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一）
第六章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一一九六二)
第一节《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开始
当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进军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了以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逆流。
自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之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一伙，便乘机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赫鲁晓夫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鼓吹“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硬说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宣扬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采取和平的、议会的方式来实现，提出了一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会结束时，赫鲁晓夫又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法，在一次会议上抛出了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夸大斯大林同志的缺点错误，对斯大林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会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又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宣平说：实际上，赫鲁晓夫集团在斯大林尸骨未寒之时，就开始反攻倒算了。1953年8月，苏共党刊《共产党人》第12期以显著地位发表未署名的文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章说，近几年来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宣传，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宣传中不是正确的解释共产党这一领导力量的作用，而是常常陷入个人迷信，结果降低了党和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个人迷信的危害首先在于他不是培植群众的创造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不是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是散布消极等待的情绪，个别人物和领导替他们做好一切，群众不需要开动脑筋，不需要关心国家大事和他的命运，不需要保持警惕，无需对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和经济结构的工作进行批评和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个人明细不是以忠于党、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来培养干部，而是以盲目的崇拜和忠于个别人物的精神来教育干部。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等原则，阻碍展开自下而上不顾情面的诚恳的原则性的批评。文章提出要严格遵守我们党最高的领导原则领导的集体性，从宣传工作中铲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说法。）
赫鲁晓夫叛卖活动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大肆鼓吹苏联“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宣扬苏联社会已经没有矛盾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宣称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在这种骗人的谬论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着手改变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他们还企图把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在各国党内进行颠覆活动，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了新的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党在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同时，在党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这总是同国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刚一冒头，毛主席就立即察觉到了这一股逆流，并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领导全党采取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形式，同它作坚决的斗争。一九五六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五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共澜言，并对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斯大林也犯了某些错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借此全盘否认斯大林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在同米高扬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中，又当面对他们表示了我党对斯大林问题的严正态度，着重指出斯大林同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同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转引自《苏共领导同我们分岐的由来和发展》)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
其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不秘密，不久就由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叛徒、托派，都兴高采烈，抓住这个题目到处煽动反共。帝国主义者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鼓吹要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反动气焰十分器张。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混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美共叛徒法斯特之流，公开宣告叛党，积极参加反共大合唱。帝国主义反动派还乘机在东欧一些国家中进行颠覆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反共高潮。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群众闹事事件。波兰群众还进行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本来，只要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以及这些国家的修正主义分子，却乘机篡夺了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匈牙利和波兰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先后实行改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革命分子于是利用时机，加紧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一批由帝国主义收容豢养的流亡国外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被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同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中心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联合起来，在篡夺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者跃跃欲试，正企图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但是，赫鲁晓夫却被自己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吓慌了手脚。在波兰人民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群众斗争中，赫鲁晓夫集团调动军队，企图实行镇压，而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他们反而准备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实行投降，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出卖给反革命分子。在这个十分危急的关头，我们党与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一起，对赫鲁晓夫集团的背叛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波兰问题上，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在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兄弟党的坚决斗争下，苏联政府在十月底正式发表宣言，对它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作了一些检查。十一月初，我们党又制止了赫鲁晓夫集团对匈牙利的背叛行为，推动苏联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匈牙利人民一起粉碎了反革命暴乱。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击败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
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一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序幕。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首先击退帝国主义煽动的反共浪潮，同时，也由于赫鲁晓夫的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还十分委婉，并没有公开点名。但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转引自《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这里说的两把“刀子”，指的是十月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应走的道路。放弃这两把“刀子”，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这个时期我们党对赫鲁晓夫集团进行斗争的理论总结。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精神，又发表了编辑部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指出：“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篇重要文章，对于澄清出赫鲁晓夫的叛卖而造成的思想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进一步亲自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团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但是，党内有些人却看不到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因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而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基本解决，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主席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以后，毛主席把这些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全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
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毛主席、党中央听取了中央经济、财贸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十个问题，即十个矛盾。第一，关于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必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比重，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重点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充分利用和适当发展沿海工业，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在更大更快地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建设；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不能只顾一头，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要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对反革命分子采取正确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第九，是非关系，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人，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报告，用唯物辩证法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及时纠正了盲目学习苏联经验所造成的错误，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的矛盾。这个报告的总精神，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它为制定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重要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候补代表一百零七人，代表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总结了“七大”以来我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明确指出：“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毛主席提出了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战斗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毛主席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原则，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杜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但是，XXX、陈XX一伙却在会上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竭力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XXX在会上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他们乘苏共“二十”大刮起的黑风，别有用心地叫嚷要“反对个人崇拜”，并且在新党章中砍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规定。他们偷运改头换面的唯生产力论，胡说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杜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了大会决议的内容后，当写成文字时，他们又背着毛主席，把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修正主义理论偷偷地塞进决议案，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毛主席发现这种恶劣手段后，严厉地斥责了他们，并且严肃指出这种谬论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通报全党加以纠正。
大会在选举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后，于二十七日宣告闭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发表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一九五六年夏秋之间起，由于坏人的挑动和某些官僚主义的存在，我国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少数工厂罢工、学校罢课的事件，农村中出现了富裕中农闹社的事件，阶级敌人兴高彩烈，幻想在中国也出现一次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出笼，牛鬼蛇神纷纷登台，魑魅魍魉蠢蠢欲动。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党内斗争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XXX一伙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积极支持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一批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跳出来，公开响应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另一方面，许多党的组织不懂得在复杂的矛盾面前因势利导开展斗争，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惟恐天下大乱，希望用简单的压服办法把毒草和牛鬼蛇神压下去。
