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四）（十五）
第三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两党的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
从“七七”到“八一三”。全国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盘踞在北平城郊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芦沟桥边的宛平城搜索。接着，又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影响，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
芦沟桥事变决不是一次地方性的事件。由于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起实行无耻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三省。从一九三三年春起，日军又向热河、察哈尔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把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的主权奉送于日本侵略者。到一九三七年，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已直接被日伪军占领，汉奸、日本特务、浪人，更是遍布华北各地。北平虽尚在中国军队手中，但早已陷入日伪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只有西南面尚为中国军队驻防，而位于平汉线上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一条对外通路。侵占芦沟桥，就是要完全占领华北主要中心城市北平和天津，控制整个华北，继而进犯全中国。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原注：热河，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察哈尔，当时的省名，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绥远，当时的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巴彦淖尔盟东部等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东北，已表明它决心要结束华盛顿会议造成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代之以自已一国的独占。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也正式宣布废弃华盛顿条约，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尽管这些活动都是直接对英、美、法等协约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但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却拒绝支持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反而企图把这股祸水引向东进和北上以反对苏联。一九三六年七月，在英、法等国的“不干涉政策”鼓励下，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实行武装干涉，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颠覆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同年十一月，日本与德国结成同盟，东西法西斯魁首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加紧勾结起来。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怂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在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它的新进攻。形势的发展表明，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纵容下，越来越接近于全面爆发。
总之，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英、美、法等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之下，肆无忌惮地实行着完全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奋起抗战。“七月七自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实行抗战的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言鲜明地表明了党实行团结抗战方针的坚定的决心。七月十三日，延安举行了实行抗战的紧急动员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战士，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到抗日前线去。十四日，又发布了《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平津人民极力鼓励和支持华北驻军坚持抗战。各地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全国动员、抗战到底。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却极端动摇。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躲在庐山上，召集所谓“各界闻人”举行谈话会，讨论“重要政治问题”。七月十五日，庐山谈话会开始。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从来是反对抗日的，这时也别有用心地不提抗战问题，把议题限制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上。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原则，但也并不想真正实行。他想把芦沟桥事变当成地方性事件，要华北地方当局与日军交涉，准备把事变地方化，实行局部的妥协投降。但是又慑于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热潮，害怕实行妥协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是战还是降，在两条道路面前举棋不定。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动摇态度，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恰当的斗争。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同志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在庐山举行谈判。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争取工作，极力督促蒋介石放弃妥协的打算，立下实行抗战的决心。为了促进国民党的转变，在谈判开始的前二天，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正式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和蒋介石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一起公开发表。由于我们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七月十七月，蒋介石才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准备实行抗战的声明，从举棋不定中向前走了一步，表示要实行抗战。
蒋介石的声明自然决不是真诚的。他一面向共产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表示要实行抗战，一面却在庐山训练班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同时，还亲自活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内找寻他的代理人。事实表明，蒋介石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决不可能实行真正抗战的路线，国共两党之间必然要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的斗争。
（原注：老叛徒、大汉奸陈公博以后回忆说：那时蒋介石曾专门把他找到庐山上去，问他认识一些什么共产党人，陈说：“对新进如陈绍禹等，我只闻其名，未见其面。”）
针对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毛主席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阐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毛主席第一次概略地提出了党的抗日纲领，并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办法是依靠人民群众，其结果就能得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国民党的方针是妥协退让，办法是压迫人民大众，其结果必将是做奴隶的前途。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走我党指出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道路。文章针对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方针，严正地指出了它的危险性，要求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照耀着整个抗日战争的行程。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从战争一开始便展开了。
这时，日本的灭亡中国的方针迫使蒋介石不能不勉强实行抗战。就在他继续抱着使芦沟桥事变“地方化”的幻想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调派大量军队来中国。七月十七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七月下旬，对平津地区发动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抗战行动，北平、天津在七月三十日同时失陷。八月，敌军继续在华北扩大进攻。同时，驻上海的日军也一再制造事端。八月十三日，盘踞在上海日本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本陆海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上海的中国驻军在高涨的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实行了抗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影响蒋介石的经济中心及其政治统治的主要基地，也直接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使蒋介石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对日作战。从此，全国都进入了抗日战争。
党的洛川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结束了我们党和国民党关于应否抗战的争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宣布委派朱德同志为第八路军总指挥，改编长江南北各地红军游击队为抗日军队的工作也已开始。这表明，不管蒋介石主观上是否愿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潮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了。但是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它不仅依然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还妄想借改编红军为名，消灭人民的武装。同时，抗日战争的开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成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在党内也出现了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新的形势要求党迅速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以实现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
为此，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但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将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危险，由此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转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抗战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指出，要想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须要有国民党政策的全部和彻底的转变。并且严正地督促国民党，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相对立，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主席亲自写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正式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了这十大纲领，要求坚决实行，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纲领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化，是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有力武器。
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也是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会议期间，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些人，由“左”跳到右，幻想依靠国民党进行抗战，主张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不强调独立自主，并把抗战当成是可以速胜的。会议批判了这种倾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会议制定的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方针”等项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对军权的垄断。这就纠正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这个不明确的口号。又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等政治主张，要求打破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这就对“国防政府”的口号作了正确的解释。洛川会议的这些正确决定，实际上是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的批判和否定。
由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拒绝改变它的政策，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得以日益深入，国民党军队继续望风而逃。在华北战场上，侵占了平津地区的敌军在八、九月间沿着三条铁路线继续进攻。到了九月中旬以后，平汉线上的保定、津浦线上的沧州先后失陷，国民党军队向河南、山东溃逃。沿平绥路进攻的敌军，八月下旬占领南口，接着又侵占张家口，席卷察南，进入山西。九月下旬蒋阎军弃战略要地大同而逃，使关系华北全局的山西省，门户洞开。在华东战场上，虽然作战的胜败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蒋介石不能不出动主力抗战，不敢狂奔溃退，但是却不要人民参加抗战，军事上又实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结果完全陷于被动挨打。华北和江浙地区的战局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蒋介石不能不做出一些要团结抗战的姿态。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发表了蒋介石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革命史上第二次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了。
为了使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肯定了两党统一战线的积极意义，并且指出：伟大的抗战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这个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能限于国共两党，两党的合作抗日仅是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斗争。这个统一战线要有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共同纲领，要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要改造实行旧制度的国民党旧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宣告两党合作的宣言中曾指出，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毛主席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苹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督促国民党要回到一九二七年因蒋介石的背叛而断送了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以后，十月间发表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这种根本没有方针。
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两个战场出现
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二日起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在改编过程中克服了某些个别分子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并且和国民党的干涉进行了斗争，恢复了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和改称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改编成立的第八路军共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一二○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九月，全军三万多人除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外，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东渡黄河，陆续进入山西，奔赴晋西北、晋东北前线，迎击日寇。
（原注：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这时，山西战场的形势是危急的。占领了大同的敌军骄横地向里长城一线推进，企图突破雁门关一带防线，遥指太原。国民党军继续望风而逃。九月中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抵平型关附近。二十五日，敌精锐部队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扬长地直进到平型关东南，被我军主力伏击。由于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战，全歼了被围的敌军三千多人。这是抗战开始两个半月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利。这一仗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了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勇往直前的八路军和畏敌逃跑的国民党军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楚地表现了两种军队的本质不同。
但是，在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内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早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进军山西前线后，毛主席又在九月二十一、二十五日连续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和《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军要以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不能以集中主力打大仗为主，华北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环绕于游击战争。但是，彭XX、林X之流却竭力对抗这个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从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在军事上主张依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集中兵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成指导思想正是这样的。因此，虽然这一仗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并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战略上则是错误的。国民党由于实行反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它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纷纷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那是毫无胜利前途可言的。我军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不接受国民党的失败主义的作战命令，大胆地放手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农村根据地，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前进。而集中主力配合国民党打大仗，既对粉碎日军战略进攻毫无结果可言，而又妨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等这些最迫切的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任务的实现。这一切说明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战略方针的完全错误。
毛主席反复批判了那种依靠国民党、集中兵力打大仗的错误方针，指挥全军执行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分散作游击战”，“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敌军突破雁北阵地之后，沿同蒲铁路线进犯忻口，威胁太原。八路军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一面配合忻口的防御战，一面坚决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收复涞源、广灵，一二○师在雁门关以北夺回井坪、平鲁、宁武。在我军的英勇奋战下，敌军由蔚县至平型关，大同至雁门关，朔县至宁武三条主要运输线被切断。一二九师一部又在十月十九日夜奇袭雁门关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一五师另一部还越过五台山，进军冀西，收复平山、行唐、曲阳、唐县、定县、满城一带。这些胜利，是我军完全主动的独立自主地作战的结果。这种作战摆脱了对国民党军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的依附，实际上却最好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如果国民党军有正确的方针，就可以造成极有利的作战形势。
然而，国民党军的阵线是漏洞百出的。正当八路军在察南、雁北紧紧拖住向晋北进攻的敌军时，北面的敌军于十月中旬占据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席卷绥远省。在平汉线北段，敌军于十月十日攻占石家庄，又连下邢台、邯郸，十一月初越出河北省，占领了豫北的安阳。十月下句，敌军开始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开辟了进攻太原的另一个战场。尽管我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又急速驰援，并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国民党军却连连败退。十一月八日，对华北战场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太原终于失陷了。接着，国民党军在临汾停了一个短时期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大部南渡黄河，逃往河南，只有一部分留在晋南的中条山一角。阎锡山的军队虽然留在晋西，但根本不对日作战，把河东千里大好河山丢弃给敌人。至此，华北战场上已基本上没有国民党的抗日力量了。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自太原陷落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八路军坚持着山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晋东北和冀西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十一月七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一二○师在兴县地区建立了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敌军虽然进入太原，霸占晋中，但在战略上却处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这就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从此，党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加强根据地建设。同时以这些根据地为基础，积极支援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
华北战场上的太原陷落时，华东战场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十一月五日，敌军在上海南面杭州湾上的金山卫登陆，迅速占领松江，威胁上海的后路。一直实行专守防御方针的国民党军队，又匆匆放弃阵地，撤退到苏州、嘉兴一线。十一月十二日，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陷于敌手。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慌忙发出“迁都宣言”，宣告国民政府搬到重庆，躲进西南。国民党军队在南北两战场都通到严重的失败。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反人民政治路线决定了的，也是他们实行畏敌避战，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在广大敌后地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依靠人民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不断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之下，出现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这种发展，贯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决定着两种根本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月，这个伟大斗争的丰富经验，需要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加以总结；抗战的新形势也要求党进一步提出正确的路线，纠正已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用抗日战争初期四个月的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基本趋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只有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毛主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强调国民党既没有决心从片面抗战过渡到全面抗战，又因为害怕人民的反对而不敢公然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因此，抗战与投降并存于中国，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这就是当时抗战形势的基本特征。
毛主席全面地分析了围绕着抗日战争的各种基本政治因素，指出“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我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就是从对于形势的这种根本估计出发，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的任务，并严肃地告诫全党，警惕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的危险。
这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以及它的反共阴谋活动，也由于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经验，以及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阶级投降主义倾向已经发生，并且成了妨碍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为此，毛主席继洛川会议之后，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醒全体共产党员，不要忘记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总结了历史经验和四个月来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新经验，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号召全党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阵地和发展我们的阵地，加强党的组织力量，更广泛地动员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论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问题时，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阶级阵线，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右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就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正在、并且必将与日俱增地进行反共活动，策划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我党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就为全党制定了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斗争的根本方针，奠定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基础。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只要党克服了阶级投降主义，坚决地、并且有策略地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进行斗争，民族投降主义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着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战和投降两种趋向尖锐地斗争着。十一月下旬，敌军在苏嘉线上全面突破了国民党军防线，江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敌军长驱苏浙皖边，准备切断南京的后路。全国人民热切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蒋介石却一直没有停止对日“和平”即投降活动。早在九月间，国民党政府就向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联盟提出了对日本的“控诉”，企求英、美等国进行“调停”。接着蒋介石的特使仆仆于世界各国，既乞怜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庭前，也奔走于德、意法西斯的门下，妄想通过他们的“调停”结束抗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积极活动。十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策动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投降的谈判。蒋介石积极地加以响应。英、美等国也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企图按照有利于英美利益的方向进行“调停”。这种活动在上海太原失守之后是更加强了。不仅亲日派汪精卫之流组织低调俱乐部，千方百计推备投降，整个国民党政府全面投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十二月初，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时，竟然表示承认以日本的条件为谈判基础，并且同意“共同防共”。“和谈”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和全国人民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人士的继续抗战的要求，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同时，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也使国民党政府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十二月上旬，敌军一面在苏南两路迫近南京，一面由苏浙皖边直扑皖南，南京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口头上高叫“死守”，实际上在十三日于极度混乱中狼狈弃城遗逃。但是，蒋介石从英美派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出发，又迫于形势，不敢接受日本的招降条件。德国法西斯的诱降阴谋也就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告“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形格势禁，蒋介石还不能不以一个“抗战派”的面目继续鬼混下去。
