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
一 1930－1934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两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迅速地发展着工业，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1929年底爆发了破坏力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这一危机。工业危机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更加恶化。
在危机的三年（1930－1933年）内，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1933年达到了1929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却降到1929年的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国工业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这种情况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济危机的国家。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二千四百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痛苦的境地。几千万农民一直受着农业危机的折磨。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即建立资本主义极端反动分子、极端沙文主义分子，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掠夺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结果正是如此。
1932年，日本发动战争的危险加大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欧洲列强和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在国内忙得不可开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防御能力薄弱的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向中国宣战，狡诈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地方事件”，偷偷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东三省。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为侵占中国北部和进攻苏联准备了合适的阵地。为了便于自由行动，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自己的军备。
这种情况促使美英法三国去加紧扩充它们在远东的海上军备。日本的目的显然是征服中国，并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从这里赶走。后者就以加紧扩充军备来对付。
但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侵占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当然不能把这种危险置于不顾，于是就来努力加强近东边区的防御能力。
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不仅在远东尖锐化，而且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工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工人大批失业，贫苦阶级生活无着，加强了工农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转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义愤。在德国，由于这个国家被战争、被付给英法战胜国的赔款以及经济危机弄得民穷财尽，由于工人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英法外国资产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张选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会使它吃苦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认定，为了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把国会化为乌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个能够镇压工人阶级而把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专政。于是它就叫那个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能把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工人阶级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这方面帮了忙，他们用自己的妥协主义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就是这些条件使德国法西斯分子在1933年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说：
“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作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作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韪》俄文第10版第545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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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5页。——译者注
德国法西斯分子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内政策。他们退出国际联盟、公开准备战争，企图用暴力手段按德国的需要来修改欧洲国家的边界，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这样，由于德国法西斯分子作祟，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当然不能把这样严重的事实置于不顾。于是它就警惕地注视着西方事变的进程．并加强它在西部边陲的防御能力。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1929—1930年全面铺开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是党和政府过去全部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开始为农业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28年和1929年粮食收购运动期间对富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使农民逐渐习惯了集体经济；第一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这一切为过渡到全盘集体化，为农民整村，整区、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做好了准备。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守富农的财产。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
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
这就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当时苏联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铲除富农，打垮他们的反抗，消灭他们这个阶级，并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他们的生产。
1927年，富农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商品粮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7年能够提供的商品粮仅仅三千五百万普特。1929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坚定方针，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方面取得了成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不下四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商品粮已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而在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的商品粮已达四亿多普特，即远远地超过了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效量。
这样，由于我国经济方面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动，由于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布尔什维克党就有可能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
1929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同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颁布土地租佃法把富农的土地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颁布个体农民经济使用雇佣劳动法来限制富农经济的规模。但是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因为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容许富农存在，而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又对此给予了一定的保障。这样的政策限制了富农的增长，使那些经不住这种限制的个别富农阶层受到排挤和陷于破产。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消灭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井没有消灭富农。这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政策在一定时期，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的时期，是必要的。
1929年底，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放弃这个政策而实行了个急剧的转变。它采取了消灭的政策，采取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他农具转交集体农庄。富农被剥夺了。如同1918年资本家在工业中被剥夺一样，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富农的生产资料这一次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联合起来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的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话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
这个革命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根本同题：
（一）它消灭了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即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富农阶级；
（二）它使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劳动阶级，即农民阶级，从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道路转上了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三）它在农业这个最广泛的，生活必需的、但又最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中，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同时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1929年在论证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指出全盘集体化这一群众性农民运动的结果时写道：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作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破灭。”（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96页）①
联共（布）中央在1930年1月5日《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这一历史性决议中，明文规定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决议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对集体化准备的不同程度。
当时规定了不同的集体化速度。联共（布）中央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对集体化最有准备，拖拉机较多、国营农场较多、在过去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同富农斗争的经验较多的那些最重要的产粮区，即北高加索（库班、顿河、捷列克）、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下游。中央提议这一类产粮区在1931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第二类产粮区，即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地，可以在1932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其余各州、边区和共和国（莫斯科州、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等地），集体化完成的时间可以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到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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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36页。——译者注
党中央认为，由于集体化速度日益增长，必须加速建立生产拖拉机，农具等等的工厂。同时，中央要求“坚决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现阶段轻视马匹牵引作用的倾向，因为选种倾向台导致随意处置和变卖马匹”。①
1929—1930年度给集体农庄的信贷增加了一倍（达五亿卢布）。
规定由国家出资给集体农庄进行土地规划。
在这个决议中有一个极重要的指示：集体农庄运动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农业劳动组合。
中央十分严肃地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必须“反对任何从上面对集体农庄运动‘发号施令’的做法，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危险，把集体化当作儿戏，而不是开展真正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竞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62页）②。
中央的这一决议把如何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问题讲清楚了。