革命斗争的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究竟还有没有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指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迎接一场新的阶级大搏斗，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毛主席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理论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基本上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相应地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些上层建筑积极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瓦解的作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上层建筑由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变革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这种情况，相适应是其主要的一面。它们之间相矛盾的一面，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是我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种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以便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在党内表现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它是指导无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旧的经济基础即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它要竭力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改革，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把社会拉向后退。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成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它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表现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严重的腐蚀和瓦解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自觉地掌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地主动地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这一斗争，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得特别激烈，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必然力图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刘少奇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的目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在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才特别显现出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虽然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的性质却根本上不同了。在剥削制度下，人民用推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时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调整，使之不断完善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不懂得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能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一方面，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压迫国内敌对阶级，剥夺阶级敌人的发言权，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另一方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并且指出：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进一步阐明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原理。
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毛主席明确地规定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各种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杜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杜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主席还进一步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统等兼顾，适当安排”，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指出了正确处理可能发生的少数人闹事问题、力求使坏事能变成好事的原则。此外，还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关于节约、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科学地、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的根本依据。
一九五七年三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召开了有中央和省（市）两级党的宣传文教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并吸收了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
议。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却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根据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动向，毛主席指出，我们过去对教条主义作过许多批判，但是往往忽视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资产阶级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并向全党提出了注意抓思想问题的任务，强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政治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开展，知识分子问题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面貌，指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怀疑，但是爱国的，对我们国家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总之，“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任务，就是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指出，就世界观看来，在现在基本上只有两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知识分子要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便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要认真地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制定了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宏伟纲领，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指针。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毛主席强调“放”的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时，全党整风即将开始，资产阶级右派正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准备乘机发动狷狂进攻。面对着这一场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大风暴，毛主席强调指出：放出一些毒草和牛鬼蛇神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毒草锄去可以做肥料。香花和毒草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毛主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一定能够辩别真伪，战胜资产阶级的进攻，充满革命豪情地宣告：“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委也召开了党的负责干部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卫生各界党外人士以及民主党派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战线的问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场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生气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遥相呼应，趁我党整风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叛徒、内奸、工贼XXX便在二月至四月之间，四处奔走游说，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毛主席的伟大学说唱对台戏。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后，在XXX的鼓动之下，资产阶级右派以为时机已到，公然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反对整风运动指示中提出的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的原则，叫嚷要“大鸣大放”，妄图整垮中国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结成了“章罗联盟”。他们纠合民主党派和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党天下”、“宗派主义”，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要共产党“下轿”，甚至叫嚷要杀共产党。他们还叫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声称要成立么“政治设计院”，实行“轮流坐庄”，妄图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疯狂进行翻案活动，叫喊要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造成了一时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一小摄人利令智昏，以为中间派会跟他们走，可以整垮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只是一小撮，不过占人群中百分之一、三、五到十，情形不一。但他们是一群具有利牙、喜欢吃人的鲨鱼，现在摇头摆尾地浮到水面上来了。
整风运动中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龙凤龟麟并长，这是我们党早就预料到的。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党清醒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决定在一个时期中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不予反击。从五月八日起，党的报纸把右派的各种谬论都公开登出来，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清这批丑类，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究竟往何处去呢？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还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呢？这时，他们还是有选择的主动权的。在这个期间，我们党也曾向他们发出过整告。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作了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号召广大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再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高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二号)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给党和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郑重警告。但是，正在得意忘形的资产阶级右派对这个告诫根本听不进去。当时被“章罗联盟”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滩头阵地的《文汇报》，竟把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登在几乎使人找不到的地位上。六月六日，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章伯钧召集了一个有北京六个右派教授参加的紧急会议，密商反革命行动计划。他们如醉如痴，纷纷谈说学生就要上街，只要他们这些“老师”加上去，做“领头的”，天下便会顷刻大乱，他们就要大功告成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当成了绝对劣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终于发展到了顶点。
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我们党内也必然要发生分化。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在紧要关头就会叛变党。这种人平时如鱼沉水底，不容易被察觉，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利用党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向党实行内外夹攻。
物极必反。右派越猖狂，就越快地使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广大工农兵再也不能容忍了。就在这时，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在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篇重要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军号。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工人阶级纷纷举行座谈会，工人群众踊跃发言，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奋起反击。他们贴出大字报，也来个大鸣大放，同一小撮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右派的罪行。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文献，成为整个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纲领。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系统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这次大会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战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搏斗全面展开了。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中，人民群众用毛主席制定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为指针，就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大争大辩，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纲领和反动言行。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这些领域中进行的。通过对右派的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已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右派在全国范围内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以及“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民盟右派系统，都开始暴露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主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们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在处理上却可以采取宽大的办法。我们把右派当作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要彻底批判，毫不留情，但只要他们不触犯刑律，就可以不办罪，还可以允许有言论自由，有选举权。这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重要文章，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指导反右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为了指导各地的运动深入发展，七月，毛主席在青岛和各省、市党委书记进行了谈话，分析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毛主席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资产阶级虽然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他们还要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这个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同时，毛主席又指出，要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整风运动。
