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联解体三十年，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大事件对当代的一些影响。当然，苏联解体本身始终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几十年来，人们从许多角度讨论过苏联为什么解体。苏联的失败，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难以绕过的一个坎，我们今天也只能说摆脱了近忧，但依旧有着远虑。
总的说，关于苏联解体的传统结论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苏联体制僵化，积重难返，最后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直接导致苏联的猝死。但把仔细分析，我们又能看到一些更深层，与过去并不太相同的东西。
苏联有没有问题，苏联从一开始确实就有问题。典型如苏联的超国家联盟体制，一开始是为了规避布列斯特和约的束缚、迎接世界革命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列宁和他的战友在开创苏联的时候，恐怕没人设想这套体制会存在运作几十年。斯大林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整顿，无论是把苏共从一个带有高级知识分子沙龙气质的精英党转为一个令行禁止的严密组织，还是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解决苏联和苏共体制转正的问题。
苏联遭遇的问题并不是苏联独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类似转型的问题。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从一穷二白，同患难时的高度团结，走向繁荣富裕，共富贵时的迅速分化。党的一元统治优点和缺点是一样明显的，战斗时利于团结，和平时容易分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严密管控的社会必须逐步放松，过去能适应艰难困苦的封闭斗争环境，但一放松，党的队伍就不可避免地迅速腐化，官僚化。由于党的理论与实践都跟不上社会进步的速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可避免要向发达资本借鉴学习，不免就被西方带进沟里。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在以弱敌强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长期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这就需要一个强人乃至半神式的领袖。就像英国人二战也需要一个丘吉尔，而斯大林无疑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打完卫国战争，并在冷战中稳住阵脚后，大功告成的斯大林，最后一个任务，应该是以其威望压倒一批资历深厚，功勋显赫的党内元老，培养接班人，为苏联建立一套和平时期可靠的中央权力移交体系。而斯大林的猝死，作为一个偶发事件，可以说极大改变了苏联的命运，从此苏联中央权力就不断处于动荡，最终导致体制僵死与积重难返。
苏联转型并不算成功，这个板子应该出在赫鲁晓夫身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猝死后的权力真空中，联合朱可夫以近乎政变的手段夺取了中央权力，之后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路线，试图建立个人威望。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大一部分是完全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污蔑，其中对大清洗的极度夸大，与他和贝利亚的恶性政治斗争是息息相关的。
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清洗托派，统一党内思想，再在二战中迫于形势解散共产国际，开始抬高民族主义的地位，最后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提出和资本主义世界共存的三个和平理论。其中有水到渠成的部分，是革命逐步让步于和平建设的过程，但也意味着苏联转攻入守，转入长期的发展竞赛。苏联在和平建设上终究输给了西方，未能更好的发展生产力，长期透支，是苏联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怎么摆脱强势的一代的阴影，建立自己的权威，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二代普遍面临的问题。各国的情形各不相同，但赫鲁晓夫式的灾难式硬着陆是完全错误的，是给苏共中央权威与意识形态以致命一击，不亚于太平天国中的天京事变。
赫鲁晓夫的问题不仅是否定斯大林上，更体现在为了维护自己权力进行的一系列妥协上。由于赫鲁晓夫是非正常接班，为了对抗党内元老，不免就要做出妥协，像导致日后体制内充满两面人的高级干部政治失败后不杀不开除，而是体面外放的规矩，就是他恢复的。而比较重要的一环就是借重地方实力派。
斯大林时代，基于其强势作风，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是严格的。而赫鲁晓夫时代，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地方权力的不断下放，包括司法，党内监察等核心权力都让渡给地方，财权逐步下放，到1961年，苏联中央财政比例已经只占总财政收入的41%，大约是斯大林时代的一半。这颇类似于我国改开后到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中央财政两条线，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力，放开搞经济，赋予政策灵活性的同时，争取地方对中央的支持，而副作用就是地方本位主义的抬头与地方实力派的形成。也是这个时期，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些各共和国民族主义的不和谐声音。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为了打破斯大林体制下，扭转过去那种中央一把抓的局面。苏共的管理能力在离开斯大林后，应该说确实是不足以驾驭原来的统治机器。这其实是苏联官僚队伍建设不足的缘故，是从沙俄时代时代就有的老问题。当然，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代强人离开后，往往二代不能很好的掌握局面，只能进一步扩大官僚队伍，进而加速了官僚对权力的掌控。