在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这一政策的基础上，蓬勃的集体农庄运动全面铺开了。农民整村、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扫除了前进路上的富农，摆脱了富农的盘剥。
可是，在集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党的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也很快暴露出一些缺点，即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的歪曲。尽管中央提醒不要在集体化取得成就时头脑过于发热，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是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
当时出现了违背集体农庄建设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地区不贯彻自愿原则，而以所谓“剥夺富农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来强迫加入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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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5页。——译者注
有些地区不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不去耐心地解释党的集体化政策的一些原则，而是官僚主义地在上面发号施令，造成虚报集体农庄数字的现象，人为地扩大集体化的百分数。
中央指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但有些地方不顾这一指示，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性畜和家禽等等都实行公有。
某些州的领导人刚一看见集体化取得成绩就头脑发热，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莫斯科州为了追求浮夸的数字，竟责成该州工作人员在1930年春完成集体化，虽然他们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到1932年底）。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违背指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富农及其应声虫就利用这种过火行为进行挑拨，提出组织公社而不组织农业劳动组合，提出立刻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有。同时，富农还鼓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杀掉，诱骗农民说牲畜到集体农庄内“反正会被没收”。阶级敌人指望地方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所犯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会激怒农民，会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
由于党组织的错误和阶级敌人的直接挑拨，1930年2月下半月，在集体化普遍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的危脸征兆。有的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煽起了农民公开反对苏维埃。
党中央在接到一连串警报、知道党的路线遭到歪曲因而集体化有失败的危险之后，就立刻开始纠偏，努力把党的干部引上迅速改正错误的道路。1930年3月2日，根据中央决定，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这篇文章警告了所有由于集体化成就而头脑发热，犯了严重错误和离开了党的路线的人，警告了所有企图用行政强迫手段使农民转上集体农庄道路的人。文章特别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的速度和方法时必须考虑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实行公有。
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这篇文章帮助党组织改正了错误，极其有力地回击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原以为他们一定能利用这种过火行为来煽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广大农民群众确信，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与某些地方发生的鲁莽的“左的”过火行为毫无共同之处。这篇文章使农民群众安了心。
为了把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所发动的纠正过火行为和纠正错误的运动进行到底，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这些错误再一次进行打击，于1930年3月15日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认为这是离开党的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结果，是直接违背党的指令的结果。
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
中央提议：“撤换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工作者。”（《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63页）①
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能改正错误的州和边区的党组织（莫斯科州、南高加索）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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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20页。——译者
1930年4月3日，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文章指出，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和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估计到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跳过了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克服了一些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的过火行为。
只是因为中央非常坚决，善于逆潮流而进，才把党内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使劲往下滑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确道路。
党把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行为克服了。
结果就把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巩固了。
结果就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党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以前，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而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的严重进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工业方面。农业、农村暂时还落后于工业，落后于城市。因此，进攻还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非总攻性质的。但是现在，农村的落后已开始从画面上消失，农民为消灭富农而进行的斗争已十分清楚地呈现出来，党已进而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所以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有了总攻的性质，片面的进攻转变成了全线的进攻。到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总攻已经全线展开了。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6月26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有表决杈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六万零八百七十四名党员和七十一万一千六百零九名预备党员。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斯大林）①载入党的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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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5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的比重。在1929—1930经济年度，工业的份额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至少占万分之五十三，而农业的份额约占百分之四十七。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6—1927年度，全部工业的总产值还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9—1930年度，已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的机器制造业，更加强大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说：“……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①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但是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混为一谈。虽然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但按工业发展的水平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电力生产的情形就是如此，尽管苏联在电气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属生产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联的生铁产量，根据计划在1929—1930年度末应为五百五十万吨，而德国1929年的生铁冶炼量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吨。为了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情形，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同企图减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最坚决的斗争。
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2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369页）①
在第十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后，群众中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在许多先进工业部门（石油工业、泥炭工业、普通机器制造业、农业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在两年半至三年内完成这些部门的五年计划。这就证实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是完全现实的，并揭穿了那些缺乏信心、怀疑这个口号能实现的人的机会主义。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②。
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苏联的农业发展实现了极其重大的转变。广大农民群众完全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截至1930年5月1日，在各产粮州的主要产粮区，集体化的农户已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在1928年春为百分之二三）。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达三千六百万公顷。
这样，中央1930年1月5日决议中所规定的那个提高了的计划（三千万公顷）超额完成了。而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在两年内超额百分之五十多完成了。
集体农庄的商品产量三年内增加了三十九倍多。1930年，国家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算）取得的商品粮，已占国内粮食的全部商品产量的一半多。
这就是说。今后决定农业命运的将不是个体农户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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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页。——译者注
②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36页。——译者注
如果说在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以前，苏维埃政权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业。那么今后它也要开始依靠农业中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成分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正如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所指出的，集体农民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真正的可靠的支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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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1页。——译者注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仅已经建立和巩固、而且向前发展得相当迅速的时候，党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必须向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新技术，提供新机床和新机器。由于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大量增长，必须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产量增加一两倍。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现代化的新设备来供给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旧的设备不能使产量提高得这么快。
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满足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更高的需要。
不改造，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就不能进行到底，因为要打垮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不仅要依靠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依靠新的技术。依靠自己技术的优越。
