队伍上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上山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却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顶头上司”的姿态，先是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周鲁接着传达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最后，周鲁又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前委，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开除出党的话，这必将演出中共历史上的一出悲剧事件来。
时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还谈起此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瞿秋白的错误路线与“左”的政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了“革命急性病”，“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谬论，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并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井冈山根据地推行的错误政策，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对待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使井冈山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实践中给革命造成了严家危害，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许多间志的反对与抵制，到一九二八年初，许多地方已停止执行，至同年四月，就在全党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三三年底，瞿秋白从上海到江西瑞金，参加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军长征开始后，曾留在中央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向敌人出卖了我党我军的机密，写了臭名昭著的自白书《多余的话》，成了可耻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
（宣平说：瞿秋白《多余的话》我节录了几段：“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可以看出，悲观主义必然会导致投降主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在被敌人抓住之下竟写出这种反动论调，可见这种旧式文人是领导不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正确估计革命的形势，确定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一九二八年七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侯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等文件。
“六大”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被推翻，国民党政权仍然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大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
（原注：十大纲领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银行和企业，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六大”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任务不是实行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认为：“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六大”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盲动主义者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结果是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丧失了革命的力量。这种“左”倾盲动是与党在大城市中应以争取群众为主要任务的原则相违背的，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党的“六大”提出的上述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讨论，使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针，进一步克服了由于大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因此，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但是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申的极大的重要性，没有正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毛泽同志贯彻执行和发展了大会的正确方面，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宣平说：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毛泽东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为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驳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责难，正确回答工农武装割据能否发展和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力量，而农村则是这个反动统治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属，更是无疑的了。”
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生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广西、广东、湖北等省，曾经有过工农弹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群众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都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是革命基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但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必然加深矛盾的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设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革命武装，就没有革命根据地。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得以坚持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建立红军，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都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就能使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这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括武装斗争、士地革命、建设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者，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变成了可耻的取消主义者。陈独秀反对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诬蔑党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为“流寇运动”，主张开展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陈独秀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鼓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并将得到和平的发展。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央还没有决定答复之前，陈独秀擅自将自己给中央的信发给地方党组织，同时还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发表。陈独秀并在党内组织秘密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煽动党员起来反党，妄图分裂我们的党。
（原注：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我们党对陈独秀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反党分裂活动，指出陈独秀必须服从中央的决议，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但是，陈独秀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接受党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继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及其同伙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就公开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他们和托派分子刘仁静等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托陈取消派，即所渭“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由陈独秀充当“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的纲领。这个反革命纲领打着托洛茨基主义的黑旗，提出了六项“奋斗目标”，公然为托洛茨基翻案，叫嚷要“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对我们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党坚决批判了陈独秀一伙的取消主义，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叛徒嘴脸。以后，托陈取消派分子公开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九三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进一步堕落为汉好、卖国贼。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湘东北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这时，蒋介石又调动湘、粤、赣三省十八个团的兵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和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并冈山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在宁冈白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敌后出击，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不久当敌人向井冈山进攻时，彭德怀即置井冈山根据地于不顾，擅自率领红五军去赣南。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八）
一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当前任务与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二月，红四军经会昌、瑞金县境，在大柏地打垮了跟踪之敌，乘胜进占宁都。接着，三次进军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第一次，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三月底，回师赣南，占领兴国、瑞金、雩都、广昌等县，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五月，再次入闽，二十三日攻入龙岩城。七月，又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十月，第三次入闽，在上杭消灭了地方军阀卢新铭旅。至此，完全铲除了闽西的敌军，并先后攻克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宁洋、漳平等地。一九三O年初，红四军经过宁化、清流、归化，回师赣南。
（宣平说：毛主席的《菩萨蛮·大柏地》就是回忆这时的场景。原词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据《诗词讲义》的介绍说，“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率红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在这一年的早春离开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击。由于敌军重兵围追，又由于来到外地，人生地不熟，红四军沿途五战皆告失利。后红军在瑞金以北约30公里处的大柏地麻子坳布下口袋阵。自第二日下午3时一直激战到次日正午，终于击溃敌军，取得这次转战以来首次重大胜利。而胜利之地就是大柏地”。）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红军新开辟的赣南、闽西各县根据地，都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在东固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三军。三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在龙岩成立。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编为红十二军。六月，以红四军为骨千，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党还在其它地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六月，红五军奉命转回井冈山，使得湘赣边区逐步恢复起来。次年，湘赣区与湘鄂赣区联成一片。原湘鄂赣区发展起来的红八军、红十六军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第二年夏，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扩大到闽北、浙西、皖南，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一九三○年，洪湖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六军，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编为红二军。六月，红六军与红二军组成红二团。一九三O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三个区的革命武装合编为红一军，以后又和鄂中的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右江成立了红七军，并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左江成立了红八军，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广东的东江和海南岛也发动了游击战争。一九三O年，成立了海南岛工农兵政府，建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一九三一年，陕甘边境开展了游击战争，第二年创立了陕甘根据地，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土地革命就在这里蓬勃地开展起来了。红四军所到之处，传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到兴国时，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中已提出“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等主张。八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红四军要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亲自在农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闽西根据地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等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近八十万人动员起来，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先是发动烧田契、分谷子，派款，抗租，接着又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出现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一九三O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的土地革命路线。与此同时，党在湘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