目的是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分子，把那些混进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去。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规定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建设方向，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指针。
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粉碎后，毛主席、党中央进一步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党领导广大农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及其他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关系以及肃反等根本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整社工作。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接着，各级党委在工厂、矿山、交通企业等单位中，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揭矛盾，提意见，帮助领导机关整改。党还引导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就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为了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正确地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经验。全会决定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会上还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杜会主义的方针，批判了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反冒进”的错误。十月十三日，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对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作了部署。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个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间彻底地孤立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因而无论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工农群众内部的相互关系，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都进一步地改善了。它极大地檄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岂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庆祝会后，正式开始了为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已被击退，赫鲁晓夫集团又加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会上，苏共代表团两次提出宣言草案，硬把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谬论塞进去，企图把它强加给各国党。我党代表团坚决拒绝了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对宣言草案作了多处原则性修改之后，提出了修正案。十一月十日，我党代表团并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明确地阐明了我党对于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在我党提出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中苏两党代表团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各国代表团的意见。十四日至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正式举行，通过了《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宣言》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走这一条道路的九条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民族压迫，反对外来侵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莫斯科宣言》坚持的这些基本经验和共同规律，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
《莫斯科宣言》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莫斯科宣言》强调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而“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莫斯科宣言》指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且确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是对苏共“二十大”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修正主义谬论的批判。它向世界人民指明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
《莫斯科宣言》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它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
《莫斯科宣言》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是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决斗争的结果，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还不能把分歧公开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这种条件下，我党代表团为了照顾大局，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作了必要的让步。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世界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深刻地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转引自《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劲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重申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主席指出，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中国人民在长期同敌人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一系列英明论断，深刻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大大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信心。
《莫斯科宣言》通过后，赫鲁晓夫虽然在纸面上签了字，但是他不仅不改变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而迫不及待地力图推翻宣言的革命原则。从此，维护《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就成了我们党在一个时期中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结束了这一场斗争后，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一九五七年底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城乡都已确立了统治地位。革命促进了生产。我国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一百六十七点七，工业总产值为二百二十八点四，农业总产值为一百二十四点七。同五年计划的原订指标相比较，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一点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工业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生产资料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五年内，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始改变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残缺的状况，建设起了能够制造飞机、汽车、新式车床、发电设备、治金和矿山设备的工业部门。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我国已能用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械，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而且工程设计能力也大为提高了，工业布局也开始有了合理的改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战线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包括治理淮河、黄河等巨大的工程，建成了大型水库九座，其中主要的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安微省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供应大大增加，精耕细作、改良品种等增产措施开始推广。在五年内，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逐年有所增长，保证了粮食自给，基本上保证了轻工业原料的自给。到一九五七年，全国有六十六个县、市提前十年或十一年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粮食指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的面貌，并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这五年的建设工作，还使党和人民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开始找到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二）
第二节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彭XX反党集团的被粉碎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准备了条件。这时，摆在我们党的面前的任务是：在继续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浙江、广西、辽宁、吉林、四川、湖北、上海、广东等省市，深入工厂、农村、矿山和科学研究单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毛主席及时地肯定了在整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以此带动各项工作。三月三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样，毛主席就把全国人民在整风运动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同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落后现象作斗争，横扫“三风五气”，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矩，掀起了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农村中数亿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和春耕生产。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敲响了挖掘潜力的锣鼓，不断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商业部门的职工大胆地打破常规，提出并实现了减少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学校中的师生也开展了勤工俭学和改革教学的运动。全国各条战线，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形势。
（原注：“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
三月间，毛主席在成都召开了重要会议，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并对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规定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根据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提出全国应普遍地积极推广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并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鼓励年轻人向老古董开战，号召人民起来冲破孔老二那套腐朽的精神枷锁。
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组织和调动起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形势的发展表明，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基本条件。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有了觉悟的六亿人民，我们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上层建筑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革：“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毛主席对我国杜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深刻地指出，我国“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介绍一个合作社》是对我国劳动群众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的颂歌，是组织和发动大跃进的号角。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除一千多名代表外，还有一些省市委、地委、县委、大城市区委、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和军队负责干部列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是鼓干劲、争上游的大会。
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发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思蠢。”深刻地批判了两千年来孔孟之徒竭力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会上毛主席还严厉驳斥了XX借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并且肯定了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毛主席还教导全党：“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的集中表现，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反映。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只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它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重视。因此，实行这条总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工业和农业是两个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正确处理工农业以及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工业、农业并举，就是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才能充分发挥五亿多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并使工业在原料、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获得可靠的保证，以加速国家工业化。轻重工业并举，就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轻工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内部两大部类的发展关系，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工农业、轻重工业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了工农业、轻重工业的发展关系，避免和克服了重视工业忽视农业、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实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以及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这些方针，批判了贪大求洋的错误，解放了对地方工业、中小企业、土法生产的束缚，达到了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加速发展新兴工业基地的目的。实行这些方针，就更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便于发掘生产的潜力。
