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里，若论全球影响最为广泛，特别是让多少西方国家谈之色变的一场瘟疫，那当属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作为一场源头在美国，却叫西班牙遭到“污名化”的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自1918年起爆发于美国某军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迅速肆虐全世界：在美国，它的致死率一度高达四分之一，仅1918年这一年，美国的死亡人数就接近五十万，单月死亡人数一度突破20万，甚至“到处都在制造棺材，挖掘坟墓”。在欧洲，英王乔治也成了“西班牙流感”的患者，马德里一地就有三分之一感染，欧洲的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二百万……
而在全球范围内，“西班牙流感”更是覆盖各大洲。菲律宾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印度的死亡人数突破一千万。两年时间里，全球感染人数接近五亿（当时全球人口约20亿），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万至一亿。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地球上每20个人里，就可能有一个人死于“西班牙流感”。这个数字，哪怕取最低值，也远远超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伤亡。
但在这如此惨痛的一页里，当时正处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面对“西班牙流感”时的情况又如何呢？
1918年至1920年，即“西班牙流感”肆虐世界的这几年，“民国时代”的中国，也确实出了不少大事，还留下了不少叫“精英们”难忘的“民国风情”。“西班牙流感”这件事，放在中国近现代的记载里，居然存在感并不是太强。
以各类资料的综合统计，1918年至1920年，中国也确实有多地爆发流感疫情：既有北方的黑龙江、吉林等省，也有沿海的广东、江苏、山东各省，甚至还有内陆的四川、云南等省。云南省甚至在流感里出现了“数千人死亡”的情况。上海在1918至1919年，总共在流感中死亡901人。总体说来，各地都是小规模爆发，没有大规模扩散。而以上海当地的数据，中国在这场流感里的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三，远低于同时代世界平均水平。
单看这数据，民国“抗击西班牙流感”的成绩单，似乎很不错。
为什么会有这“好成绩”呢？首先必须归功于中医的作用。当时的流感，在中国统称为伤寒，中医对此也有着悠久的应对经验。所以1918年流感“登陆”中国后，《申报》等媒体很快刊登出了“银翘散”等中医药方，确实对当时的流感，起到了对症下药的防治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却是当时“民国政府”的躺平。
1918年至1920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年月，北洋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各地灾荒、战乱、动荡不断。“西班牙大流感”这么个震惊世界的事儿，放在当时乱哄哄的中国，也就不算个事。且不说什么防疫政策，就连疫情的资讯、数据等信息，其实也多是糊涂账。就连“西班牙大流感”也都被统称为“流感”。
而前文里提到的当时中国各地的疫情状况，绝大多数也都不是官方数据，相反却是在华外国媒体的统计。较为确切的数据，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乃至农村，更多的数据就模糊了。《中国博医会报》（美国人在中国创办）就记载了1919年时中国农村的疫情状况：有些200人左右的村庄，一个月内就有40人感染，还有的村庄感染人数超过一半，“几乎每天都要举行葬礼”“导致棺材供应都成问题”。
这类数据在当时，基本不会记入到统计中。于是“抗击西班牙流感”这事儿，也就成了个别“精英”口中，“民国政府”的一项重大成就，甚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也一度火热流传。
可是，这样的“躺平”“不作为”，真的就是“抗击瘟疫”的必胜招数？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恰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里，那触目惊心的瘟疫灾难。
虽然西班牙流感由于其特殊的传播特点以及中国的国情，确实没有在中国酿成大规模灾难。但是民国的瘟疫灾难，却绝不算少。翻翻民国时代的历史，只要是“瘟疫”俩字，往往就是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
以近代史上曾令欧美各国恐惧的“天花”为例，虽然19世纪时，西方国家就研发出了种痘技术防治天花，且在晚清年间就传入中国。但在民国时代，“天花瘟疫”却成了恐怖杀手，比如首先引进西方种痘技术的广东省，就年年要爆发天花疫情。1911年至1949年，中国每年死于天花的病人数以万计。直到新中国建国后，全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终于在1962年彻底消灭天花。
“天花肆虐”的景象，在民国也并非个例。虽然民国“扛住”了肆虐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但更多在欧美国家早已得到成功防治的疾病，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恐怖恶魔。比如霍乱就成为致命疾病，单是上海一地，平均每五年就会爆发一次霍乱，甚至还被称为“地方第一杀手”。
而在全国范围内，比起在民国“没有存在感”的西班牙流感，霍乱带来的灾难却极度恐怖。1932年全国性的霍乱瘟疫，波及陕西、河南、甘肃等18个省，仅在陕西一省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全国范围内死亡近五十万人。甚至在当时成都街头上，干活的苦力都要身上挂牌子，上面写好自己的姓名与地址。因为当时霍乱肆虐，街上的苦力随时会染病身亡，提前做好准备，至少方便别人帮忙料理后事……
此外，就是在西班牙流感登陆中国的1918年，中国山西地区还爆发了肺鼠疫，这场鼠疫灾难波及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六省，造成了近一万五千人的死亡。这种在当时欧美国家已经很少见的瘟疫，在中国却有着比西班牙流感大得多的破坏力。整个民国时代，肺鼠疫带来的直接死亡人数，接近六十万人。
以许多学者的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仅因“法定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万人以上的瘟疫，就有59次之多。是之前2000年中国古代史上，重大疫灾次数的近两倍。时人形容民国的瘟疫“无岁不发生，无岁不蔓延，死者累千盈万”。至于“非法定传染病”造成的灾难，那也同样恐怖，1928年湖南“黄肿症”引发的瘟疫，死者多达3万人，1930年甘肃一场瘟疫，死者接近60万人。这些，都还只是“非法定传染病疫灾”之一。
以这个意义说，西班牙流感在中国的糊涂账，非但不是什么“民国抗疫荣光”，却恰恰是民国一段沉痛历史的见证。
那么，为什么号称“风情万种”的“中华民国”时代，会有这样一段沉痛的历史？很多人都从“天灾”“战乱”“国情”等方面，找到了种种理由，但根子上的一条，就是那号称“精英云集”的民国政府，从北洋时代至国民党时代，那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极度漠视——到1934年时，中国才有医师7888人，新中国成立前夜，国民政府留下的省级传染病医院只有16所，全国各类医院总共2000所，医疗资源之匮乏，超出多少现代人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以学者钟惠澜的抨击，民国时代的国人一旦患病，只有百分之三十能有机会得到救治。各省的医疗经费，只是行政经费的零头。1935年，江苏一场瘟疫里的景象，就足以说明民国医疗的荒唐：每个患者治疗费是十五法币，但患者却出不起，只能十五个患者一人出一法币，然后医生抽签决定给谁治疗……
看懂这一切，就看懂了那“优雅”“高贵”的“民国”，最终崩溃的原因，以及那一批“民国精英”们，对于民生寒苦置若罔闻的丑恶嘴脸。而我们今天对于疫情的高度防控，却恰恰是那个年代，多少苦难换来的教训。
参考资料：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张堂会《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的瘟疫》、徐敬文《民国时期的疫疠与防治述略》、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阿丽塔《基于文献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国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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