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都比较关注二战历史，对日寇暴行更是有着切肤之痛，每一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但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相对比较淡漠，因为我们不是实际参战国，直到1917年8月北洋政府才对德、奥宣战，用派出劳工形式支持协约国，后来成了战胜国。
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还是受到了列强欺负，中国利益成了它们交易的筹码，因此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后来的历史发展课本上都有述叙。
因为容量问题，课本上没有说的是，其实，一战给了中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很遗憾，将近十年时间都没有抓住，毕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等到欧洲列强结束绞肉机般的厮杀，卷土重来回到中国时，一切都晚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的工业发展才有根本性改变。
一战与中国
欧洲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
一、外来贸易竞争者迅速衰落，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交战各方对原材料和食品的渴求，刺激了中国出口贸易；
三、白银价格飚升，令中国货币购买力大大提高，也有利于偿付外债。
这些有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战事一起，由于欧洲各国下达全面动员令，欧洲银行资本抽调回国、公司停止或减少了业务活动、绝大多数在华职员回国入伍当兵。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市场受到保护，中国当时是无法主动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因为关税权不在北洋政府手里，长期处于被外来工业制品倾销的地位。
以倾销最为严重的纺织品来说，战前，中国的棉纱进口量为250万担，棉布为1900万匹，战时，减少分别降为130万担和1400万匹，战后初期下降得更多，这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兴起。
在出口方面，欧洲急需的军工原料，如钨和锑供不应求。钨，1913年国际价格为7.4美元/磅，1916年飚升到25.3美元/磅，翻了近四倍，这是送上门来的小钱钱。
还有植物油（油漆用）、皮革、羊毛、面粉、鸡蛋、蔬菜，特别是英国和沙俄的军队的红茶需求量极大。
中国有条件满足“战争市场”的需求，并成为一个大供应商。
再说货币（白银），1913年墨西哥革命后，全球鹰洋出现短缺现象，1914年，一战爆发，各国都不得不加快了铸币节奏，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自然成了最大受益人。
1914年，1两中国银可兑换0.67美元；1917年可兑换1.03美元；1919年达到1.39美元，汇率变化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提高中国白银的全球购买力，特别是在大中型机器进口方面；
二、减少了外债实际偿付额。
说个题外话，战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组织并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白银兑换法郎的优势以及容易找到工作机会的环境，而法国学校也急需获得收入。但到1920年冬天，一切都变了，中国学生苦不堪言，闹出了不少风波（改天专门写这事，以及毛泽东为何不选择赴法国留学？）
当中国减少了竞争压力、扩大了出口市场、提高了货币购买力，但为什么这些有利条件没有得到利用，反而让美国和日本在战争占到了大便宜？
中国、美国、日本一开始都是中立国，可以向交战集团双方卖商品，但中国存在着致命的不利因素：
一、欧洲外资抽回，中国企业无力筹措资金，因为金融业不发达，银行太少。
大战期间中国新增银行为96家，相对大型银行有：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张謇，陈光甫合伙。还有浙江实业银行、北京的盐业银行、上海的四明银行、天津的中孚银行，1916年，浙江兴业银行也搬至上海（1906创于杭州）……
但大多数企业还是习惯于无担保、无抵押的钱庄贷款模式。江浙钱庄是以个人关系、地方关系的圈子信用为主，融资范围很窄。
1917年开始，银行和钱庄进入并存时期，但还是钱庄受欢迎，因为新式银行需要担保或者抵押，还有严格的货款审查流程，企业并不喜欢。
钱庄是机密事务，外人也看不到帐簿资料。熟人之间只凭信用就可以贷款，如果债务方赖账，他的家乡圈子就不要混了，其它圈子也没有可能信任他，这是毁灭性打击。所以，钱庄无论在放款便捷性上，还是在还款信用度上都比银行有优势。