毛主席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解决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党的建设杜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慨，进行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一九五八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
毛主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为国民经济大跃进指明了方向。抓住了粮食和钢铁，就抓住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就能带动工农业的全面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九五八年春的农业生产高潮，带来了夏季的大丰收。它以生动的事实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了农民的思想，驳倒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悲观论调，为争取更大的丰收创造了条件。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的通知》，号召各级干部在八、九、十三个月内，深入田间，和农民一起搞好试验田、丰产田，抓好田间管理工作。各地党组织还结合生产活动，组织群众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天连五龄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广大农民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向自然要粮，向地球开战”的战斗口号，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日夜奋战在田头。他们积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农业生产的土(改良土壤)、肥（增施肥料）、水（水利灌溉）、种（改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字宪法”，出现了“为了生产大跃进，千万农村都沸腾”的农业生产大高潮，因而在一九五八年秋又获得了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大丰收。
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带来了农田水利、改良土壤、改革农具、改进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广泛开展积肥、造肥、深耕、改良土质运动，并对生产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造和推广了许多新农具，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于全国五亿多农民的努力，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九五八年春的工业生产高潮，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进一步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八月，党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工业生产建设的形势，要求省一级党委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指出工业生产建设必须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一九五八年钢铁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即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办钢铁工业的群众运动。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都组织了钢铁大军，有近一亿人战斗在钢铁生产线上。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零八万吨，超额完成了原订的计划指标，即单以近代设备生产的八百万吨算，也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钢铁工业的大跃进，又推动了采矿、煤炭、机械、电力、化工、运输等部门以及基本建设和轻工业的大发展。工业战线上出现了钢铁一马当先，各业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局面。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中，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了生产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劳动和技术相结合、技术理论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党以钢为纲大办工业的结果，使工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许多过去不能生产钢铁的省区如内蒙古、河南、甘肃、宁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贵州等，都能生产钢铁了。由于调动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工业之花遍及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也举办了几十万个小型工业单位。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中，我国开始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九五八年，我国除了继续建设过去已经开工的将近五百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以外，又新开工建设一千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除钢铁外，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机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新建和扩建了二百二十个大型工厂，而且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工厂。过去根本没有机械工业的专县和区乡，这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办起了机械制造厂和修理厂。总之，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工业体系正在形成，这就为今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大跃进和贫下中农政治觉悟提高的必然产物。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上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已不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组织规模太小，土地少，劳力少，资金少，经营范围狭窄，同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机械化、兴办工业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同时，农村中基层政权和基层生产单位分离的状态，也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领导的需要，出现了农村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高级农业社再向前发展一步，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巩固的需要。
在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之前，广大贫下中农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已经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高级农业社的组织和制度作过多方面的变更，许多构成人民公社的因素已经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初，在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些地方不仅已经组织了突破社界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而且开始实行小社并大社。四月，党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下达后，各地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并社工作的指示，在总结以前试办大社经验和群众已有并社要求的基础上，领导群众展开了小社并大社运动。如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遂平、平舆两县，在四月间，各办了一个六、七千户的大社。五、六月间，两县的小社先后都并成了大社，其他各县也有并大社的行动。至七月底，全区完成了并社工作。这些合并起来的大社，扩大了经营范围，从单一经营发展到兼营其他副业，并开始发展自已的工业。有的地方为了保管和筹划资金，做好农副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销工作，还将手工业社、供销社、信用社并归到农业社中去。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这种新形势，不少地方经过试办，相继进行了社、政合并的工作，实行乡政权同大社管理机构的合一。这样，合并后的大社便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单位，而是包括了工、农、商、学、兵等各个方面，并且起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这些大社就是人民公社的雏型。
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当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地指出，我们的方向是逐步地有次序地组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公社，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八月九日，毛主席表扬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转引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指出这是我国五亿多农民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阐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根源、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了建立人民公社工作中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步骤。围绕建立人民公社这个中心任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等八个文件。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生产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和其他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九月八日，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地指出：经过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对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必须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的号召和党中央的决议传达后，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迅速锨起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群众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积极性，超过了建立高级合作社的时期，纷纷派代表抬着申请书，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开始时有一万三千户，一天内即增至一万五千户，隔了一夜又增至一万八千户，到开建社庆祝大会时，达到了二万零四百五十七户。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全国共成立了八千七百三十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达三千七百七十八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点四。到九月下旬，全国人民公社猛增至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参加的农户达一亿二千一百九十四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至十二月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为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八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一亿二千三百二十五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日大，二日公”（转引自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第八期)。大，就是指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比高级社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为社，平均每社约五千户，比平均每社约一百六十户的高级社大三十倍左右。人民公社经营的范围和内容也比高级社广泛得多，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公，就是指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加集体化，更加社会主义化，公有化的程度更高。人民公社产生了公社一级所有制，这是高级社所没有的。由于实行政社合一，使公社一级的集体经济开始带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适应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部分改革而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一种适宜的形式，是我国农村一场深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夺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更好地完成了秋播的繁重任务。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先后组织了劳动力参加采矿、运输、炼铁的劳动，有力地支援了钢铁工业的生产。各地人民公社还举办了小型炼铁厂、发电站、水泥厂、肥料厂、农药厂、农具修配制造厂等社办工业。此外，人民公社还大力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由于生产的飞跃发展，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切表明，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气势磅礴，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性。农民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在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又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会见了工人、农民、干部和学校师生、居民群众。毛主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时地作了指示：“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毛主席强调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批判了那种反对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纠正XXX一伙形“左”实右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与发展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引起了他们的极端恐慌和拼命反对。在国外，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中国人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积极配合。他们污蔑大跃进是“人海战术”，“奴隶劳动”，“不切实际”，攻击人民公社是“奴隶制度”“削夺了个人自由”，“破坏了家庭”。