古田会议的召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撩原》的发表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迅速发展，工农红军的队伍也日益扩大。这时，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斗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党和红军内进行路线教育，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确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第一次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将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条改为“筹款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并补充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同时还规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等三大任务。
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建党建军思想的激烈斗争。红四军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什么“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否认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轻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士兵或打骂，或放任自流；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片面主张军官的权威高于一切，不要军队的民主制度，不注意群众纪律，轻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提倡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和上杭，先后召开了第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控制下，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迫使毛泽东同志离开了前委的领导岗位。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指导下，战事不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同志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党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规定了基本路线。
古田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红军必须担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这是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又一根本原则。“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这是一种流寇主义的思想，它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因此，“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红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全军一致的原则。在提倡民主的同时，要坚持严格的纪律，并从组织制度上加以保证。决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古田会议规定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决议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肃清。指出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在强调思想和政治上进行建党的同时，决议还十分重视党在组织上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制定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它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
在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当时的红四军一纵队领导人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以“流动游击”的错误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从闽，浙、赣三省敌人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利用国民党蒋、桂两派的矛盾，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但林彪却反对这一正确的决策。他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而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一遇到暂时的局部挫折，就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林彪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他胡说距离革命高潮尚远，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可以形成所谓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林彪甚至公开对抗前委的决策，主张到福建、广东、江西边界进行流寇式的流动游击活动。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红四军瑞金会议上，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针对林彪的上述借误，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司志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指出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日益加深，各被压迫阶级迫切要求起来斗争的事实，断定中国革命高潮是会很快到来的。从这一科学分析出发，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著名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始终不能有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红军和游击队以及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原因”只要认清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单纯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还驳斥了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指出只有集中兵力，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建立了红色政权，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于革命高潮发生实际效力。因此，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通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党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领导土地革命，开展红军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的思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的理论。
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三○年春，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右江、海南岛等大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十四个军近十万人，战斗在十余个省二百多个县，并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党内有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左”倾情绪有了新的滋长。当时在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就神气起来了。一九三零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
（宣平说：就是中原大战。据网络资料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主要是阎锡山出钱，冯军打仗。冯军能征惯战，进展很快，蒋军节节败退。冯军打到开封至徐州一线时，一方面因为后勤不继，一方面则因为连月阴雨，双方形成对峙。这时，蒋委员长请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拊冯阎联军之背，同时，委员长收买阎锡山，使阎背盟，又收买冯军手下的韩复榘、石友三等重要将领，使其背冯。冯军瓦解，冯玉祥只好通电下野，隐居黄山“读书”。”）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军事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作出了完全主观主义的估量。他片面地夸大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他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胡说“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全国已经具备了“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他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武断地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他主张必须马上起义，而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进而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幻想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并同时取得胜利。
（原注：转引自《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李立三继瞿秋白之后，又鼓吹“一次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宣扬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不只是要没收土地，“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胡说若不坚决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
在革命道路与军事问题上，李立三继续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污蔑它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李立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他主张幼小的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污蔑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是所谓“旧的军事观念”，“是重的右倾错误”，荒谬地要求根据地党组织放弃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把所有武器甚至连“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李立三提出了“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极“左”的口号，命令各地红军主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桂林、宜昌等城市，以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胜利局面。李立三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还大搞一言堂，不但拒绝党内的正确批评与建议，反而利用反“右倾”的口号，对不同意他的路线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错误地打击了不少党员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宗派主义。
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使得经过艰苦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一九三O年七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乘蒋介石调湖南军阀何键部参加军阀混战，长沙空虚的时机，一度打进了长沙。李立三被这偶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下令全面进攻大城市。结果，红七军远离广西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全军由六千人缩减到二千多人，丢了右江根据地，不得不转移到江西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去攻打武汉，全军二万多人缩减到一万多人。红十军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去攻打九江，全军二万人缩减到三千人，不得不退回老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党组织，因执行李立三路线，也受到重大损失，有的儿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不赞成立三路线，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一九三○年七月攻入长沙的红三军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不过十来天，就退出长沙。之后，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朱德同志任总司令。这时，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抵制了立三路线，耐心地说服中央代表和红军中的一些干部，放弃再次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领红一方面军挥戈东进，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十余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红一方面军增加到四万人。
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很短，但是损失很大。一九三O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及其经常工作。以后，李立三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的中央，对停止立三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斗争的方法有缺点，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
（宣平说：李立三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犯了错误能改的好同志，比一些干部好上万倍不止。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配得上的。）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以后，罗章龙右派以为有机可乘，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当时，罗章龙是党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负责人。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追随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六大”批判机会主义时，罗章龙根本不承认自已的错误。他对“六大”路线，一直抱消极抵制的态度。当立三路线被纠正后，罗章龙却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党和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革命高潮已经完结，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胜利。他公开拥护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张，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把陈独秀、彭述之等托匪分子“请回”到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他恶毒咒骂工农红军，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胡说当时党的头等任务，不是领导武装斗争，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作细小的经济斗争。罗章龙鼓吹的完全是一条取消主义路线，其实质就是要葬送中国革命，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到巩固。
这条路线刚在党内出现的时候，就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右派就进一步采取分裂党的阴谋手段，企图以组织上的分裂主义来实现它在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罗章龙背着党中央，煽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策划召集所谓“紧急会议”，妄想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非法把持全总团、海总党团、铁路工会党团和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党织，进行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他们作出右倾分裂的决议，散布反党反革命的言论，为另立中央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右派抛出了反党纲领，并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公开揭出了分裂党的黑旗。