毛主席关于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的论断，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在这整个时期中，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暗中勾结从没有断绝过。他之所以终于不敢公开实行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进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在党内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第二节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
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问题之后，原来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从海外归来，到了延安。他不仅不接受毛主席的告诫，站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反而摆出一付钦差大臣的架子，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不仅不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反而降低共产党的原立场，说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已经“开始建立”，甚至还说“人民开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说这是“无可争论”，“不可否认之事实”，竭力鼓吹将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统一”于国民党。在这个会议上，
他极力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它当成党的口号，提出了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于是，早已由王明煽惑起来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终于形成为一条新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
这时，国民党刚刚丢掉了南京，武汉成了国民党区域的事实上的军政领导中心。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蒋介石也只得扬言继续抗战，并且在继续反共、反人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民主团结的姿态。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地方取得了一定的公开合法活动的条件，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的机关报刊。这是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广泛开展抗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公布了建立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命令之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也正在积极进行。江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二、三支队，共六个团。江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共三个团。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付军长。同时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受长江局领导。这是发展华中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强大的力量。这一切造成了长江局开展工作的极其有利的条件。
（原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群众》周刊创刊，次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创刊）
但是，王明把党委托给他的领导岗位，当成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据点。他一到武汉，就超越他的职权，冒用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六点投降主义主张，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他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抹煞国民党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的大量事实，把“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当成是“中心环节”，他背弃党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要求组成“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他背弃我党关于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各抗日阶级联盟政府的主张，提出了“充实和加强”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要各党派的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二十七日，他又抛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更加系统地宣扬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性，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说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甚至掩盖人所共见的事实，奴颜婢膝地代国民党辩解，硬说它“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他把持长江局的领导，把它变成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独立王国。
王明不仅在他主管的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且还极力要用这种路线干扰党中央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辖境三十九个县的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十四日向全国发了通电。这是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我党我军的重大胜利。革命政权的发展自然是蒋介石国民党十分忌恨的。王明充当蒋介石、阎锡山的代言人，二十八日竟然打电报给中央，反对用边区名义，并认为，这种事应“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指蒋）”。这种表演，既暴露了他的投降主义者的真面目，也反映了他企图向全党推行这条路线的野心。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党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十一日，王明又自行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把他的机会主义主张冒充成会议的一致意见，妄图鱼目混珠，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在这篇反党黑文中，他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错误路线。在军事上，他提出了所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继续鼓吹“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的荒谬主张，甚至要求实行“统一编制”和“统一作战行动”，把原来就提出的五个“统一”扩大到七个。在建立敌后抗日政权问题上，他主张要“事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更进一步向国民党“提议”，要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设立“统一领导机关”来“组织群众”，同时要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自动“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把群众组织完全纳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这些谬论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发展到更加恶劣的程度，并制造了代表党中央的假象，带上了更大的欺骗性，妄图达到他篡夺全党领导权的野心。
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暂时控制了一部分地区的工作。这条路线的推行，无论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还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两条路线斗争
自从太原失陷，国民党遗逃，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整个华北战场上进入主要地位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胸有全局，立即指挥八路军，排除彭德怀、林彪之流的干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中，很快地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使华北战场的抗日力量有了一个迅猛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有利的形势，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和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察冀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间，粉碎了敌军对新创建的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收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五十多个县。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一个支队向东挺进，创立平西根据地，前锋深入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一带。冀中地区，在七七事变以来广泛的起义和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广阔的平原游击战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了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六月，八路军一个支队又挺进到平北和冀东，配合党的地方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这种战略展开，对于平汉路北段、平津地区的敌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造成了我军向长城以北发展的有利形势。
在晋西北地区，由贺龙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迅速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乘我军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时机，调集万余兵力，占据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一二O师主力星夜赶回，激战二十多天，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全部收复七县。在这同时，又开展了吕梁山地区的游击成争。同年八月，一二○师一个支队北出绥远，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和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在绥东、绥西、绥南直到察哈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以后，这里和晋西北统称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深入塞外的草原和沙漠，对推动内蒙古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晋东南地区，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多次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包括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三万多敌人的九路围攻，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在开辟晋东南区的同时，一二九师多次派出部队挺进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和冀鲁豫大平原，开辟了两个根据地，广泛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八年二月，冀南地区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八月，正式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以后成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了基础。由冀南向东挺进的我军，还越过津浦路，与鲁西北和津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会合，在冀鲁边开展了游击战争。这和冀鲁豫一道，为八路军支援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底起，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间，迅速在全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抗日阵地，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五月以后，毛主席指示调派大批干部支援山东，并指定八路军派遣主力部队一部进入山东，作为人民武装的骨干。全省人民武装到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四万多人，九个支队，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掖县等地，首先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就为建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华北战场上的迅速展开，与国民党战场适成鲜明的对照，开辟了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的前景。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正在为反对日益疯狂的法西斯势力而斗争的人们，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崇敬。一九三八年中，国际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组织的代表团纷纷来到中国，一些国际主义的朋友积极来中国参加敌后抗日工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人白求恩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来到中国，并且参加八路军，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
和华北战场上的发展比较起来，华中和江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却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干扰而迟缓得多。新四军编成之后，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二、三支队陆续到皖南岩寺一带集中，军部也才进驻皖南。这时，国民党阴谋把新四军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防区中，企图借敌军之力，收“反共”之效。项英却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停在皖南，背靠国民党，面向敌军正面战线，等候“点验”，还幻想国民党会向我军发枪。那时，由于国民党在宁沪地区的溃败，江南大好河山沦于敌寇铁蹄之下，急待我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但是项英不及时进兵江南，坐令国民党戴笠系统的特务在那里编组了反共的忠义救国军，使以后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皖南我军几乎像处于刀俎之间，使蒋介石、顾祝同的借刀杀人之计有实现的可能。继续这条错误路线，是会给新四军和整个华中抗战造成极大危害的。
毛主席对项英推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四月中，党中央一再电促迅速组织东进。项英到四月底仍只派了一支只有一个侦察连的先遣部队进入江南。五月四日，毛主席致电项英，切责他迅速组织主力部队跟进，开辟大茅山根据地。并且从广阔而高度的全局出发，指示项英准备进军苏州、吴淞地区，和分兵渡江进入江北。自此以后，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才在陈毅同志统率下东进江南，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六月在镇江以西首战告捷，“脱手斩得小楼兰”。以后，逐渐开创了以大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但仍留在皖南的项英依然站在王明路线立场上。江北的第四支队，也由于当时支队领导的错误而迟滞不前。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仍在进行。
为了批判王明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清两条军事路线的界限，使全党充分认识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毛主席在五月中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由于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并且不仅有战术的配合作用，而且有重大的战略作用。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独立自主的作战。游击部队不仅要担负作战任务，而且还必须担负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本身也将逐步向正规部队和正规战争发展。毛主席还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在游击战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和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战略纲领。
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伟大理论，给了全党以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军事路线的理论武器。它指导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全过程，使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沿着正确路线胜利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在我党领导下胜利前进。
《论持久战》的发表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南京失陷之后虽然不能不宣称继续抗战，实际上恐日病依然在严重发展，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放肆地鼓吹“亡国论”，甚至公然说什么“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蒋介石一伙，一面暗自散布失败主义的亡国论，一面又幻想不要多久，国际形势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鼓吹“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一起威胁着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
（原注：周佛海：《回顾与前瞻》见《时代文选》第五十六期）
这两种谬论，是随着正面战场上形势变化而交互起伏的。南京陷落之后，敌军沿江西上，有向安庆进攻之势。国民党紧张地在武汉疏散人口，准备逃命。稍后，敌军停止西进转而由山东和安徽南北两面向徐州夹攻，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两个战场。国民党集中重兵困守徐州。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亡国论是主要邪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鲁南台儿庄一个战役中，国民党集中主力四十万，消灭了日军七千人，造成了被大吹大擂了一段时间的所谓“台儿庄大捷”。这时，“速胜论”的鼓吹就热闹起来了。亲蒋的《大公报》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来审判”。他们鼓吹“速胜论”的真正目的，是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坚持反动的片面抗战路线。就在这种吹嘘声中，国民党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他们拒绝和各党派一起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却通过了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抗战建国纲领》。同时，逐渐加强法西斯统治，以压制强烈地要求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人民。
台儿庄之战以后不久，由于国民党自始至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敌军在徐州以西的陇海路上突破防线，威胁徐州守军的后路。结果，国民党的吹嘘言犹在耳，几十万大军却在五月十九日从徐州狼狈撤退，使敌人达到了打通南北战场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准备进攻武汉。国民党以自己军事上的惨败戳穿了他自己吹起来的“速胜论”的肥皂泡。“速胜”既不可能，于是又倒向了亡国论。反动派中的亡国论的调子就又流传起来了。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质上也是崇信“速胜论”的。他宣称“南京军队表现他们能抵御日本机械化部队从海空各方面的攻击”，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则诬蔑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在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他一贯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示，坚持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醉心于合法运动，致力于拉拢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华中工作的中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应不惜武汉的城市工作部分地受到损失，而要派主要干部、动员大批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武装民众，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但是王明顽固地拒不执行，一直坚持他的城市中心论。王明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毫无做艰苦的发动人民战争、保障抗战胜利的战略思想，却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来取得“速胜”。
（原注：王明：《苏联社会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王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一九三八年）
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党的路线，毛主席自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发表讲演《论持久战》。这部伟大的著作全面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系统地阐明了党的革命路线，清楚地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道路。
毛主席用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对主要矛盾，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有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而且可因我的努力而使之扩大。我国的短处是暂时的，并且可因自身努力而克服，我国的长处是基本的，并且还会因不断努力而加强。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根据这些分析，毛主席英明地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种完全科学的结论，十分令人信服地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给了人民以坚定的胜利信心。
在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夺取最后胜利时，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坚持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扩大自己，转变敌我强弱对比，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并且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那就不仅可以制敌人于死命，而且还必然要打出一个新中国。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错误，也以无限信赖人民群众力量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了全党和广大人民。
但是，顽固地站在错误路线立场上的王明，不但不接受这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反而极力加以抵制。他拒绝在受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这篇光辉著作，连摘要地、分段地发表都不同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受他把持的地区中依然不能贯彻执行。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敌军开始北起陇海线、南至长江两岸向武汉大举进攻，北面的开封和南面的安庆先后相继失陷。这时，王明依然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准备和发动中原、华中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的指示，擅自在武汉宣布战略的中心是“保卫大武汉”，向蒋介石提出所谓政治军事保障计划，向陈诚保证把民众力量统一到武汉卫戍工作中去。但是，当敌军步步进迫，亟需动员人民支援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却指使陈诚下令解散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和青年救国团。这时，敌军南北五路，全线进攻。国民党在前方节节败退，在后方文恬武嬉，只知全力压制人民。九月中旬，敌军占领了田家镇，长江已无险可守。自南京失陷后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已经危在旦夕。事实清楚地暴露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重要时刻，一九三八年十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阶段时所面临着的各项重大问题，以保证全党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主席代表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党在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毛主席论述了必须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特别着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强调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中是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忘记了阶级斗争，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了党的独立性，那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些指示再一次强调了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规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为了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毛主席强调要学习我党十七年来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且严正指出：在反倾向斗争中要注意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毛主席还着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敢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图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并且特别指出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强研究，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以便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艰巨的任务。
