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及其会后的重新分工，基本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其前后的三个“三人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个“三人团”，习惯上称中央最高“三人团”。1934年下半年，红6军团、中央红军主力、红25军开始实行战转移，进行长征。随后，红4方面军和红2军团也开始长征。
为了准备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组成一个最高“三人团”。实际工作分工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这个最高“三人团”，是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准备阶段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的。长征初期，由于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红军虽然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勇敢作战的精神，突破了国民党军重兵的第4道封锁线，但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从而，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新的“三人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三人团”，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个“三人团”的形成，首先是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开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党内负总责的博古继续推行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的张闻天，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犯有“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不乏在中国革命道路、工人运动和克服群众运动中的关门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与“左”倾思想相左的一些正确意见。尤其是于1932年10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左”倾错误作为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批评，这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次有力冲击，在政治思想上具有突破的意义，标志着张闻天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觉醒。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事变前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对于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分歧逐步加深。1934年4月，广昌战役前后，两人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由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这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的条件逐步形成。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担负的工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动，由主要参加中共中央领导转到政府工作上面。这样，张闻天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合住在一处工作，互相关心，增进了友谊。同时，两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工作》一书，成为合作开始的标志。
被实际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张闻天，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6月24日写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的论文，实现了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由量变到质变的思想飞跃。随后，被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又被博古剥夺了在中央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这段时间，张闻天通过调查研究，为《红色中华》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从总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阐明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而，为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私人合作，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领导格局。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的设想，毛泽东和张闻天，被分派到各个军团去。由于他们持有异议，因而被留到总指挥部，与负伤的王稼祥一起行军。这种特定的环境，形成了一个被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他们与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坚持正确意见，为端正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作出了贡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张闻天围绕博古的主《报告》，作了反《报告》，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错误军事领导；毛泽东作了1个多小时的发言，深刻揭示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尖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进一步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尔后的军事行动方向；王稼祥相继作了发言，除了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外，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也强烈谴责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领导。
新“三人团”
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得到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和会后的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取消中央最高“三人团”，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最后决策的负责者。这就意味着正式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博古的党内负总责的职务。显而易见，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队“三人团”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个“三人团”，称为中央新“三人团”。根据遵义会议的精神，1935年3月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习惯上称为中央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在党内、军内开始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军事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这个中央新“三人团”，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确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由９人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至此，中央新“三人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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