我们党对于罗章龙右派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指出，他们的反党纲领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另立“第二党”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章龙右派的反党行动遭到党的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们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和改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甚至用散布传单的方式，将党的干部名单向蒋介石匪帮告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党组织。
罗章龙的一系列反党分裂活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在非法的所谓“第二党”出现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曾经受过罗章龙的欺骗和蒙蔽的一些同志，都纷纷起来为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向罗章龙进行坚决的斗争。罗章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完全陷于孤立。一九三一年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罗章龙永远开除出党。此后，罗章龙一伙与托陈取消派合流，堕落为反革命。
工农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一九三O年十月，蒋介石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之后，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十一月，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军队，以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敌军兵分八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形成半圆的包围圈，妄图把红军消灭在东固地区。红军约四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在强敌进攻面前，兵力不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把散人到引诱到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区，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次“围剿”的敌军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主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红军如能消灭这两个师，“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这两个师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当地群众条件好，龙冈又有优良阵地。于是红军决定一次打一师，第一仗先打张辉瓒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在龙冈布下了天罗地网，主动引诱敌张辉瓒进入我军伏击阵地。三十日下午四点，红军集中全部主力，以优势兵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太阳还未下山，战斗就胜利结束，全歼敌军九千人。一战胜利，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我军又乘胜追击谭师，于一九三年元旦消灭了它一半。红军在五天内打了两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枝。这次胜利，威震四方，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红军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仅仅三个月，红军就在这一带川大地区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又调动二十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则”。敌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从赣江一直延伸到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分四路向红军合围而来。这时，红军只有三万多人。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敌军较弱的两个师。五月间，红军在富田地区向敌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发起猛烈的进攻，将其大部歼灭。接着，乘胜从富田向东出击。“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半个月中，红军从富田一直打到七百里外的建宁，横扫敌军的弧形战线，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一个月以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蒋贼自任总司令，带了德、英、日等国军事顾问，跑到南昌，亲自押阵。敌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气势汹汹地闯入根据地，妄图一举把红军消灭在赣江东岸。当时，三万红军还远在建宁发动群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率领红军主力从建宁绕道千里，急行军转到敌人的后侧兴国集中。然后，突然从兴国向东出击，一连攻克良村、黄陂等地。五天之内，三战三捷，将敌军中较弱的三个师一一击破。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在其背后，急忙掉头东进，猛扑黄陂。红军以一部分兵力把敌军引向东北方向，主力则从敌之空隙插回兴国休整。当敌人发觉后调头西进时，红军主力已经从容的休整了半个月。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跑，被动挨打，饥疲沮丧，到处扑空，无能为力，不得不在九月退却。红军乘敌人退却的时机，再歼敌一个师旅。前后三个月，红军共所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成了一片，成为拥有二十一个县，三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各根据地也有发展，全国红军扩大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第四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初，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于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一九三O年前后，王明及其同伙相继回国。当罗章龙从右的方面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候，王明却从极“左”方面来反对六届三中会后的中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九）
央。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他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自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真理”，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他俘虏了一部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作助手，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原注：引自《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1930年12月）
同年二月，王明在党内发表了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陆续写就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大毒草，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在这个小册子里及其以后所炮制的许多决议案中，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主张，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嚣张、形态更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荒谬地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提，要在民主革命中打击“一切剥削者”、打倒“一切资本家”，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不承认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特点，因而，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在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王明方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盲目地鼓吹所谓“进攻路线”，推行冒险主义。在红军粉碎了将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王明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求“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政，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冒冒失失地去进行战略决战。
（原注：引自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参见《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27日）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王明轻视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作用，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中心”，顽固地推行“城市中心”论。王明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闭着眼晴瞎说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真正的”红军，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配合城市工作，攻占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梦想以此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
（原注：引自《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党内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首先对党的中央机关进行“改造”，并把这种所谓“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他的代理人，打着“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的旗号，篡夺党政军各级领导权，以贯彻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污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次会议还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改变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原注：引自《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1931年6月10日）
（宣平说：根据网络的资料，“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让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他们还说“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几十年后，毛主席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英、法、德、日、意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附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沈阳，同时进攻东北其它重要城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蒋介石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下令东北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自动撤至山海关以内，使日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战争。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压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上海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从中进行破坏，和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上海抗战。
（原注：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淞沪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派外交部长郭泰琪去英领事馆同日本公使重光葵进行停战会谈。5月5日，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无驻军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本则可以在上海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宣平说：蒋总统的手令是“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在我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东北，广大群众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组织了抗日武装走上了抗日前线，抗日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遍布于自山黑水之间。据估计，到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我党将东北名种抗日武装统一组成“抗日联军”，共编为六个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工人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外抗日，对内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连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裂。一九三一年十月，国民党东北军马占山部违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日寇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进行了武装抗击。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样在察哈尔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反动派总头目蒋介石，也被迫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度宣告“下野”。
（宣平说：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3师师长金日成”。金日成，是主体思想的开创人，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组织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使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实行了许多错误的政策。
他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而错误地认为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错误口号，使党脱离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和中间派别的反革命一致性，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他们否认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口号下，要求在北方农村普遍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军中普遍地组织哗变。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中心城市，采取进攻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赤色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
（原注：引自《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
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损失，丧失了“九一八”以后的有利形势，给蒋介石有机可乘，得以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进攻。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勾结亲日派汪精卫以及
