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
“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
“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
“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 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个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融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
“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与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一位中国学者写于《解体岁月》中。
1
著名的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我还记得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当看到列宁遇刺时，发疯的人群冲上前去要把女刺客撕成碎片……还有那些忍饥挨饿的工人在寒风中焦灼不安地等待列宁的病情公告，为自己领袖身体的每一点好转而欢呼雀跃。
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同七十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先生黯然离去克宫时苏联民众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历史反差。
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被社会主义力量、被工人阶级狂热而惊呆吓傻了的俄国内外反动派曾迅速联合，妄图扼杀扑灭革命。
俄国被拖入了内战深渊，经济陷于瘫痪，七千多公里铁路因受到破坏而不能使用，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倒退三十年，甚至一度不如农奴制改革前夕的沙皇时代。
1920年，俄国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4，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到次年春，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百余克面包。
但是，当时的俄国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到处都洋溢着革命气息，领袖同工农兵群众一起参加不取任何报酬的劳作，当时叫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而且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一定会有党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保尔·柯察金的文学形象为什么会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是千百万在党的感召下成为红军战士的年轻人的缩影。
如列宁所言：“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
伤寒、霍乱、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革命战士的生命，可是他们却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白卫军和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
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在抵抗什么、又在保卫什么。
不仅仅是为了打拼下来的土地，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所铸成的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
这个政权是属于俄国全体工农群众的，是属于从来在俄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多数人”、但却是毫无政治权益、阶级地位和社会高度的“多数人”的政权。
这决定了列宁的战士们每一次进攻、每一次作战的性质：战争，是为保卫公有制而战，而不是为了保卫某一小撮人的利益。
二十年后，又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战争、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保卫战再度打响。
从列宁到斯大林，党的领袖在变化，党的战场在更迁，党的危险在加剧——但是，党的性质和根基却更加稳固。
用滚滚鲜血浇灌而出的苏联卫国战争，它之所以让苏维埃更加强大，是因为它让人民看到了苏维埃的底色：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一支为人民而战的苏联红军。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绥靖政策的怂恿下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客观上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沦为了美西方国家的“楔子”，成为了西方集团剿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武器。
五个月内，法西斯军队深入苏联腹地一千多公里，占领苏联国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苏联战前人口的40%、工业产值的2/3、铁路里程的41%全部都沦落希特勒手中。
战争最危急时刻，德军的先头部队甚至抵达离莫斯科仅二十公里的地方，从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已可以看到斯帕斯克塔楼。
另一侧，德军北路集团军29个师的精锐部队直扑北部重镇列宁格勒，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似乎一夜之间就要宣告瓦解……
可是，就在这个由列宁同志率领俄国工农阶级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地，已完成横扫欧洲霸业、看似不可战胜的纳粹军队，竟然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
