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341部队的由来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代号8341，社会上的议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传说纷纭。
2007年4月14日，《上海老年报》第7版有一篇文章，注明摘自《中国有色金属报》，题目是《知根知底“八三四一”番号的由来》。文中说：毛泽东把自己的警卫团叫“八三四一”部队，因此，社会上有些人说他如何“神”。毛泽东是1893年12月26日生，1976年9月9日逝世，刚好活了83岁。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抓军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前后主政41年。“八三四一”番号与这两个时间吻合。但这个番号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解放初毛泽东征求算命先生意见而决定的，而是与他年轻时一支旧步枪的编号偶然巧合而已。
作者否定了前一说法，而又提出一个什么由步枪编号的说法。他说，毛泽东年轻时，从韶山到长沙后，参加了湘军，被编入湖南新军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下士，发了一支汉阳造的旧步枪。那支枪满目疮痍，但毛泽东仍很喜爱它，特别是看了它的编号“八三四一”，更是爱不释手。他每天观看它，擦拭它。半年后，毛泽东离开新军，交出了那支枪，但他终生没有忘记它……解放初在建立中央警卫团如何取番号时，毛泽东就情不自禁想起了那个“八三四一”的编号，决定就用那个编号作为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暗指“党指挥枪”的意思。
种种传说，除个别如活到83岁，执政41年属于巧合外，都不是事实。因为这件具体事与毛泽东主席根本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支部队，为了简便或保密而用来代替正式名称的都有一个代号，同时还有一个正式名称的番号。而代号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全军统一下达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是正式番号，而8341部队这个代号，是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且代号用过一个时期后，是要更换的，像中共中央警卫团现在已有新颁的代号，8341已经不再使用了。
据军史有关辞书记载：中共中央警卫团的前身，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1928年5月，为保证红军军部和首长的安全，毛泽东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特务连先后经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断发展壮大。1942年10月20日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警备团，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团长吴烈、政治委员肖前，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建制屡有变化。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中央警备团扩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刘辉山，政治委员张廷桢。1953年5月，因中央警卫机构的变动，在中央警卫师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调整充实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警卫团（实际是师的建制）。该团番号全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任务，团长张耀祠，政治委员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按编制序列，总参谋部下达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8341部队。
1976年，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警卫团又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总参下达的代号是57001。师长张随之，政治委员武健华，任务和隶属关系依旧不变。
这支部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几十年来，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做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二、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主席为了更多地直接掌握农村工作的动向和真实情况，1955年春交代中央办公厅和军委总参，从全国每个专区选调一名优秀的排级干部，补充到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任务之一就是轮流返乡作农村调查，作为他联系农村，了解农民的一种方法。
人员调齐以后，为了使警卫队员明白调查有什么好处，调查什么，怎样调查，毛主席于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颐年堂前院，给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领导以及警卫中队的全体同志作长时间的重要讲话。毛主席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壮丽图景，又讲到每个人应该怎样工作。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项，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项调查工作。为什么要作调查？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的调查，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主席对将要返乡作调查的同志们说：“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毛主席要同志们在调查中注意宣传党的政策。
在回乡调查的同志们出发之前，毛主席又亲笔写了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谈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毛主席的讲话，使同志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学习了调查的方法。回乡的同志怀着必须完成任务的决心，从自己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乡村干部等多方面，通过劳动、交谈、访问，了解到许多详实生动的情况，回部队后将调查的材料写成书面报告。
毛主席亲自听取汇报，批阅调查报告。1955年7月19日、25日、26日，他一连三天，用了10多个小时，听取回队同志的汇报。为了节省时间，毛主席还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在汇报中，他仔细地询问每个同志自己家里的人，能不能吃饱，还有多少余粮，家里有几个劳力，收入有多少，有没有生病受灾的，进而问到村里乡里生产、生活等情况。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主席时而沉思，时而做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气。