西山会议派，结成反革命联盟，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进攻红色根据地和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的发表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经过短期的策划，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区和洪湖区发动进攻。郭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等部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开始时曾给进犯的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位的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经是“偏师”了，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不作继续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再次进攻时，又惊惶失措，没有得到党的允许，便率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退出鄂豫皖区，转到了川陕边界。红二军团也退出了洪湖区，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原注：1931年1月上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以陈诚、罗卓英等部为主力，用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人分三路向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的主力。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央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军事原则，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在宜黄南部之黄陂、大龙坪、登仙桥，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歼敌两个师。三月二十一日，又在霹雳山，雷公嵊，围歼敌人一个师，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胜利后，向浙赣边界发展，与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有了发展。至此，全国红军扩大到三十万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宣平说：注意，这时毛主席不是总指挥，因为被撤了职。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的。）
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开始，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查田运动。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根据地的情形极为复杂。不少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来得及肃清，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乡村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土地革命的果实没有完全落到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的手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首先在瑞金等地发动了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于都、宁都、胜利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批判了包庇地主富农的右的错误，反对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工商业、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会后，广大农民和干部纷纷动员起来，查阶级，查田地，重新没收地主隐匿的土地财产，重行分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田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根据地闽、粤、赣三省共查出了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一万三千六百多户，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余担。查田运动的开展，进一步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打击了反革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例如瑞金县壬田区，不到两个月就扩大红军七百余人，卖给红军谷子一千九百余担。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收成，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宣平说：“1931年和1934年，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均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根据地建设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后，进一步排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放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片面地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致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改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干扰了土地改革和查田运动，影响了根据地的生产。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
为了抵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被夺了权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党的利益，自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初，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因为，只有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从物质上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了当时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任务。毛主席还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规定了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杜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并规定了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奖励发展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此，党和红军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密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主席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这样，就从农村阶级关系上进一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策略问题，批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各项“左”的政策。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代光了我们党关于建设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制定党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才使根据地的军事、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期支持了红军的反围攻战争。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战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准备，一九三三年十月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我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革命“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作战方法，仅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就修筑了近三千座碉堡，企图从四面包围、压缩、蚕食我根据地，逐渐消耗我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最后迫使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目的。蒋介石的这一次进攻虽然比过去严重，但这时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又有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条件是有利的。根据地广大军民斗志昂扬，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那末，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导致了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召集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形势的发展，盲目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断定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间题”。说什么，“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
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相适应，王明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逐步在红军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要求红军实行所谓“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反对红军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他们反对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速决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正确方针，要求“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套错误的所谓“新原则”代替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第五次反“围侧”战争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敌军为割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占领了黎川。红军由福建回师北上，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师，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违反“慎重初战”的原则，不把洵口战斗看作是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急于收复黎川，冒险地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红军在硝石一战不胜，资溪桥再战又不胜。以后，就辗转寻战于临川、金溪、黎川地区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来福建从东线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这正是红军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毛主席力主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的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这样，既可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改府。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拒绝采用这一扭转战局，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正确措施。“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集中全力进攻红军。敌我双方在宁都、建宁、泰宁地区，相持达九个月之久。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拼命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面前，构筑工事，进行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成、堡垒战、消耗战。他们企图用消极防御来“顶”住敌人，其结果却使自失了主动，既未能消灭敌人，也未能保住根据地。红军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即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接着，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役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推行消极防御路线，使红军有生力量又遭受严重损失。到了一九三四年，反“围剿”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在错误路线的危害下，被压缩在敌人堡垒线的包围中。这时，毛主席再次提出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这样做。“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由江西瑞金北上抗日，经福建、浙江、安徽转入赣东北。十月，在江西德兴附近，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军团，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继续北上的征途中，红十军团多次打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不少胜利。十一月，进到杭州、芜湖附近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的围攻。红军英勇突围后，继续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突围中，方志敏同志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蒋介石在内，用尽各种方式来劝降。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和利诱，方志敏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以“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的大无畏精神，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伎俩。在敌人的法庭和监狱里，他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罪行，宣传了我党的革命主张。一九三五年七月，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于南昌。
一九三四年八月，紧接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军第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部队，开始突围西征。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二、六军团在桑植、石门、印江等地开展活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八十多个团的“围剿”，部队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西转移。党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等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三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陕甘边区以外，也先后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开始前，他们既不在红军和干部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不认真进行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长征开始后，他们以消极的防护作战，来掩护整个部队和庞大机关的转移，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那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防线，阻拦红军前进。广大红军战士和干部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线，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和红二方面军的会合上，不顾一切地命令红军硬攻硬打。