1941年十月革命节到来，莫斯科军民在侵略者几十公里外降隆的炮火声中，于地铁车站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并在雄伟庄严的红场举办盛大的阅兵式，表达了苏维埃保卫者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军民团结奋战，顶住了法西斯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抵抗运动相比，苏联人民不仅是一般意义层面之上的“保卫国家和民族”，更有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坚决捍卫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捍卫俄国工农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
在列宁格勒被纳粹围困的第一个冬春，十万城市居民自发成为补充兵源，很多刚穿上军装就投入了前线战斗，各师部政委一度昼夜通宵登记新注册士兵。
几十万居民之众，同红军一起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他们用双手和最简单的工具挖掘修造了数百英里长的战壤和反坦克壕。
更为奇迹的是，列宁格勒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中，工厂的工人们在纳粹的狂轰滥炸和严密封锁导致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居然群策群力为红军制造出了一千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万多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往火线。
在两年零五个月即接近九百天的被包围中，列宁格勒城市外围阵地成了一望无际的焦土，城内几度弹尽粮绝，所有的动物都被吃光、连老鼠也被饥寒交迫躲藏在地下室里的市民吃尽。
为了把食物留给孩子，老人饿死了；为了把最后一点能填进肚子的东西留给能够守城将士和成年男性，孩子也饿死了。
每一天，每一夜，都在有人饿死、冻死………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个苏联人停止过与纳粹的战斗，也没有一个列宁格勒的居民向纳粹刽子手勒布元帅举起白旗，全城军民抱定了与党、与红军共存亡的决心。
九百天后，当德军仓皇撤退、大反攻的苏军到达列宁格勒城下时，城里的人们已没有力气举起欢迎的旗帜了…
当党和人民成为骨肉相连的一体，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将其征服。
2
由卫国战争引出，在国际学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瓦解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不是里根和老布什，而是希特勒。
苏共高层在后期的信仰西化，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这一批「30后」为主导，他们最终成为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掘墓人。
「30后」中的许多人，只是从先辈那里听说和接触过十月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当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时，这种主义和形成这种主义的社会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
似乎在一夜之间，苏共上层的信仰就坍塌了。
新的技术革命使原来的“革命对象”西方国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欧美富国社会生活方式的诱惑力大大加强，在苏联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伴随着对斯大林的泼污，党员们没有了对领袖的信仰，也淡薄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就是：苏联的「30后」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上台以致玩死苏联，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苏联的「20后」几乎全部战死苏德战场，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献出了生命。
仅1923这一年出生的苏联男性就有80%死在了纳粹的枪口下，这就是“卫国战争打掉了苏联整整一代男儿”之说。
这，也直接引发了苏共后期“接班”问题的失序。
而且，这一批「30后掘墓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二十大产儿」，意指淬生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会议。
在那次大会上，新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
根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的资料，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会议前一天）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的记录摘要：“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在档案记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回应的：“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但报告将不以主席团的名义作，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
当时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同意，明天听取报告！”
这位如释重负的苏共新掌门人立刻做出结论：“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是全会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道：“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 (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遂陈：“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事实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举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阴谋包裹的《秘密报告》，并非苏联共产党全党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着党的权力中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意志，而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意志。