这个报告虽然并没有直接点王明的名，却深刻地触痛了他的神经。他大要两面派手法，在十月二十日又作了一次又臭又长的发言，表面上同意中央政治报告，实际上继续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顽固地对抗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又进一步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谬论。十一月五日，毛主席着重地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那时，虽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甚至不容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经过我党一年多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不得不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但是，这不过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谘询性质的机关，共产党只能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毛主席指出，“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已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王明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彻底实行阶级投降主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战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六日，毛主席又针对王明轻视武装斗争、反对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妄图将我军“统一”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着重论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与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置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准备武装斗争和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武装斗争，民众的组织和斗争就不能真正发挥革命的作用。王明在武汉搞的那点合法组织，本来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国民党一禁止，就全垮了，就是深刻的教训。由此可见，紧紧地掌握无产阶级的兵权，是决定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表），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时，华南和华中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十一日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一带登陆的敌军，一路无阻地陷惠阳，下增城，国民党军不战而溃。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未经抵抗就把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让给了敌人。接着，被高唱入云要“誓死保卫”的“大武汉”，也在二十五日未经激烈战斗就陷于敌手。广州，武汉的先后陷落，更充分地证明了王明路线的谬误。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六中全会调整各地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置，撤消了原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另在重庆设立南方局，在华中敌后设立中原局，改原由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最后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又在组织上束了王明把持一部分地区领导权的状况，基本上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规定任何党员个人未经中央同意不得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文章。全会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六）
第三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及共高潮的斗争。
相持阶段的有条件的到来
武汉广州陷落后，日军已侵占了半个中国，控制了大部分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国民党则基本上被赶到了西南和西北的后方。日本侵略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已不能对它造成多大的威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骄狂地提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同时又宣布：“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有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这祥，它就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把战争初期采取的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成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企图借此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的招降声明一出，立刻就从国民党那里得到响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代表马上赶到上海，在十一月中旬和敌方代表秘密会商，接受了敌人的招降条件，实行所谓“日华共同防共”，中国承认满州国，允许日本驻兵和日本人在华居住和营业自由等等，并无耻地把这些说成是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潜离重庆，经由昆明到达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这时，敌人把事前商定的条件在二十二日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发表。然后，汪精卫在二十九日发表所谓“艳电”，公开响应近卫声明，宣称要按声明的条件和敌人进行“和平之谈判”。由此，汪精卫及其一伙党羽就公开实行了对日投降，并且劝说蒋介石也接受这些条件。
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然不是国民党亲日派所能出卖的。敌人对国民党改变策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但是战线越来越延长，兵力越来越分散。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却迅速发展起来。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国民党虽然不能阻挡住它的进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却是可怕的。于是，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用到解放区战场。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时，敌大本营在《关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的一般方针》等文件中，就一再强调“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确保主要交通线”。为此，一九三八年秋冬，敌军就对华北各主要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大扫荡”。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军又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从此，敌后战场逐渐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妥协投降，领导敌后军民，不顾艰苦困难的条件，英勇地展开反“扫荡”战争，不断打击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军民，决不允许国民党出卖祖国，妥协投敌，就迫使蒋介石不敢公然和汪精卫走上同一条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表面上说要继续抗战，但是却在会上说明“抗战到底”的“底”，是“复恢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为实现投降摆出了“价格”。他的党羽们也公然制造“日本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等投降舆论。蒋介石还派出密使与敌人在香港、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谈判，随时准备转而结束抗战，代之以投降。实际上是徜徉于阴阳之界，徘徊于和战之间，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唱双簧，装红白脸。
蒋介石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政策，是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态度分不开的。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成立“反共轴心”以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贯借口“中立”，实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活动。一九三八年七月，英、法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企图引德军东向进攻苏联。日本在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的同时，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英美帝国主义也想在远东演出慕尼黑丑刷，企图在维护自已的殖民利益的情况下，促成中日妥协，促使日军北向进攻苏联。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多次往返上海、香港、重庆之间，为日蒋牵线搭桥，企图策动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出卖中国抗战。
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却使远东慕尼黑阴谋不能得逞。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国在有关天津租界的问题上与日本订立《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完全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日本于五月间在中蒙边境诺蒙坎发动的进攻遭到惨败，不得不向苏联要求停战。因此，远东的反苏战争并没有发生。在欧洲，英、德、苏三国关于集体安全的谈判于四月开始进行。由于英、法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却又企图在东面开一个缺口让德军东进威胁苏联，所以，到八月中旬谈判终于破裂。八月二十三日，苏、德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九月一日，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企图“坐山观虎斗”的诡计失败，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爆发了。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使蒋介石对日本投降难以实现，这一次远东慕尼黑阴谋也终成泡影。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正面战场上敌军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停止，标志着战略阶段的某种转移。毛主席指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军力对比，并未由我之劣势转为敌我平衡，所以“相持”只能是基本上的和有条件的。只要敌军一旦发起进攻，蒋介石军队就会继续退却。一九三九年二月，敌军登陆海南岛，国民党军的防线几天内就全部瓦解。三月，敌军又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江西南昌。六月，广东的潮州，汕头等地也陷于敌手，此后，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损兵失地的事依然是不时发生的。
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
蒋介石是随时准备结束抗战，代以投降的。因此，他的政策不仅不是加强团结，改革政治，准备反攻的力量，而是加紧反共活动，强化法西斯统治，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国民党政府明显地实行了它在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后，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国民党在各地竭力控制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行动，破坏一切群众组织，加强特务统治，限制和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到处进行磨擦破坏活动。又编造雪片一般的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实行封建割据，向外扩张”，乃至“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实行分裂。从此，全国各地到处弥漫着反共的黑潮。蒋介石还派出一部分军队，进入敌后，打着发展游击战争的招牌，实际上和敌伪勾结，专门反共。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到处出现磨擦事件。
对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进行封锁和破坏。他们阻止革命青年去延安，并由特务机关在西安、兰州设立法西斯主义集中营，加以速捕和囚禁。同时，在边区内部，开展所谓“点线工作”，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在陇东地区制造土桥、庆阳事件，破坏边区政权。在绥德专区，利用他们还保存着的专区及县的行政机构，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五月，在边区周围大规模地修筑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断绝边区与外界的交通，准备发动军事进攻。
在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抗日游击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就破坏统一战线，到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冀中的张荫梧，山东的秦启荣这些反共专家，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春，根据地刚开辟时就开始搞“磨擦”活动。以后，国民党又委派所谓省、专区等政府官员进入敌后，妄图向共产党“收复失地”。他们还宣称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政委会等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反共专家秦启荣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干部战士四百多人，制造了博山惨案。六月，河北的磨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八路军在深县的后方机关，惨杀我指战员四百多人。在华北各根据地到处发生了这类惨案。张荫梧与敌军和华北伪治安军勾结，共同进攻八路军，无耻地自称“曲线救国”。这种政策立即为蒋介石所推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陆续投降敌人，改编成伪军，在“曲线救国”的名义下公开反共。从此，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经常处在日军，伪军和反共顽固派三方面夹击之中，使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了。
在华中地区，国民党除在皖南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在江南敌后极力破坏我军的东进抗日之外，一九三九年起，又到处破坏新四军的后方机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制造震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所有这些反共活动与围绕和战问题闹得甚嚣尘上的投降倾向，成了当时政治形势中极为严重的危险。为了反击这种逆流，毛主席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的重要文章，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同志写信给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了严重抗议。七月七日，党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一日，延安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发表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强烈地提出“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并针对蒋介石妄图利用“统一”的名义消灭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鲜明地提出了要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的主张。大会打电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议平江惨案，要求取消那秘密流行、并成为各地磨擦事件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毛主席又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著作中，教导全党要提高警惕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毛主席指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强调必须坚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重申了我们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努力去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力争时局的好转。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自卫原则，以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党面临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一九三九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反投降斗争形势和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对付可能的突发事变，引导革命的航船绕过险滩和暗礁，驶向胜利的前途。这样，革命的实际运动迫切要求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个重要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党的面前来了。
准备自己，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威信迅速增长，大批革命新生力量要求参加党的队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专门作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定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和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年多以来，党的组织工作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展开，而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由大批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新组织，还不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有提高水平的问题，老组织也需要进一步巩固。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党内也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九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在一个时期中，一般地停止党的发展，而把整理、紧缩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特别指出，要把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纠正各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观点，当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
毛主席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建设我们党的问题。十月，党中央出版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毛主席亲自写了长篇的发刊词，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指出，要解决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这是与党的十八年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影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我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党的建设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被迫分裂统一战线。并且总结了这种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十八年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他们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不懂得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被迫分裂统一战线时，又不懂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重新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都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调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学习这个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揭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我们党经过了参加北伐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斗争，才逐步学会了和坚特了武装斗争的。不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把各种斗争组织到以武装斗争战胜敌人的总目标中来，就不能真正理解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也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毛主席教导全党：“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正确处理革命武装斗争，是党的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这两个特点，都为我国革命所有，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正确地理解这两个问题，决不能靠抄袭任何现成的公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现结合起来。毛主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党的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经过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经过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党对于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能胜利地领导和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一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种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给了我们党以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雄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以这三大法宝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
《〈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光辉著作，是毛主席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它鲜明地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是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完全对立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一九三九年七月间，XXX在延安马列学院抛出了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闭口不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却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大谈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修养”，要人们关起门来“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离开当时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修养”经，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腐蚀党。这样的建党路线，只能使我们党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党员“修养”成资产阶级伪君子、两面派，以适应蒋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实际上是对XXX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深刻批判。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
在准备自己、也准备群众、准备舆论的斗争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深入更完全地结合起来，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伟大的理论著作。
国民党顽固派从加紧反共投降活动以来，便更进一步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一九三九年又发起了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高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它的目的都是妄图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反共声浪一时甚器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民族资产阶级也摇摆不定。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同时，全国的民主宪政运动也在开始展开。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须要加以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也须加以批判。这也使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更直接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弄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才能正确地指明中国的出路，把全体革命人民组织起来，去打倒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错误的政治路线总是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抗战以来，王明从“左”跳到右，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在理论上宣传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他鼓吹要发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党的六中全会之后，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这一类荒谬的理论宜传并没有终止。XXX、陈XX还公然抛出《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新人生观的创造》、《三民主义概论》等修正主义大毒草，继续毒害党和人民。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介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问题，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已变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
为了解决这个伟大任务，毛主席在这个时期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亲自主持编写了干部的政治理论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论断，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科学论述。这部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问题，更加完整地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指出：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革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已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钱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这个光辉论断，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正警告。如果它们顽固地坚持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结果。这也是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深刻批判。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便必然会滑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以及这两步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这时，蒋介石雇佣了几名托洛茨基匪徒，大肆鼓吹“一次革命论”，胡说什么一切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之内了，共产主义应该“收起”云云。针对这种叫器，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区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三民主义，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宣扬“一次革命论”的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任何革命，为投降日寇制造舆论。同时，毛主席又总结了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经验，完整地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并且明确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毛主席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政权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前进的航向。这些著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关于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关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毛主席在从事伟大的理论斗争的同时，还领导全党为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O年春，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日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北省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人五六百人。十一月十一白，国民党军和特务一千八百多人围攻河南省确山县的新四军留守处，残杀伤员和军人家属二百多人，造成了确山惨案。就在这时，国民党举行五届六中全会，秘密决定从以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进而实行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这样，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到公开实行军事进攻的程度，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开始了。