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红军与敌军激战一星期，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使部队损失过半。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中央红军已减员至三万多人。党和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再和优势敌人硬打硬拼，红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使被动转化为主动。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十二月，红军政克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使广大干部和党员逐渐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觉悟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攻失败的教训，集中在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攻’的主要原因。”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决议强调指出，当前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会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我们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从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扩大与缩小的多次反复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主席才是自己的伟大领袖，只有毛主路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
（宣平说：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又一次失去了兵权——不超过24小时。根据刘继兴同志所言，“3月10日，在前线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当日就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开了整整一天，史称“苟坝会议”。
所有与会者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不同意。他认为：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第176页）
独木难支的毛主席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张闻天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不干就不干！”曾在遵义会议上就对毛主席很不满的凯丰也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愤而离去。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遵义会议后的职务）被解除了。
被解除军职的毛主席心中仍然牵挂着党和红军的安危。思来想去，他决定再努力一把，于是当天夜里，他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去找周恩来。
见到周恩来后，毛主席再次力陈己见，让慢点下达攻占打鼓新场的命令。说来也巧，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看过电报以后，周恩来对毛主席敏锐的战场观察力佩服不已。随后，他俩又连夜找到朱德，达成了共识，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翌日，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也恢复了。
红军再一次化险为夷。事后证明，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足足有五个纵队，加上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共有100多个团、40万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战端一开，必会全军覆没。）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后，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斗志昂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精简了机关和后勤部队，丢掉了笨重的辎重物资，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中央红军北上经桐梓渡赤水河时，四川军阀急忙调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构筑调堡封锁了长江。红军遂改变计划，西进至滇东北之威信。蒋介石又调国民党中央军奔集阻拦。红军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地方军阀的两个师。接着，我军同敌追击部队周浑元、吴奇伟部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乌江边，歼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来不及渡江的，悉数被歼。这一成役，共歼灭敌人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
三月，我军又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赤水入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布置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但红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唯恐红军夺取贵阳或东出湘西，慌忙调集云南军阀部队至贵阳及其以东地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三军团占领倪儿关，掩护全军通过湘黔公路，然后分两个纵队向云南进发。四月下旬，红军进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主力东调，后方空虚，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准备死守。我军却虚晃一枪，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连夜急行军，抢占了绞车渡，用七只小船，经九天九夜，于五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当敌军大队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军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途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会议，粉碎了林X、彭XX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阴谋夺权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红军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红军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宣传了红军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主张，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派挑拨汉彝两族人民关系的阴谋，释放了被国民党政府监禁的几百名彝族人民。依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地区，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我第一师连夜渡河，扫清北岸的敌军，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沿着大河东岸，同河西的第二师夹河而上，五月二十五日，西岸红军开始强夺泸定
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下是惊涛孩浪。红军二十二个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步枪，身背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攀着铁索，冲过桥去。接着，后续部队也冲过了桥，占领了泸定。三十日，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在汉源，红军击溃了四川军阀的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险阻。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山上白雪皑皑，积雪最深处有十几丈，掉下去就再也爬不上来。山中气候恶劣，瞬息万变，空气稀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战士手拉着手，坚定地向前迈进，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走的抬着走，终于翻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陕边境后，和当地川东游击队会合，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边区根据地，部队扩大到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红军在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从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张国焘就被蒋介石在第五次围攻中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胡宗南匪军进攻下，张国焘竟自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八日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战胜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但是，张国焘却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企图使红军退却到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去。这时，他主张红军向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党中央、毛主席拒绝了张国焘退却路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原注：转引自《中央关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
两河口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于七月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张国焘不但坚持他预定的退却计划，而且妄图按照他的意志改编红军。为了同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宗派分裂活动作斗争，八月初，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低落，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的力量，从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张国表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在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后，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组成。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从毛儿盖出发，来到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草地到处是淤黑色的水，人吃了就会中毒，伤口泡了就会红肿遗烂。草茎和腐草结成“泥潭”，人在上面走过，一不当心，就会陷下去。加以天气变化无常，行军途中缺乏粮食，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大的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红军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斗争，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胜利地越过了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巴西。左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从卓克基出发后，原定经上下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至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反诬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紧急形势下，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同时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以实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部署。
九月初，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从巴西出发，渡包坐河，进入四川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素错误的决定。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分裂红军和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森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沿白龙江前进，到达甘肃东南部腊子口。腊子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是一条长约三十米，宽三米多的隘口，它是甘南和岷县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用了三个团守在隘口，妄图阻止红军北出甘南，阴谋将我军消灭于雪山草地。红军一方面发动正面进攻，一方面机智地攀上陡峭的石壁，绕到守敌的侧后，夹击敌人。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于九月十七日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并乘胜追击，歼灭了大部守敌。接着，红军越过岷山千里雪，到达甘南之氓县、西固间的哈达铺。以后，又连续突破了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旗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红军越过岷山之时，写下了歌颂这个历史性的长征的光辉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龄逐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十二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设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军时，原来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蒋介石正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陕北根据地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少数兵力诱敌进入直罗镇，而以主力埋伏在镇的南北两边山地。第三天下午，敌一○九师开进直罗镇。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同时砸向直罗镇，敌人纷纷瓦解逃窜。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全歼敌人一O九师。接着，又乘胜追击，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并迫使敌一O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从东路进犯的敌一一七师，也随着退出了鄜县。正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毛主席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
张国焘截击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擅自率领被其欺骗和控制的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南下，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逃跑。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张国焘野心毕露，不顾其他同志的反对，在绰木碉宣布成立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宣平说：据网上的一些资料记载，“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回中国，在采访中向毛泽东主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秦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在他的退却路线的危害下，红四方面军遭到了严重的挫败。部队重过草地南下。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不利，行军途中没有粮食，严冬时节没有棉衣。在天全、芦山停留三个月，受到敌人的多次围攻，部队损失很大，而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阵地被敌人突破，才不得不退到西康的甘孜一带，仍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期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奉命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广大地区，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这时，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罪恶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的拒绝而完全失败了。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原则，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纷纷起来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张国素的错误领导毫无出路，最后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一套伪中央的组织机构，表面上同意北上，实际上仍然野心不死。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经东谷、阿坝、包坐，再过雪山草地，十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也转战到这一带前来迎接。于是，全国的三大主力军，在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我们党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