也就是说，对斯大林同志进行颠覆性的历史批判，其实不过是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等小集团做出的决定——在他们成功扳倒贝利亚这个他们眼中的“第二个斯大林”之后。
小集团，在没有任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的情况下，就悍然代表了全党的意愿，推选由赫鲁晓夫在十天后做《秘密报告》，并成功撬动了这个世界的格局翻覆。
当赫鲁晓夫窃取政权后，为了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月提出要“扩大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权限”，把“赢利”作为企业“主要指标”。
1961年10月，他又在二十二大上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
…………………
苏共二十大会议，以封建官僚主义复辟、社会帝国主义崛起的双重姿态，收割了十月革命与卫国战争这两场属于全体工农群众的果实，成为了苏共和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3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评过：“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换制度，利用其排斥异己、借以撤换反对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仅八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
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地更换和调动，不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队伍丧失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使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经验——同时，从主观角度出发，这样的人员调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政治野心。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4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所谓“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随即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
紧接着，苏联官方的报刊公开叫嚷：“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1966年，苏联正式设立所谓“社会治安部”，在国内各大城市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两年后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规定它的任务是对人民的反抗“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
当时，这个组织的秘密警察达七十万人之多。
1970年秋天，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恢复了司法部，并配合着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九十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还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同志审判会”网，其成员约二十万人。
但是，这种背叛阶级属性、激化社会矛盾的统治方式，并不能阻挡苏联人民的觉醒，反而以一种狼狈且污化的形象于苏联存在的七十年时间里成为了一条主线，只不过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为地忽视。
单说罢工，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
至70年代，苏联的群众斗争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罢工发生。
尽管苏修的武装维稳力量百般镇压，但苏联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断增长。
剧烈的阶级冲突，在进入60年代中期后，逐步刺激了民族矛盾的升腾，这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愈发棘手。
毛主席曾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
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苏修实质上在极力奴役以至消灭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实行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掠夺政策，迫使少数民族地区向单一经济畸形发展，把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地。
如乌兹别克棉花产量占苏联全国的68%，可是棉纺工业却始终得不到发展，棉布产量仅占全国的3%左右。
包括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均属于苏联的主要农业地区却没有化肥工业；摩尔达维亚只准发展水果、蔬菜等作物；白俄罗斯提供畜牧产品……
特别是，苏联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都比俄罗斯低——白俄罗斯低16%，格鲁吉亚低20%，摩尔达维亚低21%。
苏修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低价强行收购农畜产品和原料，又以高价推销质量低劣的工业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恣意掠夺，使当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7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倒欠国家预算巨额缴款的现象：爱沙尼亚平均每人欠中央财政1073.13卢布，拉脱维亚每人欠872.32卢布，哈萨克每人欠608.11卢布……
修正主义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式掠夺，激起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1969年5月，乌兹别克举行了群众大会，群众气愤地喊出“俄罗斯人请滚开”的口号；
