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观念，我知道一些。比如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但不敢说我了解得很透彻，或者说，我对革命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货币的论述，了解得很肤浅。所以，我下面的说法，很可能有问题，我愿意受到批评，以便改正我的错误、深化我的认识。
我当然尊重革命导致马克思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公有制、共产主义等基本观点。但是，货币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略近于自然科学。可能，关于货币问题，我与革命导师的看法不一样。
对于货币问题，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研究者忽略了东西方货币的不同和近现代货币形态的重要变化。
我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货币的认识，可能是建立在对西欧资本主义货币认识的基础上的，很可能没有研究过中国古代货币的本质和发行，比如汉代货币的情况。我这样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清朝居然以白银为货币，明朝中后期，据说也是以白银为货币。二是明清两朝，恐怕中国已经没有如汉武帝、桑弘羊那样的货币大家了，所以，才让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可以认为，明清两朝对货币信用的认识，是建立在民众对白银价值稳定的概念的基础上的，中央政权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而接受这个现实，则意味着中央丧失货币发行权，当然也丧失了运用货币手段分配各行业劳动、确保国家动员潜力、合理分配各行业利益的能力。三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以黄金、白银为货币或者货币的锚，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还要勒索白银。东西方的货币现实和理论背景，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古代货币实践和理论，所以，无法理解信用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所谓的“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对黄金、白银价值的承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众所周知，货币，通常是铜钱，而不是黄金、白银。
但是，我认为，中国古代，比如汉朝，货币的信用并不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对黄金白银价值承认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因素之上：一是“官山海”，即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中央政权；二是中央垄断货币发行权，三是强大的国有垄断经济，比如盐铁铜等重要大宗商品由中央政权专营，四是相当强大的国有商业体系，比如均输、平准、常平。这样的货币，才可能由中央控制其发行权，才可能动员天下人力物力，才可能合理分配各行业劳动资源，才可能确保由中央政权合理分配各行业领域的劳动资源。
不难看出，信用货币的四个基础要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均不具备。马克思可能只研究了西方货币，不知道中国古代货币信用的本质和实现方法，不知道货币信用的本质，也就不奇怪了。
或许，我放肆一下，我认为马克思可能只是分析资本主义货币的情况，并没有探讨信用货币究竟如何建立。
鉴于“官山海”、中央政权垄断货币发行、中央政权控制强大的国有工业体系和中央政权控制之下的相对强大的国营商业体系这四个重要特征，我这样想，是不是可以说，自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从经济上来讲，是半国有制社会，而不纯粹是封建私有制社会——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说是半国有制而不是全国有制，是因为，一是“官山海”只意味着中央政权对土地、矿产、山林、水系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际上却不得不把使用权奉送给地方豪强、权臣和大商人。二是中央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也经常受到地方豪强、大商人、权臣的侵害，中央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发行，有些王朝甚至完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三是所谓盐铁铜等重要商品专营，实际上经常受到权臣、地方豪强的破坏。四是常平、平准、均输等国有商业体系，也经常受到官僚、地方豪强、权臣的破坏。
曾经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儒法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红线。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极其正确而伟大的。
法家，就是极力维护“官山海”、维护中央政权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维护中央政权垄断盐铁铜等重要大宗商品、维护中央对商业体系的控制，打击豪强、不法，巩固中央集权。而儒家，虽然打着“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谓的“民为贵”是指官僚、权臣、地方实力派和大商人、大地方，并不包括普通农民、小商人。儒家是维护私有权臣、地主、大商人的利益的，是代表这些势力侵夺中央经济权利，分割中央政权的。
儒家侵害中央集权的手段主要有：一是指责中央控制经济，是“与民争利”，反对经济国有化。二是反对国有工商业。三是破坏并极力反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四是反对中央政权研究经济、金融问题，甚至反对税收，实质上是维护私有大资本的利益。五是兼并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控制农业生产，压缩中央政权的粮赋空间。
从根本上看，法家为公，儒家为私。
我们说儒家是中国历史的绊脚石，满嘴巴“忠君爱国”，一肚子“谋朝篡位”，关键的原因，就是儒家在经济上是反对中央集权而维护私有大资本利益的。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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