会宁会师后，张国焘仍在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什么“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五千余人组成西路军，于十月二十六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向青海西进。部队到达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队辗转包围，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仍遭惨败。最后只剩下八百多人，从祁连山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的营数，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回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会议指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在川陕根据地时已发展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区到成立伪中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则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会议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性，不畏险阻，艰苦奋斗，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并对此表示深切的敬意。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在路线上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积极完成党的伟大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于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仍尽力进行教育和挽救，重新分配他担任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
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接受党对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并发表声明，表示“今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实际上却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口去陕西中部祭黄帝陵，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跑到西安和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胞，成了可耻的叛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张国兼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整颜党的作风》)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路线的危害，损失很大。到长征结束时，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二万五千人，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甘边区一块。我们党的力量，从数量上看是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了党的指导路线，从质量上看却比过去更强大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头，朝气蓬勃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三年又向我热河、察哈尔发动了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三月日寇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又占领长城各口，并进攻滦东，直逼北平、天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一）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划为日寇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放置在日军的监视之下。一九三五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五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同时调集大量军队侵入关内，以武力相威胁。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头目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接受日寇的无理要求，使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寇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了县城。十一月，日寇进一步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也指派宋哲元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瞥，举着大刀、水龙前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推备成立的那一天，北平的学生、市民三万多人再次举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太原、开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表示声援。爱国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也发表通电、宣言、谈话、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一致抗日，并成立各界救国会，出版救国刊物。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在革命形势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急剧转变的关头，我们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政治策略方针，以指导革命向前发展。“九一八”以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没有实行这个策略的转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由于当时军事形势非常紧急，还来不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路线方面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彻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个变化，变动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工农阶级有可能重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其左翼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他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时局的另一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种特点都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必须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有坚固的和可靠的同盟军，而且还需要争取一些动摇的和不可靠的同盟军。“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去射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所以，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调‘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还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旧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都豢养了自已的一批走狗。走狗虽属一类，却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分，又有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别。反革命营垒中的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应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武器，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集中力量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实践证明，“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来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阶级和政治集团。报告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报告，从政治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我们党制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
红军的东征与回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东北军实现停战，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办法。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晋西晋中地区。红军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并且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迅速发展了部队。但是，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却派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和围攻红军出师抗日，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决定回师河西，以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五月五日，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由于日本继续向华北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们的在华利益，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并给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进攻也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使日蒋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情况表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刷上升，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府有参加抗战的可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党从回师通电开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分化和争取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党中央又致书国民党中央，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对日寇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同时建议两党派出全权代表，“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为了团结抗日，信中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我党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动和策略，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调动了各种抗日力量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发展，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天津各日本纱厂先后罢工，响应抗日运动。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二十六个厂，四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十二月，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全体罢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各地抗日救国会组织的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有很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会议通过了《全救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指责国民党政府“置外侮于不顾”，“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已”，提出了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要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及伪军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抵抗。全国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迅猛发展，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的枢纽就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驻在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拘捕了蒋介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亲日派和汉奸、托派互相勾结，散布谣言，乘机制造混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军队由洛阳进至潼关一带，准备进攻西安，还计划出动飞机炸死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企图煽动大规模的内战，破坏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借以制造日本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并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主张南京同西安之间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事变，以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的内战爆发，全国抗战推迟实现，一种是内战由此结束，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建立。因此，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成了当时时局发展中的关键。
在我们党内，张国焘等人由于对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事变发生后，他们就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进攻国民党部队。这种主张，正是日寇与国民党亲日派所欢迎的。毛主席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前途，坚决反对了这种错误主张，采取了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求得和平解决。（二）联合南京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它走向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军事上政治上的援助，使之实现抗日的主张。（四）同时，充分作好打退南京亲日派“讨伐军”进攻的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等赴西安参加谈判。十九日，党中央发出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基本纲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种种艰巨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内容含糊曲折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始转变其十年反共内战政策，但又要坚持专制独裁，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出路，只有“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果蒋介石还要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那末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将他席卷以去。毛主席的这个声明，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迫使蒋介石向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化。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普选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提议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这时，从全党范围来说，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是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但在同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开始抬头了。