1972年3月，立陶宛发生流血示威，人们高呼“给立陶宛自由”；5月14日，立陶宛考纳斯城又发生大规模反民族压迫暴动，口号是“争取立陶宛的自由”；
5月29日，在瓦雷纳，一个叫斯托尼斯的技术员，为抗议不让他升国旗而自焚；
6月4日，又一个名叫安德里乌斯凯维库斯的工人在考纳斯自焚……
这些由苏修执政者自己酿成的不可收拾的乱象，又引来了四处闻着味的美西方势力，火上浇油、挑斗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让原本在列宁、斯大林时期铁板一块的苏维埃国家渐趋分裂。
5
还是回到前文雷日科夫的那句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列宁对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可能出现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是早有警觉的。
1922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宁特别作出规定，要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人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苏联覆亡前，社会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击：“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他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6
今年1月27日，俄罗斯官方的卓娅纪念日，今年已是八十周年。
俄罗斯为此举行了第五届“致敬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爱国快闪活动，俄军事历史协会是活动的组织者。该协会网站称：快闪活动的时间与国家得知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壮举的1942年1月27日有关。
与此同时，由Triix Media电影公司同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关于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壮举的电影也在俄罗斯上映。
影片导演列昂尼德•普利亚斯金和马克西姆•布里乌斯直言：“这部影片要献给卓娅作为纪念，卓娅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荣获殊荣的89位苏联女英雄中的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新闻：卓雅纪念日的两周前，俄运动员委员会向俄奥委会正式提出建议，拟用歌曲《喀秋莎》代替俄罗斯国歌，作为俄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出场时奏响的乐曲；不久前的12月15号，俄罗斯冰球运动员因受制裁不能使用俄罗斯国旗和带有俄罗斯国名和标志的运动服，遂装扮成“苏联”冰球国家队，4-3战胜加拿大冰球队。
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也是普京执掌俄罗斯二十年后相对困难的一个年头，疫情呼啸+美欧封锁的内外交困局面下，俄罗斯人再一次“呼唤苏联”。
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阶级共同体，已经被俄国人自己拍死在沙滩上超过1/4个世纪。
但在风雨飘摇时，已是庞大历史尘埃的苏联，依旧是一种依靠。或言之，一种“工具化”的抓手。
此等场景其实挺有趣的。
苏联时期，由于国际形势云诡波谲，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大阅兵、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大阅兵、庆祝五一劳动节大阅兵等阅兵式。
这些阅兵盛典成为了国家释放当下阶段政治信号、外交方略和展示党内国内生态的一大窗口。
这是讴歌苏共带领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从而为树立苏共在人民之中的威信、苏共作为苏联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进行必不可少的强调。
正因如此，上世纪80年代，西方舆论集团与苏联内部的修正分子妄图掘掉苏共执政地位和苏联国家的存在时，首先的抹黑打击对象，就是卫国战争。
解构一个政权、分裂一个国家，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从矮化、乃至污化它的军队，尤其是辱没其立国之战开始。
这其中，向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进行泼污和重新解构，无疑是捷径中的捷径。
重新呼唤苏联，是俄罗斯这二十年来在面临国际压力时每每首选的路径，而且它几乎是一道根本不存在其他答案的选择题。
一件宝物在什么时候最珍贵？答案是当你失去它时。
同样的道理，苏联最伟大的时期或许并不在其屹立于世时，相反，恰恰是在俄罗斯人民失去它之后，开始无时无刻不彰示着曾经的磅礴。
直到今天，苏联已逝世三十载，美国电影、美国游戏、美国文学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抹黑它、丑化它，生怕自己和自己的那帮走狗小伙伴会忘了过去被苏联支配的年月。
在美国政客与财团的眼中，不论是轰炸了珍珠港的日本，还是军临大西洋的德国，亦或是新世纪撞毁了世贸大厦的中东恐怖分子，又或者是不断崛起的新时期的中国——都不可怕，都不是首要对手。
美国自建国以来，在血腥屠杀全球、建立秩序和势力范围的过程中，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能够让他真正胆寒颤抖的，只有一个国家：苏联。
所以，宣扬苏联有多么强大，这项工作根本用不着“精苏”们去做，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人家经年累月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向宣传。
所以之所以，某些人士，你侮辱苏联，其实就是在侮辱美国。
苏联若被抹黑得无以复加，那么与之缠斗冷战四十六年的美国，又算什么？
整个20世纪，苏联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恐惧敬畏、不惜投入巨大成本谋求将其遏灭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苏联拥有支强大的武装军队吗？还是因为苏联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
都不是。
这些，仅仅只是表象而已。
真正让西方财阀集团对其无法坐视不理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这决定了苏联国民的生存方式。
准确而论，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运转模式，是苏联国内“劳动者当家做主”、“没收资本家财产”、“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领导集体与苏联工农”的阶级景观。