毛主席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遇有错别字和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过来。他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你们看，这是报酬的‘酬’字，这是仇恨的‘仇’字。”“这是‘总’字，这是‘怎’字”。见到文字畅通，内容又比较好的报告，主席就马上肯定。毛主席看到队员叶遥反映他的家乡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贫下中农，依靠合作化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连声称赞说，你们那里的老百姓真能干，农业合作社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说着主席随手拿起笔，在报告上批示“合作社很好”。队员高碧岑，反映了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第六区南竹乡的情况，毛主席看后也比较满意，在他的调查报告上批写：“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队员胡全德，在他写的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中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发放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子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毛主席在此件上批注：“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队员王文礼，在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五连屯村的调查报告中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要购粮证，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该村去冬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由于不注意喂养，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毛主席看后批注：“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队员李好学，在他写的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中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在统购时，由于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都卖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主席在此件上批写：“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同时，毛主席在上述三件材料上都批示：“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省长。他看过调查报告后，于1955年7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说：“主席批交我阅的河南三个乡的调查材料，我已经阅过。感到有些情况很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回去进一步作调查研究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已把这三个材料抄写了。兹把原件送回，请查收。”
我们记忆犹新的还有，毛主席还把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三人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交中央全会各同志。1958年5月24日，毛主席给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了一封信：
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五月廿四日
谭震林于5月26日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毛主席当即在谭震林的报告上（附有李宝森等三人写的调查材料）批送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五月廿七日上午二时
批示中说的“到会各同志”，是指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的同志。
三、学好文化，毛主席担任名誉校长
毛主席从多名警卫队员的汇报中，发现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为完成好当前的任务，并为这些年青人长远着想，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这些同志的文化程度。毛主席在同他们交谈时，不断提到要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
1955年7月26日，警卫队长韩庆余带领第三批队员汇报探家调查情况。韩队长把六个队员写的材料交给毛主席，主席先看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得很好。”毛主席拿着材料，指点着问：“这个材料是你自己写的？”曾文说：“别人帮我抄了一下。”主席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真实情况的，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的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主席进而问道：“你们学不学文化？”
大家回答：“一周一天。”
主席问：“还学什么？”
“星期六党日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五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
主席听得很认真，问道：“政治学什么？”
“当前是全国党代会四个决议等文件。”
主席又问：“那么什么是军事？”
“制式教练。”
毛主席回忆着：“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靠自己订报，看书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主席又把话题拉回来：“长时期学这些怎么行呢！我们不打仗，又不是战斗部队，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主席指着张耀祠和韩庆余说：“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兵，出去还干一点事。”主席扳着指头说：“要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年中学毕业还是问题不大的。”
毛主席还常常提一些最普通的科学知识问题，启发队员们求知的欲望。从北方到南方，从渤海湾到珠江，主席走到哪里问到哪里;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水，从空中的飞鸟到院子里的花木，主席是见到什么就问什么。主席在深夜散步的时候，问过哨兵：“你说天上有多少星座？为什么星星会发光？”有几次主席在游泳的时候就问道：“曾文，你知道水的成分是什么？”“王惠，人在水上为什么会浮起来？”“高碧岑，你说海水为什么是咸的？”这些曾经陪同主席横渡长江，同游大海的游泳猛将，一时被主席问住了。这时候，主席便会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只学语文、算术两门课？要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嘛！”
一次散步的时候，主席问孙连忠：“广州为什么这样热？你说天热有什么好处？”孙连忠也是个扛活出身的，在家没有读过书，只好含糊地说：“天热就好呗。”主席笑着说：“你学过地理没有？”孙连忠回答：“没有。”主席便告诉他：“广州这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庄稼一年三收。你学学地理吧，我们的国家大得很！”
北京的秋天是凉爽的。有一天，高碧岑正陪着主席游泳，蓝蓝的天空里忽然飞来一团团乌云，顿时风吹浪起，成群的乌鸦乱飞，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候，只见几只雄健的大鹰，身不摇，翅不动，穿过乌云，在天空平稳高飞。主席仰着身子问高碧岑：“你说老鹰在空中为什么翅膀不动可以飞？”高碧岑张口结舌说不上来。主席接着说：“你们以后可要好好学习物理啊！”
1956年9月15日早上，曾文刚起床就遇到主席。主席喊了声他的名字，便和他谈起了警卫队的文化学习。
“……以后你们就不要叫什么队，就叫文化学校吧，你们都是学员。”主席停了一下问：“我当你们的校长好吗？”曾文高兴得连声说：“好！太好了！”主席笑了笑说：“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一个副校长。你们在这里学习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程度，你说成不成？”
“成！”曾文信心十足地回答主席。
主席又说：“你们还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我看是可以的。”
曾文告诉主席：“现在同志们学习文化的劲头都很大。”主席点了点头，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现在工农的大学生还很少，将来就多了。”