这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原来在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山西成立了群众抗日团体牺性救国同盟会（牺盟），组织了抗日武装决死队（新军）。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秋和日军直接勾结起来，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共事变。十二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假说发动冬季攻势，要接受我党领导的新军配合出击，同时制造谣言，诬蔑新军“叛变”。并且调动事先集中的六个军的兵力，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军，乘势进攻解放区。这次反共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陕甘宁边区的直接进攻。蒋介石在十二月底，指令胡宗南部向边区大举入侵。胡部出动陆空军配合进攻，强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个县城。并且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在绥德专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肆意进行破坏活动，接应胡宗南部的进攻。这两次东西相应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把延续了一年的反共磨擦活动推到了高潮。
对于反共顽固派的这种猖狂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了坚决斗争。新军在八路军支援下，给了阎军以重大打击之后，分头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也从此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十二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行，从政治上进行了反击。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由华北前线回援陕北，协同留守兵团，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驱逐了盘踞在绥德地区五个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河防，消除了内敌，并且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
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全党掌握正确的策略。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全面地分析了政治局势，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抗战方向，在对立的斗争中，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对一切投降反共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的全国化，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还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有利条件，可以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易完全妥协投降，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因此，党的总方针，应该是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除了坚决反击顽固派的军事、政治进攻之外，还必须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贯彻党的这个总方针，向反共顽固派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精卫和日寇签订了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四O年二月一日，延安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讨汪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为题发表讲演，并为大会起草《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这些文件，声讨了汪精卫的反共卖国罪行，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大张挞伐。同时向全国发出号召，要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二月二十日，延安举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主席又亲自出席，并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为题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口谈宪政、实际上坚持法西斯专政的欺骗宣传，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是经过同反动派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主席的指示，给全国的宪政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党的这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原注：《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汪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四、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还在继续进行。一九四O年二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完全投降了日伪，勾结敌军向八路军进攻。接着，蒋介石又在三月指令朱怀冰等部和日伪军配合，在晋东南地区分三路进攻太行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我一二九师在多次劝导，顽军仍执迷不悟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和击溃石友三部，彻底击败了这次进攻。
顽固派在军事上受了挫折，在政治上又陷于孤立，终于不得不收缩它反共的魔手。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七）
第四节 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论政策》等著作的发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解放区战场的反“扫荡”战争。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加强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继续同敌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四○年七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十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万人。我军抗击着侵华日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伪军的全部，总数共达七十万。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经成了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已经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北，八路军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四个大的战略区。
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我边区军民粉碎了五万敌军的二十五路“围攻”，毙敌七千人，伤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春季大“扫荡”被粉碎后，十月间，又在北岳、冀中两个战场上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敌人对北岳区分兵十二路进行围攻。我军除分路阻击外，并深入敌后作战。十一月三日，日军第二混成旅团头目阿部规秀中将，从涞源派出一个联队约七百余人，向我军进攻，被我围歼于三岔口山沟里。阿部接到求掇急电后，倾巢而出，向我军反扑。结果，陷入了我军布置的包围圈内。阿部规秀犹如一条受了伤的疯狗，率领残部一千六百多人疯狂向北突围。在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又被我阻击部队截住。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名将”，东冲西突，
到处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阿部及其以下五百余名官兵均被我军击毙。日寇哀叹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到十二月中旬，我军共打死打伤日寇四千多人，俘虏日伪军二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扫荡”。这时，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德石路以北，张家口、沽源、承德以南，山海关以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之各一部，划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五个区。
晋冀鲁豫边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粉碎了三万敌军对冀南的进攻。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九月，在反击敌人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中，又歼敌近万人。这样。发轫于太行山上的抗日游击战争，便扩大为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德石路的一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划分为太岳、太行、冀南、鲁西、冀鲁豫五个区，包括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黄河以北部分以及山东的西部。
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我军粉碎了敌人春季大“扫荡”后，于一九四O年二月在晋西北召开了第一次晋绥边区行政会议，建立了晋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又粉碎了敌人的夏季大“扫荡”和冬季大“扫荡”，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山东区：一九三九年三月，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西南部。我军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战斗，首先攻克了敌伪重要据点郓城西北的樊坝。四月下旬，敌人动员了泰安、兖州、济南、东阿等十七个城市的守备兵力六千多人，坦克一百辆，在其山东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分兵七路，向我军驻地泰安、肥城一带山区的陆房包围靠拢，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五月十一日，我军连续打退了敌军多次冲锋，毙伤敌军一千三百多人后，乘夜四面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次日，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窜进陆房，不见我军影子，惶惑地叫道：“八路军天上飞去了！”最后，只得拖着一批尸体，狼狈而归。八月，我军再次在古梁山泊附近歼敌一个大队。一九四○年一月，又击退敌三万余人的进攻。山东地方游击队也于一九三九年统一了编制，有力地配合着主力部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省的大部地区以及河北和江苏两省的各二部地区。
在华北我军反对日寇的斗争胜利发展中，却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顽固坚持王明路线的XXX，背着中央，从一九四○年八月起，擅自调动八路军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次战役，错误地把正在发展中的游击部队过早编成正规军打大仗，进攻敌占交通要道，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华北我军的实力，违反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适应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这一严重错误，造成了华北我军尔后作战的许多困难。同时，在“扫荡”和反“扫荡”的尖锐斗争中，敌军也极力加强它对铁路沿线的控制，侵占了一部分县城、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敌军还按照所谓“囚笼政策”的需要，加强修筑公路线和一小部分铁路线，到处筑碉堡，安据点，大挖封锁沟，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和包围。华北敌后斗争的困难正在逐渐增加起来。
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大的意义。从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要建立敌后民主政权。但是，由于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革命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上右倾路线的影响，边区以下的地方政权的情况却是复杂的。绥德等区的行政权力把持在顽固派手中，还有不少县份是国共两方各自派有县长的。在河北省，冀中、冀南都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竟从遥远的后方任命了一个所谓“省政府主席”，要在敌后复辟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而忠实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XXX，竞然大张旗鼓地予以欢迎。在山东，从一九三七年冬起，我党就发动游击战，逐步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独立地建立人民政权，顽固派却打着“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招牌，指挥秦启荣之流反共专家，到处进行反共屠杀。历史经验证明，不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错误，正好适应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需要。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路线的干扰，指导解放区政权建设，毛主席在一九四○年三月为中央写了党内指示《抗日据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这个文件，对我党要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三三制原则和施政方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指示，结束了王明路线的不要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纠正了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加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和冀南、鲁西、冀鲁豫几个根据地，在一九四O年八月建立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形成包括五个地区的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一年正式选举成立边区政府。在山东，一九四○年底建立了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原来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加强了政权建设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改选。十一月，举行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演说，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进一步树立了典型。各个战略区的形成，各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加强，对于华北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战的发展
当敌军以主要力量对华北我军进行扫荡战时，新四军正在长江两岸积极实行战略展开。东进江南的第一、二支队在基本上建立了茅山根据地之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一面东进武进以南的滆湖地区，一面北上经营扬中、苏北。五月，主力一部组成东进纵队，越过沪宁路，开辟江阴、无锡、常熟间的三角地区和阳澄湖地区，挺进上海、苏州近郊，六月夜袭了虹桥机场。十一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长江北岸我军，五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任指挥。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的津浦路东和路西建立了根据地。由河南东进的游击队，开辟豫皖边区，以后又编成第六支队，进入淮北开胖根据地。另一支游击队在鄂豫开辟工作，以后组成鄂豫挺进纵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鉴于华中我军已经实现初步的战略展开，决定进一步大力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一月，江南新四军组织挺进纵队，向苏北扬州、泰州地区进军。同时，八路军二万多人，由山东和冀鲁豫地区陆续南下，增授淮水和皖东北的新四军。这样就造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协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形势。
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在皖南领导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项英依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持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军队。一九四○年五月四日，毛主席专门为中央写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批评了项英的错误。毛主席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必须坚决实行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偏，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并且告诫项英，对于反共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必须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个指示下达后，在苏南，陈毅同志立即贯彻执行了。但是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使皖南新四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在西北和华北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被击败后，就把华中变成了新的反共磨擦活动的重点。盘踞在苏北的韩德勤部拒绝团结抗日，从一九四○年三、四月起，不断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李品仙部一起，向我皖东和皖东北根据地进攻。大别山的桂系顽军还围攻我在鄂中、鄂东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国民党并提出要在安微、江苏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军撤往皖南，企图额占江北，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这些地方的我军，在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张云逸同志和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都坚决实行了自卫的原则，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并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要四、五支队南下的“命令”。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日军造成了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的有利条件。就在国民党驻鄂、豫、皖三省的军队大部用于磨擦战争时，从一九四○年五月起，华中敌军发动了鄂豫战役。国民党军队稍作抵抗便一败涂地，六月前半个月中，连失襄阳、荆门、沙市、宜昌，敌军前锋直进到三峡门口，国民党军退缩到恩施一角。武汉失陷后还剩下来的大半个湖北省，这时又精华全失。千百万人民，被勇于反共、怯于应敌的国民党顾固派委弃于敌军的屠刀之下。
针对这种形势，为了督促国民党对敌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正确解决抗战进程中的两党关系问题的建议。宜言声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县境内，与一切抗日军队协同作战。但要求国民党约束其部下，不采取足于引起冲突的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但是，蒋介石不仅对这种合理建议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在七月中旬向我党提交所谓“中央提示案”，要八路军、新四军“扫数”集中到河北和察南、晋北的一个狭小地区去，而且要“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结束”。这个狂妄的方案，不仅要人民把大片已经收复了的土地交给敌人，要人民军队停止抗战，而且妄想把人民军队赶到一个狭小的地带，假敌军之手一举而消灭之。这是蒋介石的十分阴险毒辣的狼子野心的暴露。
但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不会上蒋介石的当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继续在敌伪顽军的夹击下，有力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一九四○年七月，陈毅同志领导的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会合，建立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如皋等五县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在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之后，也在南下的八路军支援下东进开辟淮海地区。但是一贯不打日本，专一反共的顽固派韩德勤部却集中苏北的顽军，大举向南线我军进逼，扬言要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北。我军苏北指挥部根据协同对敌作战的愿望，按照韩德勤的要求退出姜堰，并一再退让到黄桥，并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他们停止进攻，协商合作抗日。但韩德勤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认我军团结抗日的行动为可欺，继续向我军进犯。十月初我军奋起自卫反击，进行了黄桥反顽战役，歼灭了进犯的顽固军主力。蒋介石和韩德勤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妄想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却以他们自己的失败促成了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稳固。从此，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华南，从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红军游击队员、省港工人、学生为主要成份，组成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他们不断打击敌伪军，先后在淡水、东莞、惠阳、宝安等地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开展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一年，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海南岛上，一九三八年冬，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日寇入侵之后，游击队奋起抵抗，并在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到一九四一年，发展到数千人，成立琼崖纵队，在儋县、临高、琼山、澄迈一带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坚持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猛发展，是和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仅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联合，而且还和一部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从这个统一战线形成之日起，毛主席就强调指出，在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中，右倾机会主义、即阶级投降主义将是主要危险倾向，并且领导全党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党着重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时，“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被掩盖着，到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十分尖锐时，这种过左的错误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且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
这种过左的倾向，表现为忽视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就会全面破裂，全国性内战即将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不适用了。从这种错误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出发，便不能不在政策和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在目前条件下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完全投降日寇、彻底与我党分裂。不善于区分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并忽视对后者实行团结和争取的方针。不注意争取知识分子。过分打击愿意抗战的地主以及资本家、商人等。在政权工作中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作用。甚至反映到军事行动上，不坚决执行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认为国共合作即将破裂而主张向国民党军队驻防地区发展。这些倾向还没有发展成一条错误路线，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以后的一个时间中，却成了妨碍正确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领导我党正确地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继续反对右的倾向的同时，针对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党注意纠正开始变成主要危险的“左”的倾向。一九四○年三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重要报告，全面地论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写了党内指示《论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策略方针，并且详尽地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这些著作完整地表明了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首先，毛主席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划分为进步、中间、顽固这三种政治势力的特点，完整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论政策》)的策略路线。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一切斗争的立足点，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是党的一项极重要的政策。“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置的态度。”(《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战。这三者是党的完整的策略原则的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要正确贯彻这种斗争策略，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主席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以为斗争会使统一战线破裂，而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求团结，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对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政策作坚决斗争，才能阻止投降和内战的全国化，借以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以为斗争的手段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统一战线可有可无，这种“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
为了实现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这个总任务，我党不仅要尽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顽固派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顽固派还没有公开的全面的破裂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应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其时间越长越好，这对于坚持团结抗战是有利的。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各种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制定了统一战线中反对顽固势力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必须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要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应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并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双方实行休战，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总之，“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为了实现这个基本原则，克服“左”的右的倾向，毛主席还规定了党对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总结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结晶。毛主席教导全党，必须记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样两种极端政策的教训，实行综合联合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一套完整的斗争策略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它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四O年十月开始的。这年四月，希特勒德国占领北欧，五月向西线发动进攻，英法联军不堪一击，在一片混乱中逃往英国，德军进入巴黎，法国宣布投降。九月，德、意、日签定同盟条约，正式形成法西斯三国轴心。同时，日军霸占了越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蒋介石以为日美斗争从此激化，日本将无力侵华，另一方面，日本也以退出龙州、南宁为饵向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决心利用时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他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皓电”，大肆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强令黄河以南的人民抗日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要五十万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十万人。同时密令大江两岸的国民党军几十万人，准备向我军大举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大大增加。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这样开始了。