这些，才是让西方利益群体自1917年始，一夜之间被破防的根因。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曾语：“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如列宁所说：“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毛主席同样早早提出：“为什么人（而战）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
直到1986年已经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时，苏联政府物价补贴依然高达730亿卢布，占国家预算18%，比苏军的军费还高。
同时苏联在住房方面仍旧执行着极低的房租政策，房租和物业费用仅占劳动者年工资额的3%，其余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些，都是列宁/斯大林时代遗留的产物，当然了，它也被反动分子污蔑为“斯大林体制的弊端”。
那个阶段，苏联男子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分为年老退休、职业退休、功勋退休和残废退休等类型。
且全民免费教育也在延续，从1960-1986年，苏联教育经费由79亿卢布增加到394亿卢布。
只不过，从1986年开始，苏联就逐步跨入到另一番景象——一个让美国人喜欢、满意的景象了。
7
以普京为首的新千年的俄国政客们，面对着美国的咄咄逼人，逐渐意识到苏联的“现实价值”这一点之后，便开始有意识、分步骤地“唤醒苏联”。
这成了普京团队对抗美国和北约的最得力抓手。
今天的俄罗斯经济持续萎靡不振，一个国家比拼不过中国的一个省。
油价下跌+美欧制裁这两把利剑，只要使出一个，俄国国内的内压就立刻镇不住。
这时候CIA要是再给点钱一使唤，俄境内游行示威就此起彼伏。比如这两天不就又闹了，给拜登大总统献礼。
从任何层面，这都绝不是一个强国的面貌。正像普京当年上任不久的公开吐露：“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从经济角度看历史，苏联时期的经济平均增速虽在8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降到3.1%，但纵观整体、尤其是从战后迅速凭借举国体制恢复活力的历程来看：50年代增速达10%以上，60年代达7%，70年代达5.5%——这是今天的普京难以企及的高度。
到1990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皿煮”之后，苏联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2.4%。
之后的故事所有人都知道了，私有化了的俄罗斯彻底沦为寡头和黑手党的乐园，经济增速、国民人均GDP、人均寿命、人均福利覆盖、人均受教育学历，全数断崖式滑坡。
只有犯罪率和妓院赌场的开张速度，开始疯狂向资本主义国家看齐。
90年代的十年，可以看做是俄国人“抛弃苏联的十年”。
古往今来，任何“改革”往往都带有浓烈的报复味道，即：之前是如何的景象和操作，那么在改革时就一定要全盘否定、忤逆着来。
最终，叶利钦把一个国破族散、徒有山河在的俄罗斯，交给了普京。
客观来说，曾为苏共党员的普京，对苏联之于西方国家的震慑威力，确实是认知清晰的。
当然，这也是被美国人逼的……说好的“皿煮大法”、“北约不东扩”、“资金援助”，美国佬一个也都没有兑现。
该赞助车臣叛乱（包括恐怖分子入侵莫斯科）还是赞助，该鼓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还是鼓动，该拉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还是拉（操纵波罗申科KO亚努科维奇）。
这只能逼得普京想起了那柄早被灰尘盖住的武器：苏联。
自上任以来，重新为苏联英雄正名、要求大力宣传卫国战争中的苏军烈士，同时打压整治俄国内文艺界的历史虚无主义。
比较知名的，就是2006年亲自签署了关于《卫国战争烈士纪念》议题的总统令。
这些都是带有强烈普京个人色彩的行为。
在普京任上，八九十年代被推倒的斯大林雕像在许多地方被重新铸起，包括莫斯科地铁在内的公共建筑上加入了不少描述卫国战争的雕塑和壁画，他还在公开场合亲自为包括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柳拜乐团等“苏式艺术团体”站台，鼓励他们弘扬苏联文化，创作更多卫国战争题材的歌舞作品。
像前文提到的卓娅，这名在八九十年代被抹黑的女烈士正是在普京任内重新被俄文艺界和历史界再度扶起、洗净身上的污浊。
普京执掌俄国已逾二十个年头，在经过第二次车臣战争、打击车臣恐怖分子、清剿寡头、做大国有企业、拿下克里米亚、打击中东恐怖分子等一系列动作之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围绕普京为轴心的国度。
特别是那些他当年用以清除旧势力而提拔的圣彼得堡帮派、克格勃帮派、希拉维克帮派，已渐渐成长为了“新的旧势力”。
这时候怎么办？
普京确实还是体现出了作为一个政治大家的手腕和气魄。
去年年初，俄罗斯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国务委员会”被赋予了新的权力：① 参与制定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② 讨论预算草案和人事政策；③ 可作出决议，要求修改宪法。
接着，到去年年末，普京突然宣布出任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并列出104人委员名单。
这个国务委员会，瞬间有了一种“接班普京、保证普京离去后俄罗斯不乱掉”的味道。
可问题是，这不就是抄的曾经苏联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作业嘛……
当年的苏共中央直接管理着苏联全国的国防、化工、基础设建、工业生产、能源、财政、农业生产、教育等命脉，并掌握立法与行政两大权力。
放到现实来看，普京的意图就是架空俄国家杜马、使俄国务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进而彻底走出西方式宪政的框架。
那这就不禁让人发笑了：三十年前，你们何必要把苏共及其领导的苏联给弄没了呢？
8
重新被俄罗斯政客集团捧在手心的卫国战争、卓娅、《喀秋莎》，乃至苏联这座庞大的历史个体被重新有意无意得抬出——是真心神往，还是仅仅作为应对国际压力的政治使用？
答案显然是后者。
去年夏天，普京顶着俄境内新冠疫情的巨大防控压力，坚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大阅兵。
同时，他还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实际教训》演讲，达万字之巨，为其政治生涯公开演讲之最。
形式上非常庄严、宏伟，这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为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界开始重新解构二战历史，妄图将苏联的身影驱逐出二战，甚至谋求将苏联打造成和德国纳粹身位同等的“侵略国”。