在新的形势下，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从极“左”跳向极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就暴露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一九三五年底瓦窑堡会议后，他继续在国外发表了《抗日救国政策》等文章，鼓吹阶级合作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建立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中心的“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春，叛徒、内奸、工贼XXX从革命根据地到达国民党统治区，在天津窃据了党的北方局的领导职位，竭力贩卖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搞合法主义，主张对蒋介石政府“委曲求全”、“卑躬屈节”，贯彻了一条错误的白区工作路线。八月，他又指使薄XX等几十个人在监狱中叛变自首，结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
因此，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党的面前了。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牢牢把握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系统地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新形势，总结了这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指出“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
毛主席指出，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必须“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甩巴主义作斗争”。
我们党内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议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倾向。这时，党内有“左”倾观点的人，观察问题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出发，于是对形势形成了一幅暗淡的画图。他们认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否认国民党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不从这一点出发，就会否认过去一年半以来为建立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就不可能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民族斗争来否定阶级斗争，抹煞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只讲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与民主对立起来。毛主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盾矛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的发展以有利条件。毛主席还指出，抗日是人民的抗日，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因此，就要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日战争，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错误，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有认清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坚决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我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
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己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些基本政治口号，还要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格。
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情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柚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主席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革命先烈，把自已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已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毛主席这两个报告，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为我党领导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光辉著作，并在党中央举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作了讲演。这部光辉著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总结，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在军事问题上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完整地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了解中国苹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都必须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毛主席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
毛主席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后发制人，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交替运用。它通过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迫使敌人由全体上的优势变成劣势，由战略上的进攻变成防御，我即以战略反攻和进攻，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向敌人实施战略追击，直到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诱敌深入，就是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是处于劣势的红军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主席指出：“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把敌人放进来，我们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可以使我军主力相应地集中，进行机动作战，选择有利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它可以使敌军发生错误，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劳沮丧，到处挨打。这样，就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战胜敌人。
集中兵力，就是在战役战术上，以优势对劣势，以多数对少数。“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从战略上、全体上看，敌是多兵外线进攻，我是少兵内线防御；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但是，由于我军采取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战役和战斗上就能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以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这样，在战役战斗上、局部上，我变成了强者，敌变成了弱者，我主动，敌被动，从而逐步地从整体上改变原来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在战略上敌主动、我被动的地位，实现了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红军的作战形式，“基本的是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意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充分利用敌军的弱点，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出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需要，对于某些战略要点和重要阵地的坚守，对于敌人某些设防阵地和据点的攻击，都是应该承认阵地战的。
“战略的特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红军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我军长期作成的战略方针。但是，“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敌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敌军比较地密集等情况下，我军必须实行速决战。为了打速决战，须要创造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
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毛主席指出：红军作战的“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红军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就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自己的优点，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特别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王明、林X所推行的军事路线，“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
在土地革命战争快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引导全党分清路线是非，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路线是非，最主要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弄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来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武装全党。
早在一九三O年五月，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且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尊孔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先哲”之类的唯心论先验论，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并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讲演。毛主席在这两部光辉哲学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和宇宙发展的根本法则。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否认了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可靠的知识。毛主席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批判了王明、孔老二轻视实践，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实践论》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一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一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人的认识，在低级阶段，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表现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实践论》又分析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理论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用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认识论上，都是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根本观点背道而驰的。王明之流绝拒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他们坚持唯心论和主观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有一些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对了不知对在那里，错了不知错在何处，因而有时上当受骗，做了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俘虏。为了保证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必须坚持思想上、理论上的正确路线。“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高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我们革命失败和胜利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革命就重新发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又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是因为党内产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我们清算了王明路线时，革命又重新发展了。所以，“一个政党要引导草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在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考察。然而，王明之流却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不管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主席还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党正确地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的路线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王明机会主义者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根本拒绝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不分析每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候，改变自已的政策和策略，导致了革命的严重挫折。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还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一切矛盾着的东西，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个客观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去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反动派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妄图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求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坚持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死的、凝固的东西。机会主义者的这种主观主义，一害革命，二害自己。