在对付这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党在一开始即采取了既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又照顾团结抗日大局的立场。十一月九日，我党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等名义，发出“佳电”，恰当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我军限期北移的荒谬命令。但是，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同时，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公开的抨击，要求解决国共两党间的若干重要悬案。电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这些人“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这就向人民指出了时局的严重危险，使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这种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态度，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使顽固派蒋介石陷于被动，而我党在政治上则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同时，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全军紧急动员，为应付突然事变，进行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但是，奉行王明路线的项英等人，起初不顾背靠顽固派的危险，企图株守皖南，不愿北移。以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下，几经拖延才决定北移，却又违反中央指示，不按中央指出的路线前进，而去和顾祝同商量我军北上路线。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共九千多人开始北移。这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共八万余人对我军进行伏击。五日，我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同国民党军遭遇。由于项英指挥混乱，举措不定，以致逐渐被顽军合围。面对着敌人的重兵围攻，我军广大指战员奋战七昼夜，终于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十四日阵地全部被占。军长叶挺同志最后领导部队奋勇突围时，被窃据东南局付书记职务的饶漱石迫使去和顽敌“谈判”，以致被扣。项英在危急时出逃未成，最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全军除千余人英勇突围外，其余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性。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咬一口，于一月十七日发出反革命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二十余万军队向新四军江北部队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至此达到了罪恶的顶点。
（宣平说：我想，后面的延安整风可能与之有关。）
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迅速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二十九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重建，并将华中我军改编为七个师。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与此同时，我党在政治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政治阴谋。并严正警告顽固派，要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挑牌”。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等人、停止华中西北的反共活动、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行动纲领。我党呼吁全国人民警惕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并且严正宣告，无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和全国人民都有责任和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反动派横行到底。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解放区广大军民坚决声援新四军的斗争，痛斥顽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并为打败顽军的新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反共内战。许多海外华侨团体为此发出了通电。本来劝我让步的中间人士，这时也转而对我党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他的英美主子也不愿他完全投降日寇。在内外责难，狠狈不堪的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诱骗我党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办法来掩饰他的罪行。我党坚决回击了这个阴谋，拒绝出席参政会。三月二日，我党提出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十二条，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我们党的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阴谋，获得了广大人民包括中间派的广泛同情。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说什么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这实际上已是退兵时的一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面目被彻底揭露，我党的正确方针则得到了国内外一切赞成抗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我党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也支持和争取了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的统治区大规模逮捕进步分子，镇压进步文化活动，实行白色恐怖。中间势力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开始组织民主党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民主运动。这次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英明伟大。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中，再一次强调了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教导全党，要认真执行《论政策》中的原则指示，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有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些总结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斗争策略。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八）
第五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整风运动的准备
我们党创立以后，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不断斗争，直到伟大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彻底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从那时以来，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地胜利前进。党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正确的完整的路线，党不仅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而且还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硕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党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
（宣平说：至理名言。）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机会主义路线仍然不断地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只有坚决同这些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并且彻底战胜它，正确路线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路线，这时虽然已得到纠正，但也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地加以清算，特别是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就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表之后，王明还把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上三版序言，重新出版，为错误路线辩护。《论政策》一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也受到党内一些人的非难。同时，党的老干部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迫切需要提高马克思宁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抗战以来，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新党员有很可爱的革命极积性，但又带着不同程度的旧阶级和旧思想的烙印，迫切需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是路线的基础。要彻底纠正一条错误路线，不但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而且还要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整顿。要贯彻执行正确路线，也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为基础。为了使全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解决，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错误路线，彻底摧毁错误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这是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是正确路线彻底战胜错误路线的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已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善于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的任务，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个指示并没有正确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整风运动，不对党员进行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端正起来，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毛主席、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准备。一九四○年底，从各地抽调了一些负责干部和“七大”代表来延安学习。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新出版了《农村调查》。毛主席在序言中严肃地批判了那种“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错误态度，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强调必须“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作了重要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是这个主流，保证了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但是，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和这种主流背道而驰的、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个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实行和提倡的是理论和实际分离。“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主席号召全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此，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以及根本改造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任务。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之一。它为开展整风运动提出了战斗的纲领，作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理论准备。全党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报告精神的指引下全面地展开了。
这时，抗日战争正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我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一九四○年中，侵华日军以几乎一半的兵力使用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一九四一年，更增加到以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进攻解放区。三月，日寇和汉奸在华北提出所谓“治安强化”的口号，妄图巩固他们对占领区（敌人称为“治安区”）的统治，加紧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所谓“准治安区”）的“蚕食”，和对我解放区（所谓“非治安区”）的“扫荡”。在“扫荡”中，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八月，敌伪军十万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军五万人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对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等根据地的“扫荡”也大大加强了。对华中解放区，敌伪除了进行“扫荡”、“蚕食”以外，从一九四一年年中开始，还进行了反革命的“清乡”活动。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在日伪加紧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猖狂地实行“曲线救国”。大批国民党官吏和将领投敌反共，整师整军的顽固派军队换上了汪伪军的旗号全力进行反共战争。同时，蒋介石又增派军队包围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本来就微薄不堪和拖延欠发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从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开始便被全部扣发。加以华北广大地区连续发生的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在内外敌人的进攻和封锁之下，抗日队伍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有的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这种严重的困难局面，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中一直延续着。抗日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到了五千万以下，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由四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减少到十一万，干部损失很多。
世界法西斯势力也猖獗一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西欧之后，一九四○年开始侵入东南欧。一九四一年春，席卷巴尔干。这时，美英又一次玩弄远东幕尼黑的阴谋，企图实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的局面。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十二月八日，日本袭击了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英美宣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菲律宾、关岛、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地区。一九四一年七月和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先后同英国、美国签订了共同对德作战协定，最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成线。
在抗战形势极端艰苦，斗争任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毛主席把领导整风运动作为带动全党一切斗争任务的中心环节，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中国革命的航船经过曲折的航道驶向胜利。
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党中央继续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性锻炼的问题。鉴于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据很大比重，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在决定中要求全党同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锻炼，使我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八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意义，并对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重要的部署。九月，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观主义，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一次整风会议。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中央及各解放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并领导各高级学习组。十二月十七日，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后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纠正了干部教育工作中违反正确路线的错误。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从此，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清算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王明路线，这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以便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
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这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在当时，教条主义则是主要危险倾向。王明一伙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那不过是吓唬、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实际上他们从来也不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相反地，却把某些书本上个别结论，当作天上掉下来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这样，他们的路线和政策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反映这种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轻视马列主义的指导，结果往往被教条主义所俘虏，并成为他们的助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都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只有克服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了战胜主观主义，毛主席向全党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任务。“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数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又严正地批判了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得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领向产生排外性，妨得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为全党进一步规定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的正确关系。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为整风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强调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患后，治病数人”的方针。毛主席在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准则，既区别于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了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这个方针，要求在进行党内斗争时，实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在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接着，二月八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洋教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个形式主义，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文风也是党风的一个方面，它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党历史上，围绕着文风问题进行的原则斗争，是和两条路线斗争分不开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就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么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要原形毕露了。只有彻底破除党八股，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党的事业也才能向前推进。
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论述了清除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的问题。分析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两个报告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同年，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六月间，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全党展开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抗战以来，王明周扬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区各地，通过报纸、刊物、文艺作品、书籍，以及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阵地，狂热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胡说什么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就会妨害创作情绪，写不出作品来。他们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主张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文艺的理论基础，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他们提倡所谓“暴露文学”，宣称“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他们在“写熟悉生活”的口号下，反对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专门去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条文艺路线，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为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混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等，在周扬的纵容下，积极配合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向党发起了进攻。丁玲、陈企霞把持的《解放日报》副刊，成了反党的前沿阵地，发表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周扬本人也赤膊上阵，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坚持推行王明路线，公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这批毒草一出笼，就博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彩叫好，被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大量印行，有的还被改编为剧本上演。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思想文化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会议，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五月二日，讲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讲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周扬之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千百万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一小撮剥削者服务？这是马列主义文艺路线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它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大工具。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中的纲领和路线。因此，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讲话》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调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设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虚伪性的尖锐批判。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各种错误言行，坚决斗争到底，努力做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为了更好地发展革命的文学艺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必须掌握文艺批评这个有力的武器。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淮，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杜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最后，毛主席号召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而且尖锐地提出了究竟按照什么阶级的面貌建设党、改造党的问题。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些人就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道：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党的队伍，“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只有积极展开这种斗争，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延安和各解放区文艺界，立即掀起了学习《讲话》、实践《讲话》的热潮。以王明、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大批革命文艺战士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革命文艺开始把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作为创作主题，小说、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歌曲、木刻、漫画等，都开始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由一个贫农创作出来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许多村庄都成立了村剧团或宣传队。采用陕北秧歌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创造出的秧歌剧和大秧歌，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在秧歌剧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歌剧《白毛女》这样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戏剧。对旧戏刷的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也开始进行。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旧剧开了新生面，成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
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动整风运动的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在各根据地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强党、军队和革命政权的建设，夺取抗日斗争的更大胜利。