不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从工业的发展速度看，苏联已超过这些国家，但从工业的发展水平看，从产量看，苏联还大大落后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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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主义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1页——译者注。
为了消灭这种落后，必须用新的技术来供给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
这样，技术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阻碍这件事情的，并不是新机器和新机床不够，因为机器制造工业已能提供新的设备，而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正确地对待技术，低估技术在改造时期的作用，鄙薄技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认为：技术是“专家”的事情，是交给“资产阶级专家”去做的一种次要的事情；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不应干预生产技术；他们应该抓的不是技术，而是更重要的事情，即对生产的“一般”领导。
这样，让资产阶级“专家”管生产上的事情，而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则从事“一般”领导，即签署公文。
用不着证明，采取这样的态度，“一般”领导必然变成“一般”地空谈领导，为签公文而签公文，在一纸公文上瞎忙。
当然，在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这样鄙薄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仅永远不能超过、而且也永远不能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对待技术，而且是在改造时期，就会使我国注定要落后，使我们的发展速度注定要降低。这样对待技术实质上掩盖和掩饰了一部分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愿望——放慢、降低工业发展速度而为自己造成一种“安静的环境”，办法就是把生产的担子推给“专家”。
必须使党员经济工作人员面向技术，使他们对技术产生兴趣，向他们指明：掌握新技术是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切身的事情，不掌握新技术就有使我们祖国永远落后，永远不能翻身的危险。
这个任务不解决就不能前进。
斯大林同志1931年2月在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在这方面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旧俄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10版第444—446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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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99—402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对技术的鄙薄态度，使他们面向技术，开辟了为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握技术而斗争的新时期，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从这时起，技术不再由资产阶级“专家”所垄断而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切身的事情，而“专家”这一鄙薄的称呼变成了掌握技术的布尔什维克的光荣称号。
从这时起，必然会出现而后来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一批、成千成万掌握了技术和能够领导生产的红色专家。
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即苏维埃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我们经济领导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促进并且也确实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改造工作不仅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进行，而且还以更快的速度在农业方面进行。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农业拥有的机器本来就比其他部门少，它比哪一个部门都更需要得到新机器。而现在特别需要加紧用新机器供给农业，因为现在集体农庄的建设每月每周都有新的发展，也就是说每月每周都提出了供给它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新要求。
1931年，集体农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就主要产粮区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全盘集体化在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二等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个体农民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巨大胜利。
但是，集体农庄建设暂时还没有向深度发展，而只是向广度发展；还没有向改进集体农庄工作和集体农庄干部的质量方面发展，而只是向增加集体农庄的数量和扩大集体化的地区的方面发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农庄积极分子的成长、集体农庄干部的成长，赶不上集体农庄本身数量的增加。因此，新集体农庄中的工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而集体农庄本身暂时还幼弱，不巩固。农村缺少集体农庄所必需的能读会写的人（会计、管理员、秘书），农民缺乏经营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这些也妨碍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在集体农庄里都是些昨天的个体农民。他们只有经营小块土地的羟验，还没有领导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要获得这样的经验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这些情况，集体农庄工作在最初一个时期暴露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当时发现集体农庄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有许多集体农庄不是按劳动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常有这样的时候，懒汉竟比埋头苦干不耍滑的庄员分的粮食还多。由于集体农庄领导方面的这些缺点，庄员们对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许多人甚至在大忙季节也不出工，一部分集体农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细，糟蹋很厉害。机器和马匹无人照管，工作没有专人负责，也削弱了集体农庄经济，减少了集体农庄的收入。
在那些被过去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钻进集体农庄窃取了某些职务的地区，情况特别严重。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往往跑到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区，钻进那里的集体农庄进行破坏和捣乱。有时候由于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缺乏警惕性，富农竞钻进了本地区的集体农庄。过去的富农之所以易于钻进集体农庄，是因为他们对集体农庄急剧改变了斗争策略。从前，富农公开反对集体农庄，用残酷手段来对付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先进庄员，躲在角落里对他们放冷抢，焚烧他们的房屋和仓库等等。当时富农想用这种手段吓倒农民群众，不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现在，公开反对集体农庄的斗争已经失败，他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半截枪杀人了，而是装得很温和、驯服、听话和完全像个苏维埃人的样子。他们钻进集体农庄之后，就暗中进行破坏。他们到处设法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把计算收成和计算劳动的工作搅乱，富农企图灭绝集体农庄的马匹，并且居然害死了许多马匹。富农故意让马匹感染上鼻疽、疥癣和其他病症，不给马匹任何照料，如此等等。富农破坏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富农所以能够欺骗庄员和进行破坏活动而不受到惩罚，是因为集体农庄还幼弱和没有经验，而集体农庄的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
为了消灭富农对集体农庄的破坏活动和加速巩固集体农庄，必须迅速地、认真地给集体农庄以人员、意见和领导方面的帮助。
布尔什维克党给了集体农庄这样的帮助。
1933年1月，党中央通过决议：在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中成立政治部。为了帮助集体农庄，向农村派出了一万七千名党的工作人员去担任政治部工作。
这是一种重大的帮助。
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在两年（1933年和1934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消除集体农庄工作的缺点，培养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巩固集体农庄，清除集体农庄中的敌对分子，即从事破坏活动的富农分子。
政治部光荣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了集体农庄，培养了新的集体农庄干部，整顿了集体农庄的业务领导，提高了庄员群众的政治水平。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2月）和斯大林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说，对提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对比了农村中集体农庄以前的旧制度和集体农庄这个新制度，他说：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28页）①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指出了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以后所取得的实际成绩。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摆脱了富农盘剥。加入集体农庄并在农庄中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的千百万贫农群众，从前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在农庄里上升到了中农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这是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个成绩。
斯大林同志说，第二步就是要把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要使集体庄员都成为生活富裕的人，使所有农庄都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休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32-533页）②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深深印在千百万庄员的心里，成了集体农庄的具体的战斗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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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4-49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00页。——译者注
到1934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牢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苏联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1934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二十八万一千台，联合收割机三万二千台。1934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年早十五至十天完成，比1932年早三十至四十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1933年早三个月完成。
这样，由于党和工农国家的巨大帮助，集体农庄在两年之内就巩固了。
集体农庄制度的牢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高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取消面包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而规定食品可以自由购买。
由于作为临时政治机关而设立的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央决定把它们改为通常的党的机关，使其同当时党的区委会合并。
所有这些成就，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在工业方匝，都是由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获得的。
到1933年初已看得很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已经提前完成，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
这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获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1933年，斯大林同志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全会上作的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总结。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过去这一时期，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取得了如下的基本成绩:
（一）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成分而成了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
（四）集作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村中的贫穷、困苦现象，几千万贫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五）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一些生产部门里保持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已改为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
（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些成就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们使工人和农民彻底摆脱了剥削的桎梏，并为苏联全体劳动者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开辟了道路。
1934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名党员和九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名预备党员。