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立即反映到了党内来。XXX、陈XX之流为了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改变了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应当“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立即取消商品、价格和货币。在这种反动理论的指导下，刘少奇一伙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他们不顾各生产队在生产、收益等方面的差别，实行穷队富队一律拉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他们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从生产队抽取过多的积累，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大量的劳动力，实质上是无代价的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他们主张国家银行给农村集体经济的贷款一律收回。XXX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上述办法来制造混乱，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扼杀新生的人民公社，破坏工农联盟，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XXX一伙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主席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随后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对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提高理论水平，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还在十一月九日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委的同志们，建议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认真读马列的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等决议，并且根据毛主席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议。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对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决议对于公社的发展方向、生产方针、分配制度，以及对于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规定。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第二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高级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因此，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决议从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出发，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各个公社才能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整个国民经济也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样，决议就进一步阐明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保护和巩固了新生的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决议，是我国建设人民公社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迈进的指路明灯。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结合当前的生产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整社的工作。这次整社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两个过渡”的认识，进一步巩固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度。一九五九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党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整社中提出的问题。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
在整社中，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区别。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人民公社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
通过整社，广大干部和社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贯彻了党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指出：“三个多月来的整社工作是良好的，有成绩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会对整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同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管理体制、收益分配和农业生产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各项重要决定的贯彻执行，人民公社运动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彭XX反党集团的被粉碎
当我们党纠正了XXX一伙的干扰之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彭XX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挑起了党内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彭XX向党进攻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九五八年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彭XX就怀着没落的反动阶级的阴暗心理，借口“下乡调查”，到处搜集反对总路线和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彭XX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采取资产阶级的阴谋手法，在党内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拉拢私党，进行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纠集了一个以他为头子的包括黄XX、张XX、周XX等人的反党集团，组成了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军事俱乐部”。
(宣平说：后来克诚、闻天、小舟都被平反了。)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和八月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前和会议期间，彭XX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起了猖狂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彭XX在七月十四日把一份经过精心炮制的所谓《意见书》抛了出来。这份《意见书》以及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所散布的言论，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总路线的样子，而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的形势描写得漆黑一团。他们恶毒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谩骂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得不偿失”或着“有失无得”，胡说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污蔑人民公社是“少数人轰起来的”。彭XX甚至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彭XX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指手划脚，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到处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冲天革命干劲，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攻击群众运动“妨碍正常秩序”，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实际上是妄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取代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他们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积极推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彭XX的反党阴谋活动，适应了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统治中国人民。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杜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彭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反华反共反革命活动相呼应的。彭XX里通外国，同赫鲁晓夫秘密勾结。他在庐山会议跳出来后，赫鲁晓夫公然为其撑腰打气，吹捧彭XX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
彭XX的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他本是一个带着“入股”思想投机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忠实地执行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内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并把自己负责的华北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自己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对于彭XX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毛主席曾多次给予教育。但彭XX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彭XX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反党活动也更为猖獗。一九五三年，他又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彭XX纠集了一伙高、饶反党集团残余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一次跳了出来，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煽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不满分子、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这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彭XX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是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
庐山会议上彭XX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XXX一伙的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XXX、XX也在背地里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彭XX一呼一应，心心相印。只是经过了一番较量之后，彭XX的反党集团被打败了，XXX、XX见势不妙，才连忙掩护彭XX退却。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彭XX反党集团的阴谋。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且在会议期间写了许多重要的批语和指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机会主义的党。一定要在广大干部中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毛主席在痛斥彭XX之流诬蔑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时，深刻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置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置一看，好吗？”（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毛主席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特别是中央的团结，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续继革命。一切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以外，总是可以改变的。改不过来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毛主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号召全党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越来越大地发挥它的威力。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民不但在去年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在今年继续跃进，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但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显著地发挥它的优越性。”针对以彭XX为头子的反党集团的进攻，全会强调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成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原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全会揭发和清算了彭XX一伙的反党罪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XX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撤掉了彭XX和黄XX、张XX、周XX等人在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八月七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向各级党组织指出，右倾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彭XX反党集团，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三）
第三节 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
粉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后，国际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日益强大。中国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争挑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古巴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斗争也日益发展。所有这些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前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进一步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帝国主义阵线矛盾重重，正在加速走向四分五裂。