一九四一年以来，日寇在对根据地频繁的“扫荡”中，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损失，加之长期战争的消耗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遂使根据地的物质困难十分严重。同时，在敌人实施分割、封锁的蚕食政策下，根据地被缩小，敌之合击与“扫荡”也随之更加频繁，我们在抗战以来迅猛发展中所形成的庞大的组织机构，已逐渐不能适应敌后战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兵精政简以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战争机构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党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精兵，就是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短小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要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在《关于太平祥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进一步强调了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并且指出：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
各根据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把精兵简政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当年冬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四。十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大力实行精兵政策，同时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甚至实行主力部队完全地方化。指示规定，在各根据地建立军区和军分区的独立建制和指挥机关，以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的领导。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主力军暂时缩小了，却大大加强了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工作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健全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推动了人民战争的发展，也为主力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大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基础。
解放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向前发展。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民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费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深入基层，不但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也密切了军民关系，改进了思想作风。经过精兵简政的战争机构，适应了当时敌后斗争的环境，不仅在粉碎敌人合围“扫荡”中行动轻捷，应付裕如，而且由于组织精干，战斗力强，为执行全面对敌斗争方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事实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敢的政策，是一个极其置要的政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它对于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发展人民力量，都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使解放区军民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对于在抗战期间，我们将遇到极端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毛主席早有预见，多次指示对此必须有精神准备，一切要从长期打算，并指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依靠群众，依靠自己，'以“自力更生”的方针，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党必须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战胜财政经济困难。各根据地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极积行动起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一年三月，原来守备在绥德分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向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用树枝搭草棚，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揭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光辉的一页。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也广泛开展起来。几万机关千部、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自给经济。边区政府办了不少自给工业，机关团体纷纷组织机关生产。组织群众生产的工作也逐步开始。一九四二年，南泥湾的部队生产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边区开垦的荒地即达二百万亩。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形成起来了。
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总结了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规定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决定财或的是经济，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解放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这一方针，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推动生产的发展，建设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惠，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自洛川会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后，各解放区都先后公布了有关的法令，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减租减息，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各地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右的或“左”的偏向。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党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具体的全面的规定。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二)减租成息之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对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租息也须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减租减息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才能胜利地进行这一场斗争，因此，必须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加强农民团体，依靠群众自己起来开展斗争。各解放区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通过这个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使解放区革命政权从根本上获得了巩固。
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在各根据地中正式确立党的统一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根据地日益缩小和被分割的严重形势，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每个根据地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区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中的党员或团员，必须服从上级和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其决定。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从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由于整风、生产、精兵简政等工作的伟大成就，各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使解放区军民充分地动员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为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造成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九）
第六节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由于整风运动的初步胜利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统一领导等重要政策的逐步落实，一九四二年底以后，解放区就开始从严重的困难中逐渐走向恢复。这一年十月，毛主席指示晋绥地区积极发展游击战争，结束根据地因敌军侵蚀而逐渐缩小的趋势，并且提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斗口号。这个伟大口号，立即变成了各抗日根据地共同的行动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军广泛发动民兵围困敌军据点，大力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势力，摧毁伪政权。同时机动地使用主力军，并和地方武装、民众相结合，粉碎敌军的“扫荡”，相机拨除敌军据点。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侵入我根据地时建立的据点，一个个被挤掉。从一九四二年冬天起，华北解放区战场就开始结束了敌军的入侵，而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华中解放区，严重困难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比华北迟一些，但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军大规模“扫荡”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有了飞跃的发展。根据地的人民，男女老幼齐动员，普遍参加自卫队和民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到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创造了许多“挤”走敌人的斗争方法。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民兵英雄大摆地雷阵，严重地打击了“扫荡”的敌军，推动了地雷战的发展。在冀中平原上，地道战在反击敌人的反复“清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各种游击战争形式，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群众武装的广泛配合，主力军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到一九四三年底，八路军重新发展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发展到十二万五千余人，根据地的人口又上升到八千余万人。解放区战场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看，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就十分复杂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中、苏、英、美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加强。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在对抗日本的同时，加强了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关系。蒋介石被任命为联合作战的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空军正式进入中国作战。二月七日，美国决定给予蒋介石政府五亿美元贷款。三月，美国派遣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租借物资继续涌入中国，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大量地训练军事人员。美蒋还合办镇压革命人民的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以美帝为后台老板的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另一方面，依靠美援加强它的军事政治力量，发展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极力巩固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区中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腐朽和反动在继续加深。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仍以又打又拉的手段，引诱蒋介石投降。一九四一年四月，敌侵占了浙东宁绍地区。不但对蒋介石的故园财产不加破坏，反而加意保护，敌酋烟俊六还派遣代表到奉化祭祀蒋的祖坟。一九四二年五月，敌军发动浙赣战役，经金华、兰溪，占领了供美国空军使用的衡州机场。接着又从南昌出动东西夹击，打通了浙赣铁路。但不久又部分地退出了。一个又打又拉，一个若即若离，蒋介石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着。
在欧洲，一九四二年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红军在伏尔加河上英勇地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经过艰苦的斯大林格勒城市保卫战，在十月间突破德军包围，十一月十九日展开全线反攻。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全歼德军三十三万人。这个战役是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本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便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能力了。但是，尽管如此，英、美依然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只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北非实行了一次对于欧洲战场并没有多大影响的登陆作战。因此，一九四三年春德军还能在苏德战场发动了一次局部的反扑。这个事实说明，在欧洲反法西斯阵线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提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完全从积极的革命的意义上同意了这个提议。五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告，完全同意这个提议，“自即日起，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和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援，并且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已变得十分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各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存在更加有利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很久以来，党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行动。抗战以来，在敌后经过空前艰苦的斗争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不假外力、独立创造出来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增强，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国法西斯。他们将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蒋介石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不费力气，乘机捞取胜利果实。怕的是法西斯国家垮台，人民力量增强，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更加孤立了。为了消灭人民力量，维护反动统治，国民党在一九四三年春起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由汉奸代写的臭名昭著的反动小册子《中国之命运》，拼命宣扬法西斯主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全书的主题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同时，极力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孔孟之道的中庸哲学，作为他的反动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套系统的法西斯主义理论。黑书一出，国民党政府立刻通令全国机关团体、学校、军队一体诵读。既用以加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又为新的反共高潮作奥论准备。接着，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全面发动反共高潮。六月九日，国民党特务、托派张涤非在西安召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电文，叫嚷什么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这个消息。接着便百犬吠声，到处发出了这种反共叫器。同时，蒋介石加紧反共军事部署，妄图在陕甘宁边区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胡宗南指挥的三个集团军，早就已经有两个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到六、七月间，又把担任黄河防线的一个集团军中的两个军调回，参加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反动军队，已达到六十万人之多。反共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新的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点。
（原注：执笔人陶希圣，随汉奸汪精卫投降敌人，一年之后，又在一九四○年初杨队回到重庆，并即成)蒋介石的和思想代言人。）
与此同时，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原来早已降敌，五月，又由敌方派回重庆进行诱降活动。蒋介石亲自加以接见，并与之密谈。事实证明，反共与投降始终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中国之命运》出笼后，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七月七日，延安三万人举行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反共军事部署，惩办特务，讨伐国民党投降将领，审判日本诱降密使吴开先。解放区到处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的抗议运动，军民一致动员起来，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热潮。同时，我军为实行自卫反击，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月十二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对反共投降的阴谋作了尖锐的揭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并且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准备进攻边区和中央社发表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两件事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日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用共产党抗击着大部分敌军和全部伪军的事实，驳斥了蒋介石的诬蔑。同时揭发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和“副总裁”以下的中央委员二十多人降敌的罪行。这个鲜明的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伟大真理。
我党的这些政治斗争，帮助广大人民认识了蒋介石的本质，也得到了中间派的同情，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也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国际形势也对他不利。我党的全国抗议运动展开后，世界进步舆论也一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这时，法西斯意大利于九月无条件投降，苏联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投降日本必无出路。这些因素，使蒋介石不熊不暂时罢手。九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参政会的三届二次会议。一面通过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决议，一面又唱起“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调头：实际上，是被迫暂时放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野心。这一次新的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十月五日，毛主席在为《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中，对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今后的政治动向作了精辟的分析。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命运。但是蒋介石丝毫不想走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道路，“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告诚一切爱国的和革命的人们，必须对局势的发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运动本身的发展，到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逐步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继续认真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整风的基础上审查干部，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指示中说：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而又在性质上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前者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顽和战胜物质困难斗争的同时，把整风运动推向深入。
时事政策学习，是深入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党组织是处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加上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流毒也还没有肃清，以致不少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完整的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领导、对工人农民为主体、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有的同志甚至看不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本质。政治思想上的这些倾向，妨害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为在党内进行阶级教育，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各地在深入整风的过程中，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结合反顽斗争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
时事政策学习的中心内容，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前途的问题，是从政治上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清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思想影响，进一步清除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广大干部和党员批判了《中国之命运》，学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道路》以及《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账》等文件和材料。同时，结合检查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尤其是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进行学习和讨论。这个教育运动，帮助全党全军正确认识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分清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了解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认识了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之命运，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得解放，理解了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这对于推备全党迎接正在到来的复杂的斗争，确立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整顿思想作风的基础上，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解放区有准备地先后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帮助广大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观念，经受了一次严格的政治思想锻炼和组织上的审查，挽救了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人使之重新做人，也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托派、特务，在群众的揭发检举之下暴露了原形。这个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也使各级党组织能全面地掌握干部的情况，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和选拨干部创造了条件。思想作风上的整顿使党在思想上进一步纯洁起来，审查干部则使党在组织上纯洁起来，这就使党更加巩固，为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审干运动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党历史上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排除了刘XX、彭X之流对审干工作的干扰，指导审干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规定了审干的路线和政策。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在机关的肃反斗争中，坚持实行“一个不杀”。以促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以便使大多数的问题由机关、学校自己处理。毛主席指出：审查千部和全体工作人员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千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实行这个重要指示的结果，陕甘宁边区的审干运动发动了群众，正确地贯彻了政策，取得了很大胜利。由于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各解放区的审干运动都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反对主观主义，改造党的作风的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总结反对王明路线斗争的经验，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为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清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毛主席在决定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教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把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决定把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军民更加团结。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地方拥护军队和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改进和加强了军民关系。根据这个经验，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指示全国各解放区，在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普遍地开展一次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全体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并在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从此，“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运动广泛展开。为了促进军队和地方各自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提倡在运动中要“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个指示的执行，在解放区军民之间，进一步建立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大大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大生产运动在各解放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在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著名的劳动模范发起了生产竞赛，并迅速推广开来。三月，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组织生产，从此，全边区工厂农村的生产竞赛发展得热火朝天。边区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发动了起来，组织到生产劳动中去，形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十月，毛主席为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敌后各根据地的“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毛主席在指示中指出，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在这个指示的推动下，一九四四年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连游击区中也创造了发展生产的好经验。减租减息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一九四二年，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但是由于地主的拖延对抗，干部和群众的经验不够，减租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实现。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切实核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发现那些没有减和减而不彻底的问题，实行完全和彻底的减租。强调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区普遍检查了减租政策实施的情况，深入开展了减租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建立或改造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斗争的发展，对于巩固解放区，加强对敌斗争，发展生产运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自ji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本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展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边区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许多地方做到了三年可积存供一年食用的余粮(“耕三余一”)，并向“耕二余一”前进。较少担负作战任务的边区留守部队，做到了粮食、被服、经费全部自给，并且大大改善了战士的生活。敌后各解放区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也实行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作战部队也按照不同的情况达到了自给一半和一小部分的程度。全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由敌伪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的物质困难克服了。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普遍参加生产，大大地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婆姨娃娃，一起上阵，你追我赶。在这种大潮裹挟之下，懒汉二流子也得到了改造，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白天，开荒的歌声遍野，晚上，纺车和机声盈耳。全解放区沉浸在一片军民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空气中。这一切就形成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就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象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建立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群众自愿参加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这种集体劳动组织，除了互助合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通过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及时地总结了这个经验，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它不仅起了把群众的力量组成劳动大军的作用，而且形成了集体化的萌芽，在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农业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主席向各解放区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并要求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共产党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克服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大生产运动的胜利，是党的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一九四五年一月，陕甘宁边区举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进一步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同时，由于领导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在实践中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毛主席十分重视这种经验，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党学会了领导生产运动，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并把学会做经济工作，作为夺取全国胜利、学会管理城市的重要准备，向全党发出号召：“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全党学会领导经济工作，有极大的意义。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十）