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部门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确认党的总路线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3页）①
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已占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占我国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至于商品流转，资本主义成分已从商业中完全排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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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4页——译者注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说过：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第一种成分是宗法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即几乎不进行任何贸易的经济。第二种成分是小商品生产，即占农民大多数的，出卖农产品的农户以及手工业者。这种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在新经济政权初期活跃起来了。第四种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第五种成分是社会主义，即当时还幼弱的社会主义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微不足道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同样很幼弱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列宁指出，在这五种成分中，社会主义成分一定会占绝对优势。
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获得完全胜利。
而这个目的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这点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不存在了，第二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领导力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5页）①
政治思想领导的问题在斯大林同志报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党说：虽然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已被击败，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在兴妖作怪。经济中特别是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是已被击败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得以死灰复燃的良好土壤。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在经济中已经消灭，但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仍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存在下去。同时必须估计到，应当时刻加以防范的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力图复活和支持这些残余。
斯大林同志还讲到，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特别有生命力。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有些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内，党组织放松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竟让它发展到同敌对势力结合起来、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成了危及国家的一种祸害。斯大林同志在答复民族问题上什么倾向是主要危险的问题时说道：
“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同上，第587页）②
斯大林同志号召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揭露敌对阶级的和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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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63页。——译者注
接着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单是通过正确的决议本身还不能保征事业成功。要保证事业成功，必须正确配备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员，并组织对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不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决议就有变成一纸空文而不能落实的危险。说到这里，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宁的著名原理：组织工作主要就是挑选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同时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祸害，就是通过的决议同执行决议、检查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脱节。
为了改进对党和政府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直属联共（布）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完成了任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
斯大林同志把党在新阶段上的组织任务规定如下：
（一）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二）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三）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得到实现。
斯大林同志在结束报告时提醒说：虽然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伟大的，使我们产生了应有的自豪感，但是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不要高枕而卧。
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96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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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74页。——译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两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更加宏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37年，工业产值和战前水平比，大概增长七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一千三百三十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六百四十多亿卢布。
这样多的基建项目，能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都得到彻底的技术改造。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拖拉机的总功率要从1932年的二百二十五万马力，增加到1937年的八百多万马力。还规定要广泛采用各种农艺措施（实行正确的轮作制，用精选的种籽播种，秋耕等等）。
对运输业和邮电业规定要进行工程巨大的技术改造。
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广泛规划。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组织问题很重视，并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在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胜利，党的政策已经由实际生活即由千百万工农的经验检验过了的时候，组织问题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新的复杂任务，要求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
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掌握新技术和新企业，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些任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首先是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的领导质量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591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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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84页。——译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它和旧党章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增加了导言部分。党章导言部分对共产党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说明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体系中的地位。新党章详细列出了党员的义务。党章中加进了关于接收党员的更严格的规定和关于同情者小组的条文。党章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的组织机构问题，重新拟定，关于党的支部（原称支部，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起改称基层组织）的条文。新党章还重新拟定了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的条文。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不仅使我们党，不仅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欢欣鼓舞，而且使我们的整个苏维埃知识界，使苏联全体忠实的公民欢欣鼓舞。
这些成就没有使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余孽感到高兴，而是使他们更加恼恨。
这些成就使被打倒的阶级的应声虫——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可怜余孽发了狂。
这些老爷评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时，并不是从欢迎每一个这样的成绩的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自己那个可怜的脱离实际生活和完全腐化了的派别集团的利益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意味着党的政策的胜利，意味着这些老爷的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他们不仅不承认明显的事实并加入共同的事业，反而为自己的失败和破产向党和人民进行报复，对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事业进行捣乱和破坏，炸矿井，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搞破坏，以便破坏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并在人民中间挑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同时，为了使自己那个可怜的集团免遭揭露和粉碎，他们戴上了一副忠诚于党的假面具，越来越起劲地巴结党，吹捧党、谄媚党，而事实上继续在暗中进行反对工农的破坏活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了忏悔的发言，他们颂扬党，把党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但是代表大会感觉到，他们的发言有些言不由衷和两面派的味道，因为党要求于党员的不是吹捧和颂扬党的成绩，而是在社会主义战线上忠诚地工作，但这一点是布哈林派早已没有的了。党看到，实际上这些老爷是通过自己的虚伪发言同他们在会外的同伙遥相呼应，教他们耍两面派，叫他们不要放下武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了言，他们过甚其词地斥责自己的错误，也过甚其词地赞扬党的成绩。但是代表大会不能不看到，无论是令人作呕的自我斥责，还是甜言蜜语的歌功颂德，都是这些老爷心地龌龊和做贼心虚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党还不知道。也没有料到，这些老爷在台上甜言蜜语的同对，已经在准备凶杀谢·米·基洛夫了。
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谢·米·基洛夫被人用手枪凶杀了。
当场捕获的凶手，原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参加者在列宁格勒组织的一个反革命地下集团的成员。
全党敬爱的，工人阶级敬爱的谢·米·基洛夫被杀害的消息，引起了我国劳动者无比的愤慨和深切的悲痛。
调查材料表明，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以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为首的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团。这个集团的宗旨是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谢·米·基洛夫是预定的第一名牺牲者。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口供中知道，他们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勾结，从他们那里领取经费。
这个组织中被揭露的成员，由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判处了枪毙的极刑。
很快查出存在着一个反革命地下“莫斯科总部”。调查材料和审判表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在培植自己同伙的恐怖主义情绪方面，在准备杀害中央委员和苏联政府成员方面，起了卑鄙的作用。
这些人的两面手法和卑鄙龌龊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个组织和指使杀害谢·米·基洛夫、催促凶手赶快下毒手的人，居然写了一篇颂扬死者基洛夫的悼文，要求把它登载出来。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装出悔过自新的样子，其实他们就在这时也还在耍两面派。他们隐瞒了自己和托洛茨基的勾结，隐瞒了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事实，隐瞒了他们的特务活动和暗害活动。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隐瞒了自己和布哈林派的勾结，隐瞒了法西斯分子的雇佣走狗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的存在。
后来查明，基洛夫同志就是被这个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杀害的。