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钱庄模式既无法形成全国性金融机制，也无法建立完善的贴现制度。
一战之前，中国并没有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上海股票交易所只在租界存在，主要为外国证券服务）。
当中国的银行和钱庄繁荣起来之后，到了1921年，上海产生了140个交易所，但吸引的主要是疯狂投机客。
问题出在中国没有权力机构能够监管如此多的交易所，极度的自由必然导致极度的混乱。美国则抓住机会加紧对中国金融业的控制，它的亚洲银行公会（ABC）集中大量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企业不得不向美国、日本金融机构借款，把企业抵押给它们，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后来就显现了出来。
二、中国远洋轮船严重匮乏，而向其它国家租船费用却极其昂贵；
1913年，上海到伦敦海运商品一吨价格为2英镑，但到了1917年，价格升至一吨50英镑。因为一来，欧洲商船大多被军方征用；二来，运费加入了风险费用（商船会遇到水雷甚至潜艇袭击）。
美国、日本作为中立国，它们的远洋运费自然一路上涨，战时，商船从上海到旧金山的运价，从一吨5美元升到了70美元。
中国企业面对雪片般的订单时，却找不到本国船只运货，只能租中立国商船，同时，中国西方下的机器订单，也是成本畸高。
没有自己的远洋轮船， 中国企业急死也没用，它们的利润在运输途中就已经被别人割走一大块。
汉治萍公司负责人曾在第十次股东大会上痛苦地说：由于无法添置机器设备，所以，也无法利用大战带来的有利局势。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有识之士知道大战带来的机会，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不是企业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工业设备短缺，急需的机器，因欧洲有战时限制政策运不到中国。
中国企业向英国订购的机器，款都已经付了，但人家不发货，说是战时政策，一直拖着。
钢材的供应也停止了，中国又没有产钢能力，只能催英国，英国就让澳大利亚提供钢材，但澳大利亚却在1915年把价格翻了一倍，随便你要不要。
机器和钢材缺乏怎么办？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因为你没有重工业。
除了自身不利因素外，日本对中国工业的伤害可谓是致命一刀。
日本人除了获得了经济特权外，它对中国还有领土和政治野心，它在中国的掠夺工具是各种拓殖会社、兴业会社、实业会社等。
日本还大力增加对中国重工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预谋地“杀死”中国工重业。
重工业被日本人控制到什么程度？现代化的采煤业，有四分之三是日资控制，铁矿业则完全是日资。
重工业无法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一战时期失去了真正的工业发展机会。
发展起来的是轻工业，如纱厂，1914年只有8家，1922年达到49家，还有荣氏家族的面粉工业，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的榨油业（恒裕公司，从德国人手里收购）。
在江浙沪之外，广东的烟草、造纸、火柴工业也发展迅猛，北方还有啤酒、针织、肥皂、玻璃、毛巾、地毯、缝纫机、汽水、白酒等小企业。
但就是没有基础工业，而日本基础工业却在迅猛发展，包括军工业。
中国赚到的钱来自哪里？茶叶、蚕丝、原棉、皮革、油料、尤其是锑和钨，占了全球市场份额40%，利润奇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是贸易逆差国，但到了1919年，贸易赤字从战前的1.13亿两白银减少到了1.6千万两白银。
然而，中国经济只是苏醒了几年，等欧洲列强回来，又睡着了。
实际上，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买办集团的存在。
它们只为外国人利益服务，当赚钱的时候，北洋政府和地方政府收不到什么税，当中国企业被西方碾压时，它们则向北洋政府求救，要求得到财政支持。
1921年，企业倒闭潮一来，上海140多家交易所就崩盘了，6月份，中法工商银行倒闭，引发上海滩金融崩溃，1922年上海爆发“信用交易风潮”，买办们趁乱套利。
1923-1924是纱厂危机，欧洲商品疯狂地向中国涌来，它们的对手是日本。而中国民族工业企业根本无力抵挡，脆弱的经济奇迹，于是便夭折了。
如此有利的机会抓不住，那就说明中国体制和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成功，一个贫穷而崭新的新中国诞生了。
新中国在面临西方全面封锁时，站直了身子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全面工业体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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