第七节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和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出现
随着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反“扫荡”、反蚕食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侵入解放区的敌军据点逐渐被“挤”了出去。到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全国各解放区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被侵占的地方，有的地区还有了发展。一九四三年底时，解放区人口（包括一面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已上升到八千多万，军队人数重新发展到四十九万，党员发展到九十多万。这就使解放区不仅渡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准备了开展局部反攻的条件。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经过一九四三年的根本转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从第聂伯河前线发动攻势，到一九四四年春已在一些地区突破了旧国界。陷于法西斯铁蹄下的阿尔巴尼亚等国人民，也加强了反法西斯游击战争。希特勒德国复灭的结局，已经是隐约可见了。在东方，美国对日本的反攻，进展是缓慢的，不过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陆吉尔贝特群岛，显示了在太平洋中部展开进攻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以及如何处理战后世界的一些重要问题，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公布了《开罗宣言》，规定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中国。接着，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广泛地议论了如何战胜德、日法西斯和一些战后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这时正象毛主席在不久前预料的那样，英美眼见得希特勒德国摇摇欲坠，已经感到必须登陆法国、打进西欧去了。因此，会议确定了英美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同时，英美迫切需要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减轻他们的严重困难。斯大林也在原则上承认了结束对德战争后，出兵远东，联合打击日本。这些会议促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会后不久，苏军在攻势作战中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八月二十五日，法国无产阶级的地下武装，在英美军迫近时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巴黎。同时，东线苏军打出国境，横扫波兰境内的德军，在九月开始攻入德国领土。希特勒完全复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共同作战中的前进，使战争胜利的前景更加确定了，这对世界各国人民是有利的。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抹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甚至幻想整个战后世界都应围着这种苏、美、英联盟打转。这种倾向在有些地方发展成为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种错误路线的突出表现就是白劳德主义。从一九四三年底起，窃据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叛徒白劳德，连续发表一系列讲演和论文，鼓吹修正主义，并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纲领。他根本歪曲美帝国主义的性质，美化美国垄断资本，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甚至在他主持下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他把苏、美、英三国的德黑兰会议当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找到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他要求各国共产党应该放弃他称之为“分裂路线”的阶级路线，“而代之以亲英、美、苏的团结路线”。他硬说每个国家的斗争应该“从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平的‘德黑兰”前景”出发，应该坚持“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目标”。一句话，诱骗各国人民去维护幻想中的“英、美、苏联盟”，而完全放弃革命斗争，这就是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主席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估计，是和白劳德主义完全对立的。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表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而后一个特点，正是当时许多人没有看清和没有正确认识其重要性的。正象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一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也是有尖锐斗争的。只有坚决支持和发展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人民力量，战胜反人民势力的破坏，才能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离开了这种革命的路线，象白劳德那样为了“战后世界中的英、美、苏联盟”，而限制和放弃各国人民的斗争，那就只能助长反人民势力的猖獗，断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开罗、德黑兰等会议的召开，一方面表明联合作战的加强，另一方面却也包括反法西斯势力内部的反人民势力的勾结，例如蒋介石与美帝加强勾结的活动。向各国人民掩盖这种现实，抽象地提倡什么走“德黑兰道路”，是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十分有害的。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的无比正确性。在战争胜利的发展过程中，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反人民势力正在极力向人民进攻，企图夺取胜利果实。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一些国家的革命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一九四四年十月，英军乘德军败退，带着流亡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英军司令斯科比，用武力支持这个反动的流亡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血泊中建立了白色恐怖的统治。接着，在法国和意大利，由莫斯科回国的修正主义头子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先后迫令两国无产阶级，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人民武装自动实行“缴枪”，把胜利的果实亲手奉献给两国的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白劳德式的“德黑兰道路”。事实证明，白劳德主义是一条国际性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种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一方面反人民势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逆流抬头的复杂形势下，我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定地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绕过暗礁，向人民的胜利前进。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这时，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这个特点，在我国表现得特别清楚。最突出的事实，就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开始的国民党战场上的大遗退，和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的陆续展开。两个根本不同的战场，再一次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经接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也有所加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最后挣扎的力量，重新对我国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进攻。它的目的，是要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把它在东南亚的大片占领区和本部联结起来。三月，开始了河南战役。敌军只用了五、六万兵力，而国民党军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等部四十万人都望风而逃，丢了战略要地郑州。以后，又在三十七天内，失城三十八座，河南省绝大部分沦于敌手。从此，鄂、豫两省敌军联成一片，平汉铁路被打通了。接着，五月下旬，敌军十万人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拥有重兵的国民党薛岳部不堪一击，不过半个月，湘北、湘中一起沦陷，国民党弃长沙而逃。敌军横行湘南，六月底又完全包围了粤汉和湘桂两铁路的联结点衡阳。这时，敌军短期地停止了军事进攻。日本政府加强了对蒋介石诱降的政治攻势。八月七日，衡阳守军头目，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党投敌。湘桂铁路的东段也大部陷落，敌人的攻势已伸进了广西。以后，广东敌军由南面向北夹击，打通了粤汉铁路。
国民党军对他们的西南“大后方”也一样无力防御。九月起，敌军一面由湘桂铁路沿线进攻桂北，一面由广东的西江一线进占梧州，并从雷州半岛进攻桂南地区，三面包围了桂林、柳州一带。国民党军依然一触即遗，十一月中旬，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接着，敌军又由越南进占龙州，与经柳州南下的部队夹攻，在二十四日占领了南宁。这样，敌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在国民党军一溃千里的条件下，终于完成了。为了巩固这一战线的侧翼，日军又沿黔桂公路北上。不过三千多敌人大摇大摆地追逐着已成惊弓之鸟的大批国民党溃军，迅速越过广西省，在十二月初直抵贵州省的独山以北，深入于西南腹地。贵阳在二日下令紧急疏散。国民党豪门官僚们几年来当作安乐窝的重庆也大受震动，蒋介石甚至准备再向西昌逃跑。不过，在日军看来，留着这个专反共、不抗日的政府，对它倒是有利的，同时，它在其他战线正越来越困难时，也不宜在这里把战线搞得太长。于是，日寇把衡阳降将方先觉送回重庆。蒋介石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给予盛情接待。从此，彼此心照，敌军从独山战后撤到黔桂边境，结束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这才算又可以在重庆偏安一偶。
这是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一片胜利声中唯一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溃败。这个战役涉及五个省区，包括还在国民党手中的几乎全部铁路线。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从不对敌作战，反动机构实际上已经溃烂，毫无战斗力，因此，不过半年多一点时间，竟让敌军横行了半个中国，完全达到了它们的战略目的。国民党损兵五、六十万，失地二十六万平方公里，使六、七千万人民陷于敌军的铁蹄之下。这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以来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反动、腐朽本质的大暴露。
和国民党战场的大遗败相反，解放区战场正以胜利的步伐迎接对日反攻作战的到来。从一九四四年春起，我军即在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强大攻势，展开局部反攻。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山东发起了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战役。华中解放区进行了车桥歼灭战。我军的攻势作战，使敌人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战争局面迅速向着有利人民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新形势下，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重要报告，提出了我军独立自主地准备战略反攻的问题，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了使我党能够担负这一重大责任，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方向发展的。国民党军从河南溃退后，我军就开始进行和敌人争夺河南的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党中央发布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和政策指示，决定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精干部队，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冀鲁豫部队积极策应，以新四军五师一部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并以新四军四师一部进入宿县、肖县、夏邑、永城一带，建立阵地，打通与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我军组织豫西支队，南渡黄河，开辟了豫西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在巩固准北根据地的基础上，西进收复了豫皖苏边区。第五师一部也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建立豫南根据地。我军的这些重要部署和作战行动，为实现连接西北、华北、华中三大解放区和收复中原的伟大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新四军第五师还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相机南进。在湘桂两省沦于敌寇时，党中央又抽调在南泥湾屯垦的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他们转战数千里，突破敌顽的重重包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会合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湘鄂赣和湖南解放区，并南下湘粤桂边。同时，广东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于一九四四年春统一编制为华南抗日纵队。我军在南线的胜利进军，是尔后收复中南和华南的准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自苏中南下的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渡过长江，会合在苏皖边坚持斗争的第十六旅，建立苏浙军区，在苏浙皖交界处开辟了广大根据地。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一九四二年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解放区，到一九四四年又有了新的发展。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发展，为解放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东南广大地区，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我军在一九四四年中，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二万多人，俘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多个，新解放了八万余平方公里国土和一千二百多万人口。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中，我军又进行了大小战役百次以上，攻克县城二十二座，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我军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计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像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河南区，皖中区、浙江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广东区和琼崖区等，共十九个解放区，北起内蒙，南迄海南岛，东临大海，西至陕甘宁，面积共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九百五十万。至此，日寇所占领的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线，都已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此外，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七七事变后曾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发展到十二个军。以后，虽然有一部分被打散了，那些一度参加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旧军队和地方武力，也投敌叛变或溃散了。但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经住了严重的考验，继续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游击战争。这也是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使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政策的结果，不仅在前方遭到了全线遗败，在后方，造成了民生调蔽，民怨沸腾，民变瀟起的危机。蒋介石政府的反动腐朽和一切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更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党悟。人民已经懂得，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片黑暗，归根到底是蒋介石集团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结果。
蒋介石反动集团七年来一贯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经济上，加紧掠夺人民，聚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四大家族对金融、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独占地位，迅速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使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飞腾，亿万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政治上，依靠庞大的特务组织，厉行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民主的权利，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惨遭迫害。在军事上，大部份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内战。在文化上，暗无天日的压迫箝制，尊孔复古。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反动派在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惨败，无不愤怒异常。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战场惨败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锨起了一个爱国民主运动，各界人民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自由，改组国民党反动政府。
我们党及时领导了这一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推备内战的种种罪行，指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党派代表到西安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我党提出了实行民主团结，以便克服困难、加强抗战和准备反攻。但是，国民党却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不仅根本不提民主团结的问题，甚至连抗战也一字不提，却要“限期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五分之四，留下的五分之一也要在“整编”之后“限期集中使用”，同时，还要求改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要完全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在谈判中也恬不知耻地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这样，谈判从五月拖到八月，从西安争论到重庆，从河南大溃退时拖到衡阳失陷，直到敌骑直捣西南后方的大门，还是连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极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时，国民党政府于九月五日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了又臭又长的开幕词，厚颜无耻地掩饰军事上的惨败，说什么并没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却重弹老调，说“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这就是说，大好河山可以任他断送，人民要坚持抗成却决不允许，他事实上已向人民发出了内战的威胁。我党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九月十五日、我党谈判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并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十月十日，延安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同志以《如何解决》为题，代表中央对我党关于挽救时局危险的主张作了具体的阐明。指出：应该立即按照实际情况召开代表各种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根据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制定改变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施政纲领，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改组国民党把持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然后，在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不准有一丝一毫的改革。在十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演说，继续对共产党和人民发出内战威胁，并对国内外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舆论进行污蔑。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尖锐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指出所谓双十节演说，表明了蒋介石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并为发动反共内战制造借口。评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已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国共两党的斗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中的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走我党指出的道路，召开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会实现民主团结，保障抗战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如果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它的寡头专政，沿着封建买办法西斯道路走下去，那就不仅会断送抗战前途，而且将使中国继续沦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两条道路是不可调和的。还在抗战开始时，我党就已经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民主的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抗战七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已把国家民族带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结束这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和失败主义的统帅部，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要求。党终于把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当作行动口号提到全国人民面前来了。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展开了强大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现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斗争。不仅解放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连国民党统治区中也逐渐发展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月间，重庆多次举行集会，国民党民主派如宋庆龄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民主党派代表张澜等，都响应党的号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民主同盟（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也公开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结束一专党政，实行民主政治。昆明、成都、桂林、西安，到处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讲演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十二月以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工人、学生纷纷起来进行反特务争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工人为反对特务枪杀工人，举行了八万人的大示威。同年五月，昆明两万学生大示威，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机关。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剧烈地展开了。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斗争
