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有关资料，大概在67年到77年这十年期间，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让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农村锻炼，当时的背景是，人口建国后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城市提供不了相应的充足的就业岗位，同时，知识分子和基层劳动脱节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鼓励大批青年学生，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防止思想蜕化，也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商品粮供应压力。
在67年到77年这十年间，根据统计年鉴，累计约980万青年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次活动。但后来取消上山下乡活动后，绝大多数人都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也恢复了原来的待遇。但这十年间，这近一千万上山下乡的青年，在以后的社会思潮中反响极大，特别是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大量反思那次活动的文学，被人称之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本质大多是有过亲身经历的文学青年写就的，有真实的生活记录，当然也有文学艺术需要而加工的虚拟。
伤痕文学整个的基调，基本是对那个年代那个活动的反思和否定：多数写得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但实事求是地讲，在新中国建国后不长的时间内，乡村落后是必然的，城市相对于乡村而言，各方面都是较好的，那是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相比现在差别更显著；但从没有人想，或者很少有人想，那是建国才多久，那时的农村人口基数何其大，为什么那么多农村人口没觉得苦，而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就感觉那么遭罪呢？那么反感那场活动呢？农民苦就应该，知识青年苦一阵就是社会的罪？从这个角度而言，伤痕文学的本质就是自身优越的体现，而不能受一点点艰苦。
对比上山下乡的1000万知识青年，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起源于九十年初的下岗失业，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93年到2001年，国内下岗人数达到3000万之多，当然也有其他数据说是4000万或5000万的，咱就以权威的3000万计，当时下岗的工人是当年上山下乡青年的三倍之多。要知道，当时上山下乡的青年只是家庭中的一员，不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成员，而后来下岗失业的工人，她们可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山下乡的青年不会对家庭经济收入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而下岗失业的工人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是严重的，有的基本断了经济来源。
上山下乡，有伤痕文学为她们鸣不平；而下岗失业的数千万工人，在其后的数年内，几乎没有任何反响，更不用说有文学作品或社会报告等予以反映，更谈不上反思。反而是更多的得到肯定和赞扬，春晚黄宏小品中的一句话“我不下岗谁下岗”，宣扬的是工人的自觉思想水平，社会层面肯定的是敢于改革，敢于打破铁饭碗，都是正面的宣扬。而没有人，没有文学作品反映那个阶段工人的失落状况。
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后来下岗失业的一部分人中，也曾经历之前的上山下乡活动。不知道是认可伤痕文学反映的上山下乡的艰苦，还是认可后来失业下岗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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