毛主席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又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历史证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正错误的。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给了全党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第七节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成为当时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场深刻的文化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鲁迅写下的一系列的战斗檄文，是广大共产党员必读的著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反动文人，在它的指挥刀的保护下，亮出各种招牌，疯狂地“围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正是在这刀光剑影中，鲁迅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团结并率领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二）
鲁迅在同“新月社”的斗争中，撕开了胡适、梁实秋之流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假面具，截穿了他们“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之后，一部分堕落的文人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挂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招牌，歌颂侵略战争，鼓吹民族投降主义。鲁迅愤怒地斥责他们是“洋大人的宠儿”，揭露了他们出卖民族的奴才本相，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正当鲁迅同“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托派匪徒胡秋原却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剥夺作家的“自由”，“破坏艺术形式”。鲁迅辛辣地讽刺了这伙匪徒，指出他们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与托匪“自由人”同时出现的，是以苏汶为代表的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他们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并居心叵测地向受着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鲁迅剥开了他们的伪装，指出他们虽然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实际上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不过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而已。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幽默”小品，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群“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他们捧出“幽默”来，无非就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借以麻醉人民。鲁迅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围攻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分析为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杀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原注：新月社，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因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一一九三三年)而得名，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后，他们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转而向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在政治上公开反共反人民，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在文学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等谬论，攻击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卖国主义文学运动。一九三O年六月，由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等发起，主要刊物有《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他们妄图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实质，配合其主子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对抗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
鲁迅：《论“第三种人”》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时，反动文人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之间，伪装成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宜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反对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效劳。
论语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流派，以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得名。以后又陆续出版过《人间世》、《字宙风》等期刊。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周作人、邵洵美等。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他们提倡所谓“幽歌闲适”的小品文，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着麻痹人民群众的反动作用。
鲁迅：《“题未定”草》
鲁迅：《“论语一年”》）
鲁迅还切密切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对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以华制华”的老法宝，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嘴脸。鲁迅用高超的文笔，勾画了买办官僚们在国难声中一面逃跑投敌，一面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态，戳穿了他们污蔑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反动宜传。同时，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安身立命的反动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发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著名讨孔檄文，彻底批判了孔家店的反革命本质。鲁迅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捧出尊孔这块招牌，都是“怀着别样的目的”的，一语道破了尊孔复古的反动用心。鲁迅的文章、讲话和宣言，是匕首，是投枪，刺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坐立不安。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法西斯手段，查封、捣毁进步文化团体，逮捕以至杀害进步人士。鲁迅本人曾被“通缉”，多次被迫转移。一些战友被秘密杀害。但是，鲁迅仍然不计个人安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决不退缩一步。在白色恐怖中，鲁迅先后用了一百三十五个笔名，以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命革家顶恶风、成逆
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原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正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化战线的英勇斗争，使得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罢，封建买办文化的精神枷锁也罢，御用文人的伪装欺骗也罢，统统挽救不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失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影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文化战线上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之间的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不久，在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创造社、太阳社里的某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多方围攻鲁迅。鲁迅向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左翼作家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指出它们的哲学基础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指导战斗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纲领。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窃取了“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是，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更好地去战胜敌人，积极团结广大作家，对周扬之流的错误曾作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但是，周扬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却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拒绝鲁迅的劝告。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唆使同伙或亲自出马，发表化名文章，制造谣言，施放暗箭，恶意诬蔑和攻击鲁迅。他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对此，鲁迅曾经愤怒地指出，“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原注：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动。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这个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周扬一伙却追随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一九三六年春，他们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并公开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陈独秀一伙托洛茨基匪徒，这时则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的机会，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
鲁迅为了驳斥托派匪帮，于六月九日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严正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情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无情地揭穿了托匪的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免要“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痛斥托匪“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实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十日，鲁迅又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
由于鲁迅对周扬一伙深刻揭露，迫使他们的主子不得不亲自出马上阵。大叛徒XXX化名莫文华，抛出黑文，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一直紧跟王明的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陈XX，这时也跳了出来。他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当立即“休战”，却又吹嘘“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诬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宗派主义”。他还抛出了“国防哲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鼓吹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帮助、合作下，让反共头子、买办文人、文化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学者，以封建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蒋介石标榜的”礼义廉耻”，来“开发民智”，“启蒙大众”。这种所谓“国防哲学”，同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以及“国防音乐”、“国防戏剧”等等，完全是一丘之貉，都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原注：刘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之流明知鲁迅病情转重，却指使徐懋庸写信骂上门去，乘机“大布围剿阵”。他们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徐懋庸还指桑骂槐地诬陷鲁迅“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鲁迅敏锐地看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于是，鲁迅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并化了四天时间亲自加以修改和增写。文章再一次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文章指出，周扬一伙所侈谈的什么“基本的政策”，只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东西。鲁迅又根据他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确地断言：“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遭。”鲁迅在卧病期间，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扬一伙所推行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原注：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坚持革命作家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切切实实地无情地解剖自已，改造主观世界。直到临终前两个月，他还表示，“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正是以这种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的精神，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书，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草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设有丝老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两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原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三）
本章小结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
这个时期，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全党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这个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多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关于情况的通报》)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秦的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没有人有了人，没有枪有了枪，没有政权有了政权，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人，丢掉了枪，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从此，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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