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是同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和反人民势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中国解放区开始局部反攻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打着“援华”的招牌，加紧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击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妄图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在我党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动起来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赫尔利为特使来到中国。十月，美国宣布由魏德迈继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十一月，由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些步骤，表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动派的决心。赫尔利来华的目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在全国“统一军事”，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以“防止国民党政府崩遗”。而采取的办法，是企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缴枪”，以便“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于蒋介石和魏德迈的指挥之下。这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反人民力量扑灭人民革命的阴谋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反人民势力在欧洲一度施展得逞的狡计，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却碰了壁。十一月七日，赫尔利打扮成一个赞成“民主”的和平使者的姿态，由重庆飞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妄想诱骗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美蒋指挥，然后参加国民党政府。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然后从根本上扑灭革命。赫尔利玩弄的正是这一套阴谋诡计。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当时就针锋相对地向美方指出：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针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欺骗和恫吓都没有效果，赫尔利只得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了一个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五点协议”，答应以这个协议作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协议”。
于是，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和赫尔利一道由延安飞到重庆，准备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当局商定具体实现联合政府的问题。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是不会讲信义的。一回到重庆，赫尔利就向蒋介石解释，说这种协议不过是为了要使共产党“将他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结果，五点协议变成了由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就是：要先收编人民的武器，然后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要先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人民军队，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就连人民的自由权利也要由蒋介石政府根据“成时军事安全需要的限制”来“给予”。赫尔利也马上变了卦，反过来要共产党“接受国民政府的反建议”。伪善的“民主”外衣被迫剥去，显露出来的依然不折不扣地是那个“缴枪”、“做官”的阴谋诡计。这样，谈判毫无结果。
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指使下，继续玩弄政治欺骗。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他发表广播演说，宣布不要等战争结束，就“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人民”。我党坚决揭穿了这些阴谋诡计。一月三日新华社发表延安权威人士的评论，彻底驳斥了蒋介石的元旦广播，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不过是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坚持的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档箭牌。不先消灭蒋介石的寡头专政，彻底改组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保障人民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国民大会。七日，赫尔利又电邀我党派代表继续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再次由延安飞重庆，行前发表声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并且郑重声明，除此并无别途可以挽救危机。但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的“统一”的主意早已定了。他们要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和欺骗世界舆论而已。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的腰更加硬起来了。二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告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周恩来同志在十六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坚特法西斯专政使谈判毫无结果，并由重庆飞回延安。三月一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说，毫不掩饰地坚持寡头专政，拒绝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确定地宜布“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迫不及待地要“还政于民”。接着，赫尔利也彻底撕下了“调停”者的假面具，四月二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粉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硬说中国“统一”的阻碍是“有武装的政党”，叫嚷要“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不和共产党合作”，毫不掩饰地把他一贯执行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公开了出来。至此，由美国政府导演的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双簧戏，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了，迫不及待地要把蒋记“中国之命运”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但是，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任人摆布的日子，己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党坚决顶住了这股反动的逆流。三月二日，新华社严正地驳斥了蒋介石的讲演，指出他顽固地坚持法西斯寡头专政，拒绝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揭露了曲解国共谈判经过，请外国人来压异己的阴谋，而所谓“召开国民大会”，不过是追踪袁世凯的“新华春梦”而自寻死路。并且庄严地宣告：“我们的主张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下流无耻行为，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一定能够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一）
第八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
全党的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在深入进行整顿三风、时事政策学习、审查干部等工作的同时，党中央又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开展对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内，党中央政治局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一九四三年以后，集中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的高级干部学习组，都进行了同样的学习和讨论。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历次错误路线，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党中央专们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文件集。集中各个时期党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主要言论，作为学习和批判材料。参加学习的同志，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革命斗争实践，分析我党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懂弄通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经过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反复学习，逐渐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判和斗争。
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时刻，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深刻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毛主席指出，研究历史经验，“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置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要实行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对那种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的错误态度。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多次的党内斗争，那种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克服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的问题。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要把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加以解除。在我党的历史上，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要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在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党史学习进一步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既基本上弄清了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又联系历史环境进行分析，懂得了产生错误路线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些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恰当的检查和自我批评，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能够心情舒畅地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在学习过程中，党中央还就一些专门问题举行会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班误倾向进行批判，使正确路线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举行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做了结论。一九四五年，举行华北工作座谈会，批判了彭德怀从抗日战争以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清除他的影响。这些工作，对提高干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进行了三年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到了胜利完成的时候。二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成果，对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正式作出了决议。全会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全会系统地分析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表现，正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全会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并且指出，由于全党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一致的认识，党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了。全会强调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而“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握掌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只要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一定能使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使我们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使党的广大干部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并且在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伟大的整风运动，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出席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庄严宏伟的杨家岭大礼堂中，大会主席台顶端的横联大书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十一个字。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二十三日，毛主席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二十四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些重要文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多年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
这条路线，是以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为领导核心，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这条路线，是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斗争的发展。实行这一条路线，人民就能够充分发展革命形势，使抗日战争的胜利，真正成为人民的胜利。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人民力量，重点是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与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条政治路线，毛主席阐明了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规定了党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不同的任务，不仅指明了打败侵略者的具体途径，而且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为了贯彻这条路线，毛主席完整地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的斗争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学习，使党的任务和群众的要求相适合。同时，必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和侵蚀党的机体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论联合政府》)只有按照这三大作风工作，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完成革命的任务。
大会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意毛主席代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出席会议的代表，用历史的经验和切身的经历，多方面地、生动地称颂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伟大，深入领会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大会发扬整风精神，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包括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大会生动地表现了全党空前一致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是在广泛发展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朱德同志在大会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党的政治路线，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阐明了党的军事方针和任务。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广大人民相结合，创造了解放区，发展了人民武装，经过七年多的斗争，已经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成果。报告阐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军事路线。并且根据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今后党在解放区、沦陷区等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号召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迎接抗日战略反攻的到来。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经验的结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大会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由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月十一日，代表大会圆满闭幕。毛主席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深刻地表明这一次大会的历史意义。经过这次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为夺取革命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毛主席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教育全党，要坚决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教育全党要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坚决克服反动的逆流。号召全体党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的斗争
抗日战争日益接近最后胜利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也越来越激化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八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了。这时，国民党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黑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不顾人民的反对，再一次宣布要召开由它一方包办的新式猪仔“国民大会”，甚至准备以“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为借口，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是一个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革命黑会。它
表明蒋介石反动派顾固地要使战后中国依旧沉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发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叫器。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城公然声明，国民党将用美国供给的租借武器来进行内战。这时，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也急剧增加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用以包围
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计六十多万人。到一九四五年，更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万。全面内战的阴影，越来越深重地笼罩着中国的上空。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玩弄伪装“和平”，承认“商谈”的政治欺骗一手。雅尔达会议之后，苏美之间为协调对日作战而继续进行着外交折冲。六月，美国正式把雅尔达协定的内容和美国的态度，通知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宣布在七月七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这是一幕摆在大炮前面的反民主的闹剧，企图用来一面诱人民上钩，一面为内战准备打掩护。
我党坚决同这种反革命两手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另一方面，对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采取抵制的策略。六月十六日，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对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拒不接受，又不经任何协商，自行召开国民参政会，这完全是反民主的。而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更是实行分裂和准备内战。因此，我党拒绝参加本届参政会。这个坚决抵制的策略步骤，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经过参政会，拉拢中间派，逼迫我党接受所渭国民大会的阴谋。并且使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中更加陷于孤立。
在这一场斗争中，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揭露和斥责了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毛主席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缕续下去，英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也向全国人民预告了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必然发展。
在赫尔利和蒋介石扮演双簧的整个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绥西解放区、山西的太岳区、华中的皖中区，都遭到攻击。豫西、湘鄂赣、苏浙等新解放区，更是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七月十五日，胡宗南从河南和陕西河防前线调集六个师到陕甘宁边区南线。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阵地发动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分区，控制陕甘宁。到二十七日侵占了爷台山阵地和附近的四十一个村庄。我军在党中央领导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给予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八月八日夜，发起反击战，斩断了蒋军伸入解放区的魔爪，恢复了被侵占的土地，使胜利的红旗重新飘扬在爷台山上。
解放区军民举行全面反攻。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解放区军民经过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局部反攻，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很多城镇，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沦陷区，给我军举行战略反攻造成了坚实的基础。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近百万军队和二百二十余万民兵，经过整顿三风、生产运动、时事政策教育和长期的战争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团结更加巩固，战斗力空前强大。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一切，都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最后胜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区军民正在加速对日反攻的步伐，准备举行全面的反攻。正在这时，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在我军的配合下，对日军发动进攻。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来到了。
毛主席在八月九日发表重要文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庄严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政，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十日，延安总部发布了反攻命令，令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对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抗拒，即坚决予以消灭。十一日，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要求晋察冀、冀热辽、晋绥、山东解放区的部队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展开进攻并向东北三省进军。其他各军区部队向各线敌军展开猛烈反攻，占领交通要道及城镇，通令敌军无条件投降。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下，各解放区军民立即展开全面反攻。党、政、军、民进行紧急动员，将分散的部队迅速集中，发动广大群众与民兵参军参成，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攻大军。我军主力部队，在中央军委和各根据地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向敌占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击。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围攻该区的敌、伪城镇据点，配合外线作战，各路反攻大军，连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区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地欢送人民子弟兵。我反攻大军，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对敌伪发起全面进攻。
我各路大军旗开得胜，迅速解放了大片国土。冀热辽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由北宁路和渤海湾自东北进军，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解放了东北广大地区。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进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军，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军，解放了山东省绝大部分地区。华中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铁路线和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军，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军，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各路反攻大军，在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多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和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余万。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十二万五千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建立了总人口一亿多的十九个解放区，主力部队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人民革命力量的猛烈发展，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本章小结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八年的斗争中，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又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顶住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的反民主逆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结果。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国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草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形事和我们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所揭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被全党所认识，全党比较自觉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出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基础上，以“七大”为标志，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八年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组织和武装人民，巩固和扩大人民军队，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阶段，最后战胜了敌人。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军队，为在全国范围内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的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尖锐起来了。但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已经完全有能力克服反民主的逆流，掌握国家的命运，使之朝着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前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奏。
（原注：《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在宪政协进会上的演讲》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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