2003年发售的游戏《盟军敢死队》，基本就是在说美国大兵解放欧洲；2006年发售的《炽天使：二战空骑兵》，干脆描绘了美国飞行员解放柏林，这款游戏的最后一关名叫“柏林上空的鹰”，这是在指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不论是欧洲议会恶意将“苏联对波兰作战”作为宣传主体，还是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屏蔽苏军攻克柏林的影像图片，包括此前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竟然邀请默克尔都不邀请普京……
美国人的狼子野心，无需多言：矮化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就可以直接冲撞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威慑力，最终实现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重打压——前者是意识形态层面，后者是民族层面。
这一点，中俄两国看的都很透。
所以中俄对于彼此纪念二战胜利的一系列活动，均互相鼎力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最高领导人亲自到场“镇场面”。
普京为了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必须依靠苏联的影子；而想要让苏联的影子伟岸起来，纪念卫国战争就是最直接的政治平台。
纳粹90%的伤亡都发生在东线，这根本不是今天美国人凭借强大的媒体歪曲能力就可以去抹煞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却依然发现：在一系列卫国战争纪念仪式上，俄罗斯官方没有让斯大林出境，也没有将战争的全名“苏联卫国战争”宣传完整。
很明显，普京对卫国战争的弘扬，是出于民族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
他或许需要展示“俄罗斯民族”在敌人面前的强大，但是他并不热衷于去强调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抗击敌人时的关键作用。
苏联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在1941年6月时实力最雄厚、动员能力最强、军工技术最先进、拿下了几乎整个欧洲工业资源的纳粹德国，其原因非常简单：苏共党的领导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可是普京并没有在纪念仪式上告诉他的国民，以及收看直播的全世界观众们。
这个画面，是一个让人在品读卓娅事迹、聆听《喀秋莎》旋律之后，会瞬时由感动落入空虚的情绪尴尬。
不论今天的俄罗斯人把卓娅们搬到前台多少次、把《喀秋莎》和《神圣的战争》合唱多少回，这份尴尬也无法弥补。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许多遗产，比如军工、比如外汇、比如国际事务决策权，但如前文所述，这些都是表象的皮囊。
苏联真正得以雄姿英发的内核，已然被俄罗斯丢弃并藏匿了。
在莫斯科，鲜有人公开谈论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会再有人借助官方渠道追忆列宁和十月革命——相反的，历史上的那些沙皇们、女王们、大帝们，倒是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
在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一丁点使用社会主义的意思，而是采用了与美国别无二致的“俄式帝国主义”的思维。
回想2013年3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成立大会与会者时，不止一次将“十月革命”说成“十月政变”……许多现实倒也不难想通。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小号的苏联”，它作为一个新生的、从国土分裂和制度颠覆中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注定了同苏联意识形态的分道扬镳。
所以，炽热的红色也决无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底色。
就苏联这个亡故的政治体而言，它必然只能在俄罗斯人需要时被从灰尘中取出使用一番，用过之后，便是重归关灯拉闸的博物馆。
且在使用时，还得被藏一半、露一半。
至于苏联曾经的那些理想、宣言、使命、信念，不过是一层又一层被歌谱盖住的灰烬。
所以《喀秋莎》的旋律仍然能够奏响，卓娅的雕像也依旧那样光辉，但是俄罗斯已经没有党委（了）。
跋
本月6日，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称，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俄罗斯受访者表示怀念苏联时代：2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代拥有光明的未来、稳定及安宁；其中军人、受过高等教育者以及60岁以上的人持这一观点最多；13%的俄罗斯人将苏联与积极的情绪、怀念和良好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另有11%的人将苏联与他们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联系在一起；10%的人会谈到苏联时期人民的兄弟情谊，还有8%的人怀念苏联时期的免费教育等等……
苏联，到底是什么？
权力，不再是被工人们远远地看着、看着从一群人（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资产阶级/买办/普鲁士侵略者）手里的遥不可及的梦物，而是可以实打实被夺取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权力，第一次成为了工农阶级的工具，而不再是工农阶级的主人；
权力，第一次属于所有人，属于全体俄国人。
这就是苏联。
这就是苏联给予全世界被剥削阶级的意义，它成为了“权力为了谁”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现实答案，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姿态来到了世人面前。
同时，它也以极为血淋淋的变迁动荡，使后世的所有人对“权力”的模样更多了一层思考：权力，应当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
三十年
宛如舳舻千里，恰见旌旗蔽空。
我甚至依然愿意唤你一声“同志”
希望你还能出现在我梦中。
跳着《喀秋莎》的舞蹈
你也会唱《东方红》
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
我们再炮打一回冬宫……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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