但是，国际斗争的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称霸世界，继续推行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一面玩弄各种和平花招，一面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背叛共产主义事业，愈走愈远。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追随美帝、苏修，疯狂镇压革命人民。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印度反动派，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它们结成反华的“神圣同盟”，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帝、修、反恶毒地诬蔑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且对我国实行封锁、包围、禁运、颠覆和武装侵略。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以XXX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乘机抛出了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投靠苏修，联合美帝和各国反动派，扑灭世界革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帝、修、反的反华逆流、对XXX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先后会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深刻地论述了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形势和经验，阐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一九六○年五月，毛主席在同日本、古巴等国朋友谈话时，针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揭露美帝在“和平”的幌子下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九六O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一九六O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一九六O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庄严地宣布：“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一九六○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一九六0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聚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正确路线只能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中写道：“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日本人民、也是各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支持西欧、北美和澳洲的工人运动。一九六O年五月，日本人民掀起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动。同月九日，我国首都一百万群众举行示威，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对古巴人民、南朝鲜人民和印度尼西亚、老挝、刚果、土耳其等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我国人民都给予坚决的声援和支持。我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一九六○年六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窜到菲律宾、冲绳、南朝鲜和我国台湾，进行阴谋活动。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的反美斗争，表示伟大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蔑视鄙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奉令在六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前夕和十九日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我炮兵部队向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打炮“迎送”美帝头子。美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并支持和唆使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派出武装匪特骚扰我大陆沿海地区。英雄的我国军民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在华东地区上空首次击落美制蒋帮U一2型飞机一架，沉重地打击了美帝的军事挑衅。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道，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自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他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放肆地进行反对我党和我国的活动。一九五八年，苏修企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提出要在我国建立所谓长波电台和搞什么“共同舰队”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党中央和政府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六月，苏修恼羞成怒，片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九月，苏修不顾我国多次提出的不同意见，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以讨好美帝。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中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赫鲁晓夫把投降美帝的叛卖行径，说成是什么“开创”了“国际关系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而加以大肆吹嘘。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党在一九六O年四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指名地批判了苏修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接着，五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和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我党都坚持无产级阶革命原则，反对苏共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同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经过精心策划，竟然对我党发动了突然袭击。我党代表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维护各国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且在会上发表了书面声明，指出我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着一系列基本原则上的分歧。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党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我党这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立场和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决支持。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压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去。七月，苏修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为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并且挑起了中苏边界纠纷。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任何敌人所吓不倒，也压不服的。我党和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一九六○年下半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在准备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过程中，我党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首先是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的，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了高潮。十一月，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期间，苏修叛徒集团企图强迫各兄弟党接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但是，它的阴谋失败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兄弟党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会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刚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公然推翻他自己签了字的八十一个兄弟党的联合声明，放肆地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纲领，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会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带头大反斯大林，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向大会的致词和同赫鲁晓夫等人会谈中，再一次重申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对苏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会后，苏修叛徒集团又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拒绝了我党一九六二年四月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修还通过它驻我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进入苏联境内。但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共反华活动，尽管猖獗一时，只不过是狗急跳墙，丝毫不表示它的强大。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转引自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苏修叛徒集团色厉内荏，是一只纸老虎，越是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也就越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它的丑恶本质，从反面教育人民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还击退了印度反动派掀起的几次反华恶浪。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代表着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继承和保持英国殖民者所留下的遗产，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它为了打击国内的进步势力，转移人民的视线，讨好美帝、苏修，获取更多的美元和卢布，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不断掀起反华运动。一九五九年三月，在印度反动派的策动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达赖喇嘛叛国集团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一忍再忍，申明大义，使西藏人民看清这不是什么汉藏人民之间的民族纠纷，而是反动农奴主对革命人民的叛乱。十九日，叛乱分子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举行全面进攻。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同西藏爱国僧俗人民起，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这时，印度反动派一片喧嚷，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自三月十七日至五月四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连续八次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胡说农奴主的叛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恶毒地把平定叛乱污蔑为“武装干涉”，把西藏局势说成是“悲剧”。印度扩张主义者还叫嚷要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他们在印度国会里公开讨论纯属我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在新德里等地举行反对中国的集会，并组织所谓“支援西藏委员会”，要求召开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甚至叫嚣要派“志愿军”到西藏等等。他们还公然支持在印度的西藏叛匪头目达赖喇嘛进行叛国活动，纠集逃到印度的叛匪，妄图卷土重来，在西藏复辟农奴主的反动统治。
（原注：西姆拉会议，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系英帝国主义所策划。英国在会上提出了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企图把西藏置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统治之下。）
中国人民对印度反动派的反华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四月二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五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重要文章，揭露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印度扩张主义的深刻根源，打击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动派，揭露了尼赫鲁的真面目，分析了西藏反动分子叛乱事件的实质和印度政府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坚定的立场和政策。印度政府的扩张主义行径被我揭露后，它在全世界的处境空前孤立，反华活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但是，印度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了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印度反动派随即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第二次反华浪潮。尼赫鲁在国会和记者招待会的谈话中，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硬要我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中印东段边界线。不仅如此，印度反动派还向中国提出了总计达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即要侵占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和中段的二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九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在给尼赫鲁的信中，严正声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四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新德里，就边界问题同尼赫鲁举行会谈。但是尼赫鲁却要我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以致谈判没有在任何实质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以后，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多次制造武装冲突，蓄意向我边防部队进行攻击。我军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印度反动派的进攻。
（原注：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了这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英国政府在同西藏秘密换文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既不敢正式公布有关文件，也不敢把“麦克马洪线”划在地图上。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曾经就英国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英国和以后的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所谓“麦克马洪线”根本是非法和无效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同年六月，又在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并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标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目前，这五项原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斗争实践证明，帝、修、反的所谓反华“大合唱”，只不过是几只碰壁的苍蝇，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就全世界来说，帝国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他们的人数极少，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万之几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相反，却激起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反华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他们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其丑恶面目，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恰恰是帝、修、反他们自己。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