还在当时，即在1935年，就已很清楚，季诺维也夫集团是个暗藏的白卫组织，完全应该把它的成员当作白卫分子来严办。
一年后知道，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准备杀害其他中央委员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伊·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尔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审判。这些当场捕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不仅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还作了准备要杀害党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领导人。后来调查材料表明，这些恶棍走上了组织破坏活动的道路，走上了充当特务的道路。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揭穿了这些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极其骇人听闻的堕落，揭穿了这些人用假装对党表示忠诚的两面派声明所掩盖的最下流的卑鄙勾当和叛卖行为。
犹大托洛茨基是这一大帮凶手和特务的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义的仆从，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和反革命指令的执行者。他们进行着使苏联在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的准备工作，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
各级党组织从谢·米·基洛夫凶杀案的审判中应该得出的基本教训是，要消灭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灭自己的政治麻木病，提高自己和全体党员的警惕性。
党中央在它为谢·米·基洛夫被凶杀一事发表的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指示说：
（一）“必须铲除机会主义的好心肠，它的根源就是错误地以为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会越来越驯服、善良。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那种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不声不响地爬进社会主义，最终将成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右倾思想的翻版。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要好心肠，而要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要记住，敌人愈绝望，就愈要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的最后挣扎的手段。要记住这一点，并保持警惕。”
（二）“必须把下列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在党员中讲授党史，研究我党历史上的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手段，他们的策略，尤其要研究我们党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即保证我们党战胜并彻底击溃这些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必须使党员不仅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右倾分子、右的‘左’的畸形儿等等。不应该忘记，熟悉和了解我党的历史是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33年开始的把混进来的和异己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工作，特别是在谢·米·基洛夫被凶杀后进行的仔细审查党员证件和更换党员证件的工作。
在审查党员证件以前，许多党组织中任意和随便对待党证的情况很严重。在好些地方党组织中发现，党员登记工作混乱到了根本不能容忍的地步，敌人利用了这一点来实现他们的卑鄙目的，他们以党证作掩护来搞特务，暗害等等活动。许多党组织的领导人竟把接收新党员和发党证的事情交给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员去作，甚至往往交给一些完全没有经过考查的党员去作。
1935年5月13日，党中央在给各级组织的一封专门讲党证的登记、发给和保存问题的信中，建议各级组织对党员证件进行一次仔细的审查，“在我们自己党的屋子里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
审查党员证件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党中央全会1935年12月25日关于审查党员证件工作的总结这一决议中指出，这次审查对于巩固联共（布）的队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组织和政治措施。
在党员证件审查和更换以后，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对此，联共（布）中央要求，接收新党员时，不要用集体接收的方式，而要用严格地个别地接收的方式，“从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不同岗位上经受了考验的工人（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接收“我国真正先进的、真正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入党①。
中央在恢复接收新党员的工作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记住，敌对分子今后还会企图钻进联共（布）的队伍。因此：
“每个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竭力提高布尔什维主义的警惕性，高举列宁党的旗帜，保证不让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偶然分子钻进党的队伍。”（联共（布）中央1936年9月29日的决议，载于1936年《真理报》第270号）
布尔什维克党清洗和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消灭了党的敌人，坚决地克服了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和苏维埃国家过渡到了新的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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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60页。——译者注
简短的结论
1930—1934年，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千百万小私有农户转上集体农庄道路，转上社会主义道路。
富农这一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被消灭和基本农民群众转上集体农庄道路，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最后根源的消灭、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完全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完全巩固。
集体农庄在克服了许多组织方面的困难后已完全巩固，并且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固基础——头等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消灭了失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为不断改善我们祖国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创造了条件。
我国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一切劳动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实行了大胆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力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就加紧进行他们的“工作”：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特务的匪帮。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反苏活动特别加紧起来。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来从事特务活动、暗害活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来促使苏联遭到失败，以便恢复资本主义。
苏维埃政权果断地惩罚了这些人类蟊贼，无情地惩治了这些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
第十二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1935—1937年）
一 1935—1937年间的国际形势。经济危机的暂时缓和。新的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1929年下半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1933年底。然后工业低落暂时停止，危机转为停滞，接着工业开始略见活跃，略见上升。但这次上升之后并没有接着就出现在新的较高的基础上的工业繁荣。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甚至不能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到1937年年中只达到这一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而到1937年下半年又爆发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进去的是美国。到1937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又增加到了一千万。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迅速增加。
这样，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从不久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就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
这种情况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因此，各侵略国愈来愈趋向于以掠夺其他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来弥补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并且这次除人家知道的德日两个侵略国外，还加上了第三个国家——意大利。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并征服了它。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从“国际法”来看是没有任何根据或理由的，它是采取当时法西斯分子惯用的方式，不宣而战，偷偷地干的。这不但打击了阿比西尼亚，而且也打击了英国，打击了英国从欧洲到印度和亚洲的海上通道。英国想阻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站稳脚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后来，意大利为了便于自由行动，就退出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军备。
于是，就在从欧洲到亚洲的最短的海上通道上结成了一个新的战争纽结。
法西斯德国用单方面的行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并决定实现它用暴力修改欧洲国家边界的计划。德国法西斯分子毫不隐晦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邻国，至少是占领这些国家里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这个计划预定首先占领奥地利，随后打击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也许打击波兰，那里也有整整一片与德国毗邻的德意志人居住区，然后……然后“再看分晓吧”。
1936年夏，德意两国开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意大利和德国借口援助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得到了可能悄悄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西班牙境内，即开到法国背后，又把自己的舰队开进西班牙的水域——南面到巴利阿里群岛和直布罗陀一带，西面到大西洋一带，北面到比斯开湾一带。1938年初，德国法西斯分子强占了奥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并扩展到欧洲南部，进到亚得利亚海附近。
德意法西斯分子在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时向大家担保，他们在西班牙是进行反对“赤色分子”的斗争，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但这是用来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的一种蠢笨拙劣的手腕。其实，他们是打击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把英法两国通向其亚洲和非洲的广大殖民地领土的海上通道截断了。
至于强占奥地利，要说这是德国同凡尔赛条约作斗争，是德国为保护“民族”利益而力求收回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丧失的领土，那已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奥地利无论战前或战后都不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用暴力兼并奥地利，就是用蛮横的帝国主义手段侵占别国的领土。选种做法无疑暴露了法西斯德国想称霸西欧大陆的野心。
这首先是对法国和英国利益的打击。
于是就在欧洲南部，在奥地利和亚得利亚海一带。以及在欧洲最西部，在西班牙及其周围水域，结成了两个新的战争纽结。
1937年，日本法西斯军阀侵占北平，侵入中国中部，占领了上海。日本军阀侵入中国中部，也像几年前侵入东三省一样，用的是日本方式，即偷偷地干的，办法就是玩弄骗术，借日方自己制造的种种“地方事件”找岔寻衅，用实际行动破坏一切“国际的准则”、条约和协定等等。日本占领天津和上海，就抓到了同中国这一广阔市场通商的钥匙。这就是说，只要日本掌握着上海和天津，就随时都能把英美从它们有巨额投资的中国中部驱逐出去。
当然，中国人民及其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国规模巨大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土，以及中国民族政府誓将中国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国国境的决心，——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当日本还掌握着同中国通商的钥匙的时候，它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就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的利益，这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于是，在太平洋，在中国一带，又形成了一个战争纽结。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它是不宣而战．悄悄开始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不知不觉地陷进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侵略国，即由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挑起的。战争在从直布罗陀至上海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着。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已有五亿以上人口。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反对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分割世界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受到损害。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前特点在于，进行和开展这次战争的是几个侵略国，而其他国家，即战争锋芒所指向的“民主”国家，却装作这次战争与它们无关的样子，袖手旁观，节节退让，吹嘘自己爱好和平，责骂法西斯侵略者，并……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阵地奉送给侵略者，同时却硬说它们在准备回击。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相当奇怪和带有单方面性质的战争。但它终究是一次残酷的和野蛮的侵略战争，是使防御能力薄弱的阿比西尼亚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受到蹂躏的战争。