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党委很快地为警卫队制订了一个初中阶段的教育计划，送请主席批示。第二天主席就批准了这个计划。经过一番教学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1957年1月21日，警卫队的文化学校正式开学了。
开学后，主席总是关注着他们的学习。对一些随他外出执勤的同志，主席常问他们：“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上了吗？”主席还问随行的同志：“数理化好学不好学？”他们回答：“物理好学，讲的都是亲身做的和眼睛看到的，也好记，就是代数不好学。”主席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要是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大家笑着答道：“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警卫队的队员们不仅是在主席的直接教诲和亲切关怀下，同时也是在主席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不倦的学习精神的鼓舞下，顽强刻苦地坚持着文化学习。他们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年纪那样大，知识那样渊博，但是工作起来，学习起来，常常是废寝忘食。从炎炎的夏夜，到风雪飘落的寒冬，主席屋里的那盏台灯，整夜整夜都是那样明亮。主席经常是这样无眠无休地操劳着国家大事。除了紧张的工作，还抓紧点滴时间读报刊，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特别使队员们深受感动的是，主席每天坚持学习外文，夏夜12点还在路灯下大声朗读外语。主席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间外出视察工作。他的行李随行的队员一手就可以轻轻提起，而他带的书籍文件，却是一箱又一箱。无论在轮船上，在火车上，甚至在飞机上，主席的座位上，总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报。
毛主席的卫士张宝金在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学习4年（这个学校原是党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为广大工农干部举办的文化补习学校，后随党中央机关迁驻中南海，更名为“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非常刻苦，1955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后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前茅。主席十分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队员说：“张宝金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他学习后有知识了，社会经验也多了，我就高看他一眼。”每次张宝金回中南海机关，主席都挤时间接见他，勉励他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的另外两个卫士李连成和田云玉，经过努力，也于1956年一起考上大学预科班，结业时，主席请他们吃饭，还向他们敬酒。这对中南海业余学校的青年学员和警卫队员的学习热情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1960年1月，当主席知道警卫队员的文化学习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时，笑着向队员们说：“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
主席的这句话是对全体队员的最高奖励。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工农子弟，在主席的亲切教导下，在工农群众知识化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959年8月，他们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初中学习结业后，他们有的在警卫部队当了指导员、排长和教员，有的被送到党校和军事学校去深造。1960年10月，仍然在警卫队工作的队员进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学习。
四、开展小整风改进作风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特别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等违法犯纪的事发生，一经发现，必亲自过问，从不姑息。
196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某些工作人员（有几人不属8341部队编制），在北京和随毛主席外出期间，违犯纪律，从多吃多占到无偿索取当时市场上供应紧张的各种生活日用品，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毛主席发觉后，立即指示，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开展小整风。
1960年9月下旬，毛主席把1958年3月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的汪东兴调回北京，仍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长。9月28日上午，毛主席对当日回京的汪东兴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他要汪东兴抓好这件事。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就工作人员小整风的意见向主席作了汇报。他说，进行小整风，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学习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在学习的基础上，互相谈心，互相启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每天搞半天，争取50天完成小整风。毛主席说，办法对头。
10月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开展小整风计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还以他自身经历中的一些感受来教诲大家。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积极地参加了小整风。
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主席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本人也写了检讨。
毛主席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是位老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这样的人调离中南海。毛主席还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订工作人员守则：“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要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要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遵照毛主席的要求，从稿费中支取了那时不是一笔小数的一万多元，派人到出事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不良影响。
进城以后，毛主席对党内会不会出现贪图享乐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警惕。他特别注意从高级干部抓起，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抓起，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警钟，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的全体同志，对毛主席关于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亲切教诲，都是刻骨铭心的。它将永远指引我们廉洁自律，保持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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