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发动猖狂进攻，全党和全国人民奋起进行反击的时候，一九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这一卷收集了毛主席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历史时期的七十篇重要著作，其中有三十五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发展，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最后决战的光辉记录，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喜事。在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这部光辉著作的出版，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部伟大著作，是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首光辉诗词，赞场“中华儿女多奇志”，“美蓉国里尽朝晖”，怒斥帝、修、反“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诗篇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革命立场，发扬无限风光在险蟑的革命英雄气慨，不怕鬼、不怕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定要胜利。毛主席的诗词，充分体现了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树立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榜样。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在反击帝、修、反猖狂进攻的同时，毛主席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的背叛行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一九五九年，全国十六亿亩耕地，有六亿亩受灾。一九六○年，又受到近百年来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有九亿亩耕地受灾，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受重灾，一部分农田甚至颗粒未收。一九六一年，又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和一些其他经济作物继续歉收。农业的歉收，影响到工业生产、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一部分轻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经济困难面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围绕着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呼应的。XXX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的猖狂反华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他们极力夸大暂时的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战胜困难，妄图乘机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全会正确估计了国际斗争的形势，重新强调党在国际斗争中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我国的工业生产获得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农业方面，虽然由于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能够完成生产计划，但是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农业技术装备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已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就不仅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按照毛主席在一九六○年提出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重要指示，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其中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同时，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以巩固杜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发展变革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内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品种规格。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尖锐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全会指出，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中，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我们某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已经篡夺了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运动，以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同一小撮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把那些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内的坏分子坚决清洗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对于那些已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要坚决地进行夺权斗争。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一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搞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都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而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主席指出，作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各部队党委，应分别到基层中去，到公社、生产队、工厂、学校、商店、连队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选择一两个或两三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农村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正当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一伙又改换手法，乘着反右倾斗争的机会，再一次刮起“共产风”，干扰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到一九六○年春，在农村中的不少地方，形“左”实右的错误又重新抬头了。
这种形“左”实右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实行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平均主义，违反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形“左”实右错误的另一个表现，是无偿地调拨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产品和劳动力，在收购集体经济的农产品时，又任意压低产品的级别和价格。这样，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并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损害了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利益。此外，在领导工作中还出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命令风。他们违反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违背广大群众的意愿，盲目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在同一时问内不分轻重缓急地提出许多“大办”。XXX一伙妄图用这些办法来破坏工农联盟，瓦解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彻底纠正XXX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关键问题。
一九六○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一）人民公社中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二）发展公社一级经济的问题；（三）分配原则的问题，（四）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五）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干部想通和正确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坚决地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和五月十五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和《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严重问题，提起充分的注意。要采取措施，坚决纠正这些歪风邪气，要分期分批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认真地进行整风整社。党中央在十月十二日还转发了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文件，并且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以正确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正确解决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
党中央为了彻底纠正形“左”实右的错误，进一步引导公社胜利向前发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十一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人民公社“十二条”)。信中指出：人民公社在同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必须看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在许多地方还相当严重。因此，中央再次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来破坏这种制度。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在人民公社中，必须坚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坚持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必须坚持少扣多分的原则，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将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的指示连同这封指示信迅速地同广大社员群众见面，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并且要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十五日，毛主席再次指示全党，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自从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系列指示发布以后，XXX一伙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才开始得到了认真、彻底的纠正。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央广州会议上亲自领导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
这个《草案》经过在干部和群众中的讨论和试点调查，在同年六月中央北京会议上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即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决定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了下来。《六十条》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它系统地总结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组织、规模、经营管理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六十条》指出：“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人民公社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同群众密切联系，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同年六月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多次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并且对于退赔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
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刘少奇一伙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健康成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斗争
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同时，党还领导全国人民为战胜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对于争取经济情况的好转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首先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一九六○年八月十日和十四日，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央再次强调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革命任务。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坚决压缩水利、公路、航道、土铁路等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搞好田间管理，力争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林妆副渔也要发展。中央的指示还强调指出，保证农业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支援农业。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排除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重工轻农”、“以重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国民经济进一步明确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次序安排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使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起来，从而促进了我国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我国勤劳勇敢的五亿农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授下，为战胜暂时困难、夺取农业战线的新胜利，进行了伟大的战斗。他们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力争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丰收。在我国的许多平原地区、某些山区和丘陵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充分运用原有的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继续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把各种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农业的更稳产、更高产。在原来基础较差或受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广大农民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实行山、水、田、林综合治理，把不利条件改变成有利条件，提高了农业产量。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战线上涌现出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先进单位。山西省大寨大队，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典范。大寨人民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决心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他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坚持对小生产的教育改造，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战天斗地，用勤劳的双手，把全村七条大沟、儿十条小沟都闸坝垒堰淤成良田，把全村被分割的四千七百多块的八百多亩坡地、圪粱地修成水平梯田。他们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到一九六二年，大寨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七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大寨的光辉事迹，充分显示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工作各项政策的无比正确，表现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在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着重加强了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以及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六O年三月，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制定了《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办好杜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六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又指出，我国工业今后的发展，数量不可不讲，但应着重抓规格、品种、质量。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就加强对工业的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改善协作关系和改进企业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八项规定。指示强调加强工业战线的统一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继续前进。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指出必须把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四项任务结合起来，必须进一步地、合理地调整有关计划工作、工业生产、物资供应、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必须千方百计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各项急迫的问题，以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