如果认为这次战争的这种单方面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薄弱，那是不正确了。各“民主”国家无疑要比法西斯国家强大。目前正在扩大的世界大战所以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没有结成反对法西斯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当然不会赞同法西斯国家“走过了头”，并且害怕法西斯国家势力的加强。但他们更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付这一切“危险”运动的“良好消毒剂”。因此，各“民主”国家中的统治集团，特别是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只限于采取一种劝导猖狂的法西斯头目们“不要走过了头”的政策，同时还暗示，他们“完全谅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头目们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反动警察政策。英国统治集团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大体上和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在沙皇制度下所采取的政策相同，当时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就是既害怕沙皇政策“走过了头”，但是更害怕人民，所以就采取劝导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结沙皇反对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阶级因采取这种两面政策而吃了大亏。可以断定，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历史的报应的。
苏联看到这样一种国际局势，当然不能把这种严重事变置于不顾。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即使规模不大，也是对爱好和平国家的威胁。至于“不知不觉地”落到各国人民头上并且已包括了五亿多人口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更不能不是对各国人民、首先是对苏联的极严重的威胁。德意日三国“反共联盟”的成立，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一方面执行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国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1934年底，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因为苏联知道，国际联盟虽然软弱，终究可以成为一个揭露侵略者的场所，成为一种虽很软弱但多少总能阻碍战争爆发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时候，即使是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当忽视。1935年5月，法苏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以防止侵略者可能的进攻。同时，同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936年3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互助条约。1937年8月，同中华民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1930—1933年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二年，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整个这一时期，工业一直在继续高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到1937年年中只勉强达到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并且到1937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而苏联工业却蓬勃发展。到1937年底达到了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六倍以上。
这些成就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造政策的直接结果。
由于获得了这些成就，第二十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4月1日，即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问内完成了。
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胜利。
农业方面也差不多达到同样的高涨。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13年（战前）的一亿零五百万公顷增长到1937年的一亿三干五百万公顷。粮食产量从1913年的四十八亿普特增长到1937年的六十八亿普特；籽棉产量从四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亚麻（纤维）产量从一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千一百万普特；甜菜产量从六亿五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十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油料作物产量从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亿零六百万普特。
应当指出，单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除外）在1937年供给国家的商品粮，就达到十七亿普特以上，即比地主、富农和农民在1913年所供给的总数至少多四亿普特。
农业中只有畜牧业一个部门仍然落后于战前水平，而且继续保持着缓慢的发展速度。
至于农业集体化，那么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在1937年包括的农户达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刚已占农民的全部谷物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改造农业和大力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产生的成果，已经历历在目。
由于工农业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已装备了丰富的头等技术。工业和农业，运输业和军队，都已获得大量新的技术，大量新的机器和机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机车和轮船、大炮和坦克、飞机和军舰。必须配备几万以至几十万受过训练、能够驾驭所有这些技术并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作用的干部。没有这一点，没有足够数量的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这是严重的危险，它的造成是由于能够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并且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而使事情复杂化的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认为有了技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从前人们是过低估计技术和鄙视技术，而现在刚是过高估计技术，把技术变成了偶像。人们不了解，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人们不了解，只有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才能产生高度的生产率。
因此，掌握技术的干部问题，就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必须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且过分迷信技术和低估干部的作用转变为注意掌握技术，精通技术，在培养大量的能够驾驭技术并充分发挥技术技能的干部方面狠下功夫。
从前，在改造时期的初期，在国内痛感缺乏技术的时候，党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现在，在技术已经很丰富；改造时期已基本结束、国内感到干部奇缺的时候，党应当提出新的口号，把大家从注意力从技术上转到人才上，转到能够充分利用技术的干部上。
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1935年5月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得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选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才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①
于是，加速培养技术干部和迅速掌握新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这种干部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人才已掌握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进一步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这个运动在顿巴斯，在煤炭工业中产生和开展起来，随即扩展到其他工业部门，推广到运输业，后来又普及到农业。这个运动之所以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伊尔敏诺”矿井（顿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还在斯达汉诺夫以前，尼基塔·伊点托夫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采煤纪录。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这一榜样促成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提高生产定额，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的诞生。汽车工业中的布塞根，制鞋工业中的斯美塔宁，运输业中的克里沃诺斯，森林工业中的穆辛斯基，纺织工业中的叶沃多基亚·维诺格拉多娃和玛丽亚·维诺格拉多娃，农业中的玛丽亚·杰姆铁科、玛丽娜·格娜田科、普·安格林娜、波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尔达克和波林等，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第一批先驱者的名字。
继他们而起的还有其他先驱者，还有超过第一批先驱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整批整批先驱者。
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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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1页—583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说：“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塔宁、克里沃诺斯、昔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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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4页—586页。——译者注
然后，斯大林同志在说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阐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对于我国前进的巨大意义时说：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准确工作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时间的因素，他们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教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一定会增加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①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为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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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4页—588页。——译者注
在第二十五年计划内，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资基金在1933年为三百四十亿卢布，而到1937年则已增加到八百一十亿卢布。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在1933年为四十六亿卢布，而在1937年则已增加到五十六亿卢布。但仅在1937年这一年内，国家用在工人和职员的保险方而，用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疗养院、天然疗养地、休养所和医疗方面的经费，就大约有一百亿卢布。
在农村，集体农庄制度已最终巩固。1935年2月举行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及集体农庄的全部耕地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规定，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巩固，农村中的贫穷和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已经消灭。三年以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现在，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他产品和现金。已有几百万集体农庄农户，在产粮区每年分到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粮食，在棉花、甜菜、亚麻、牲畜，葡萄酒，柑橘和蔬菜产区每年分到几万卢布的收入。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建筑新粮仓和仓库已成为集体农庄农户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原有的贮藏室的设计只考虑到每年分到少量产品，对于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新的需要是十分之一也不能满足的。
1936年，鉴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同时又拟定了大规模建筑产科医院、托儿所，乳品厨房和幼儿园的计划，1936年，用于这些设施的拨款达二十一亿七千四百万卢布，而1935年只有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还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给多子女的家庭大量补助。按照这个法律，1937年支出的补助金达十亿卢布以上。