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光辉思想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战胜XXX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创造了惊人的业迹。大庆油田就是工业战线上一个光辉的榜样。大庆油田会战，是在一九六○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掀起的反华恶浪，迎着XXX一伙在工业上刮起的下马风，打上去的。以铁人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英雄的大庆工人，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头顶蓝天，脚踩荒原，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讽刺打击，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条条框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国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是我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经过三年的努力奋斗，到了一九六三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经过困难的考验和锻炼，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更为提高，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更为高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总之，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我国遇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和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愈来愈猖狂。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少数反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他们的“出头日子已经到了”，“天就要变了”，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有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他们的手里。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恢复封建宗族统治的活动，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搞罪恶勾当。反动分子甚至开设地下工厂，大搞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套购国家物资，非法获取暴利。有的地方，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此外，秘密串联、盗窃情报、里通外国、杀人放火等反革命活动，多处发生。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XXX及其一伙，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XXX公然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说什么：“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他还主张给资本主义发展以合法地位，说“可以考虑允许一批商人出来，开放一批，给他合法化，让他搞。这样危险并不大。”XXX一伙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叫嚷什么“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还派出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经验”。按照XXX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什么“责任田”、“分田到户”“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纷纷出笼了。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XX，也躲在阴暗角落里攻击党的总路线，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XXX一伙还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相对抗。他们把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这个重要阵地，歪曲为单纯的“经济组织”、“生产经营单位”，蓄意抹杀工业企业里的阶级斗争，鼓吹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宣扬“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原注：XXX《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XXX《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以XXX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还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对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在文艺领域中，XXX积极支持以周X为首的“四条汉子”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他们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它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作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维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统治，猖狂地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抗。在这条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文艺界的许多协会、团体、机关，被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权威、反动作家等所霸占，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周X一伙又抛出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文艺领域中，毒草丛生，牛鬼蛇神纷纷登场表演。仅在一九六一年几个月之间，《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毒草连续出笼。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为XXX树碑立传的电影《燎原》，也在这期间炮制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些反动小说、电影、文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野心家、阴谋家歌功颂德，为反党分子鸣冤叫屈，美化叛徒、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煽动地富反坏右进行阶级报复。这个时期，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塞满了封、资、修的东西。
在教育领域中，XXX、陆XX之流竭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一年九月，他们炮制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条例，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更系统化了。这个条例，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抹杀教育领域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保护资产阶级，不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它多方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顽固地维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它鼓吹智育第一，书本至上，关门办学，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它限制甚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权。这个条例下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察觉了XXX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经验，一九六二年一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和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以及大型企业党委等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共计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上，XXX做了一个黑报告，猖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并且公然为彭XX之流翻案。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肃地批判了XXX一伙的反党谬论，明确地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再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这是因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的总路线，进一步健全人民公社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XXX一伙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实质。毛主席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党内并不纯洁，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否则是要吃亏的。毛主席针对XXX一伙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严肃地指出：“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讲话中，着重地论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指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没有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这种集中领导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转引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我们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毛主席教导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敝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转引自一九大六年三月三十日《解放军报》)毛主席批判那些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的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是“西楚霸王”。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难免要“别姬”的，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
实践证明，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有效地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巩固。毛主席强调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杯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坚决地依靠群众。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面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指出：“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转引自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号召全党同志为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战斗，深刻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是我们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深刻地批判了XXX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和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同志，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本章小结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XXX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遥相呼应，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全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揭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根本原理：“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这场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意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XXX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XXX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XX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彭XX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保卫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接着，XXX也不断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对内对外的修正主义路线。
国内外反动派和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强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阶级敌人惊慌失措。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咯，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全党和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落实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实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同时，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同帝修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和国际的斗争中，我国人民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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