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新学校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工作。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1914年为八百万，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二千八百万。高等学校学生人数1914年为十一万二千，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五十四万二千。
这是一次文化革命。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了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过去的革命所以遭到灭亡，是因为它们给了人身自由之后没有可能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切实的改善。它们的根本弱点就在这里。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义而获得了自由，并且根本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得到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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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90页—591页。——译者注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1935年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苏联宪法必须修改，是因为从1924年以来，即从通过第一个苏联宪法以来，苏联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里，苏联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完全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富农已被消灭，集体农庄制度已经获得胜利，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确立起来，成为苏维埃社会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有可能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化，已有可能实现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
由斯大林同志主持的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拟定了苏联新宪法的草案。草案经过了五个半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草案被提交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
1930年11月，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是批准或表决苏联新宪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叙述了自1924年通过的宪法以来苏维埃国家内发生的基本变化。
1924年宪法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制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还容许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当时，苏维埃政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竞赛过程中组织和保证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当时，“谁战胜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立在旧的贫乏的技术基础上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当时农业更不成样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个体农户汪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小岛。当时还不是要消灭富农，而只是限制富农。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还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1936年苏联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到1936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观了。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量已超过战前六倍，并完全排挤了私人工业。在农业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已获得了胜利。到1936年，富农阶级已完全消灭了，而个体成分在国家的经济中已不起什么重大作用。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在国家和合作社手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永远铲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确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中已永远消灭危机、贫困、失业和破产。已为苏维埃社会的全体成员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说苏联居民的阶级成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旧时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被消灭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又消灭了所有的剥削分子——资本家，商人，富农和投机分子。现在只留下了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的少数残余，而完全消灭这些残余不过是最近时期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苏联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阶级已不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消来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了生产资料而把它变成了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掌握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变成一个崭新的阶级。它已变成摆脱了剥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确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工人阶级，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人阶级。
苏联农民的情况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时代有两千多万分散的个体农户——小农户和中等农户，都是单独在自己的份地上辛辛苦苦地耕作。他们使用落后的技术，受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等等的剥削。现在，在苏联成长起来的是崭新的农民，因为那些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已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农户已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基础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农民。这样的农民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变化。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不像旧知识分子那样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缩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
苏联生活中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的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成就，都在苏联新宪法中得到了反映。
按照这个宪法，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组成，工人和农民之间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它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和争得无产阶级专致而得以成长壮大。
苏联全部政权属于体现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城乡劳动者。
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苏联最高苏维埃由平等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选出，任期四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像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一样，是普遍的。这就是说，所有年满十八岁的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不分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的活动，都有选举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只有精神病患者和由法庭判决褫夺选举权者除外。
代表的选举是平等的；这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一票选举权。
所有公民都按平等原则参加选举。
代表的选举是直接的。这就是说，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从村的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苏联苏维埃，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有苏联公民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享有在年老以及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妇女在一切活动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是确定不变的法律。
一切公民都有信仰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宪法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召开群众大会的自由，保障结成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利，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因维护劳动群众利益或进行科学活动或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受迫害的外国公民有居留权。
同时，新宪法责成苏联一切公民履行下列重要义务；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忠实地履行社会义务，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维护和巩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
关于公民组成各种团体的权利，有一条宪法条文说：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则结成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者为巩同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先锋队，劳动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和批准了苏联新宪法草案。
这样，苏维埃国家就有了新的宪法——社会主义和工农民主取得胜利的宪法。
这样，宪法就明文记载了一件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建设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任务。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1937年，发现了属于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的一群恶棍的新材料。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审判，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人案件的审判，以及对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晋哥里茨等人案件的审判，都表明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早已结成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共同匪帮，即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审判表明，这些人类渣滓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1918年初进行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挑衅尝试，在1918年春阴谋反对列宁，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在1918年夏恶毒地向列宁开枪，使列宁受伤；在1918年夏发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在1921年为了从内部动摇和推翻列宁的领导而故意使党内意见分歧尖锐化；在列宁患病时和列宁逝世后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出卖国家机密，向外国间谍机关提供情报；凶杀基洛夫；进行暗害、破坏和爆炸；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二十年来原来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走狗的参加或领导下，遵照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指示干出来的。
审判表明，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恶棍们遵照他们的主子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旨意，企图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破坏国防，帮助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让苏联被肢解，把苏联的沿海边区割让给日本，把苏联的白俄罗斯割让给波兰，把苏联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生产奴隶制。
这些像虫子一样软弱无力的白卫小丑，俨然以国家主人自居（真可笑），竟以为他们真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沿海边区割让和出卖给敌人。
这些白卫虫子忘记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爷不过暂时窃据了国家职务，而这个国家是随时都可以把他们从办公室里当作废物扔出去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忘记了，苏联人民只要动一动指头，就能把他们变成齑粉。
苏联法庭把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恶棍们判处了死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一判决。
苏联人民对消灭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表示赞许，接着转入当前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并有组织地进行这次选举。
党用全力开展了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党认为苏联新宪法的实施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变。党认为这个转变就表现为选举制度完全民主化，从有限制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投票的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的选举。
在新宪法实施以前，对僧侣、过去的白卫分子、过去的富农以及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是有限制的，新宪法取消了对这几类公民的选举权的一切限制，使代表的选举成了普遍的选举。
从前代表的选举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选举名额不同；现在选举的这种限制已没有必要，一切公民都有平等参加选举的权利。
从前苏维埃政权的中级和高级机关的选举是多级的；现在新宪法规定，各级苏维埃，从村苏维埃和市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从前选举苏维埃代表采取公开投票，并按整个名单投票，现在选举代表则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并按选区提出的候选人逐个投票而不按整个名单投票。
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明显的转变。
新选举制度应当是而且确实是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政权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这个转变。党应当领导这个转变，完全保证自己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起领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本身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成为彻底民主的组织，使它们在自己的党内生活中贯彻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各级党的机关都按选举产生，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充分开展起来，使党组织对党员群众完全负责，并使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1937年2月底，日丹诺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就各级党组织作好准备以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作了报告，其中指出，许多党组织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违背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委派代替选举，用按整个名单投票代替按候选人逐个投票，用公开投票代替秘密投票等等。显然，采用这种做法的组织不可能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完成自己的任务。目此，必须首先消除党组织中这种反民主的做法，并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会听取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一）在无条件实现和彻底实现党章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二）取消委派党委会委员的做法，根据党章恢复各级组织领导机关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三）禁止在选举党机关时按整个名单投票，而要按候选人逐个投票，同时保证一切党员都有不选候选人和批评候选人的充分权利。
（四）党机关的选举采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五）各级组织都进行党机关（从基层组织的委员会起直到边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止）的选举，最迟到5月20日结束。
（六）各级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机关的选举期限，基层组织的党机关选举一年一次；区组织和市组织的一年一次；州组织、边区组织和共和国组织的一年半一次。
（七）基层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在全体党员大会上选举党委员会的制度，不得以代表会议代替全体党员大会。
（八）取消目前许多基层组织所通行的那种实际上是废止全体党员大会而代之以车间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做法。①
这样就开始了党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准备。
中央的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开了党为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而进行的选举运动的序幕。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帮助了各级党组织去进行自身的改造，去贯彻开展党内民主的方针，去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最高苏维埃选举。
党在开展选举运动时，决定把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结成选举同盟的思想作为自己选举政策的中心。于是党就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同非党群众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它决定同非党群众一起提出各个选区的共同候选人。这是资产阶级国家选举运动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和完全不可能有的。而在我国，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却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在这里已没有了敌对的阶级，在这里各阶层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937年12月7日，党中央发表了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
“1937年12月12日，苏联劳动者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群众并没有隔开，相反，它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同工人和职员的工会，同共青团和其他非党的组织和团体结成同盟进行选举。因此，将要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对于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双方都是共同的，每个非党的代表也就是共产党员推举的代表，同样，每个党员代表也就是非党群众推举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告选民书在结束时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者像选举党员候选人那样一致投票选举非党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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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67页——468页。——译者注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台号召全体选民在1937年12月12日那天，都到选举箱前选举联盟院代表和民族院代表。
每个选民都应当行使其选举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代表的光荣权利。
每个积极公民都应当把促进所有一切选民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当作自己的公民职责，1937年12月12日应当成为苏联各族劳动者团结在列宁、斯大林胜利旗帜周围的伟大节日。”
1937年12月12日，即在选举前夕，斯大林同志在他被提名的选区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讲到人民的使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应当是怎样的活动家时说：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像列宁那样时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现象，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生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像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12月12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是在巨大的热潮中进行的。这不是平常的选举，而是伟大的节日，是苏联人民的盛典，是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显示。
在九千四百万选民中，参加这次选举的有九千一百余万人，即占选民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万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选民，都投票选举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提出的候选人。只有六十三万二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选民，投票反对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当选。
这样，九千万人用一致的投票证实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
这是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获得的辉煌胜利。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胜利。
莫洛托夫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所说的苏联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在这里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结束语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
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和平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地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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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4页）——译者注
（二）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但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所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且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条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但是，俄国1905年的革命，特别是1917年2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1917年4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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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第274页。——译者注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埋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②
（三）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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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页。——译者注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页）①
（四）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克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克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克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台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有叛徒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所有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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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译者注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存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页）①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于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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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页。——译者注
②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译者注
（五）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耐心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①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选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六）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像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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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译者注
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小圈子里闭关有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存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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