但赫鲁晓夫本身借重地方压制中央，并通过从斯大林时代的积累到集中资产释放，确实提高了生活水平，从而对民众进行收买，也形成另一种独裁。赫鲁晓夫执政上颇为随意，经常拍着脑袋做决策，大量改革没有充分研究，就匆忙出台，不顾实际的强行推进，搞出了许多笑话。
实际上，日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很多问题，都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有了。这些问题，也是沙俄时代就经常这样，并不是具体从哪个人开始的。根源上说，是俄国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还没有充分发展官僚体系并汲取足够的历史教训。俄国的传统特点就是依靠强人，而没有强人的时，就容易涣散，事不可为，又转而激进。苏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合理的接班人制度，就不免在斯大林之后，面临缺乏强力领袖，整体动力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中国，越南这样有成熟官僚文化的国家，建国后也都出现党内一言堂，脱离实际，盲目硬干的情形。这和党组织过度强调一元化，内外部压力下，缺乏经验领导阶层的激进主义，特别是党内民主、正常的党内监察反馈体系渠道失效有关，也和二十世纪革命同旧文化体制的决裂和矫枉过正，社会治理体系断代是有关系的。但东亚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经历较大挫折后，都能相对克服类似问题，进而理顺上下的权力体系，而苏联却长期不能处理好此类问题，直到其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赫鲁晓夫的倒台，又是一场政变，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勃列日涅夫时代，经常有人说苏联亡于苏勋宗。但勃列日涅夫是有其两面性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实中央权威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因为他逐步又从地方收回了一部分权力，连中央财政比例都回升了，甚至支持柯西金进行了一场相当成功的深度改革，从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盛世。这种宽容的盛世，中国历史上倒是不少，康熙末年、乾隆末年，都是这样，天一样大的问题掩盖着，大家一边分家，一边维持局面，不外乎是看有没有一个雍正来擦屁股，而来一个中人以上的嘉庆，就可以完蛋了。说到底，这是因为勃总手上有钱，通过出口石油天然气，苏联中央财政变得宽裕，大量进口，使得无论对各共和国，还是对一般民众都更有权威了。
勃总真正的问题是靠干部终身制，干部特权来收买各级干部，全面讨好所有人，最终导致了中央高层干部超高龄化，后继无人，干部系统彻底官僚化，决策水平不断衰退。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干部终身制，其实是和苏联退休机制有关的。
由于苏联中央权力的长期动荡，苏联始终没有处理好高级干部的权力交接与待遇交接问题。理论上说，苏联高级干部享受不低的待遇，包括特供商品，别墅，保安，但这些在退休之后，大部分是要降级和交还的，连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也会定期征用给劳模疗养，更不用说，退休后享受不到很多在职的特供。理论上说，这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平等，但在意识形态衰退后，肯定是难以持久的。但作为祖宗家法，更隐含了一层中央权力收买的妙用，就连斯大林也喜欢搞在办公室送给有功部下装满大额卢布的钱袋子，以贾私恩，也难怪其长期得不到改变。
勃列日涅夫遭遇的问题和五代时的军阀很像，没有合适的权力交接体系，宁可靠收买来施恩，也不愿意搞制度化来得罪人。八十年代的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最后是在保障待遇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主动退休来解决的。而在苏联，就变成大家宁可死在位置上，而且是一个大佬专门配属一个单位，因人设部，这是苏联终身制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他国所没有的，导致了官僚队伍的急剧庞大。干部终身制的另一层负面作用，是各个部门都盘根错节，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更加依附作为核心的大佬，使权力更加板结，体制更加僵死。
我们过去常常说苏联干部的腐化堕落。但我们今天来看，苏联干部，哪怕是高级干部的腐化程度也不高。就算是苏共的部级干部，也不过带着家属吃特供食堂，打包剩下的高级鱼子酱，还不一定能住上独栋别墅。大量的苏共二代，纷纷进入的是科研和军工乃至文化体系，恰恰体现了行政干部生活的并不够舒服。
苏联官僚队伍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腐化，而是手中权力并不稳定，反而出现了类似像明清一样，清官没法做的情形。早期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苦条件，要求干部去克服困难，人人平等。但社会发展后，没有在制度上跟进待遇，却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弥补。表面上恩自上出，收买了干部，实际上这种特权本身既不稳定，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最终，就是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还支持体制，反而是中上层官僚，普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进而寄望于体制的改变来实现权力的稳固与变现。
勃列日涅夫晚年两次中风，已经无力施政，极力想退休，但老伙计们却宁可他当做神主牌安放在最高权力宝座上，苏联政治的扭曲与不振可见一斑。也恰恰由于勃列日涅夫熬得太久，最后苏共上层干部普遍超高龄化，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意外上台。
这其中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另一位中央委员罗曼洛夫是扎扎实实的行政干部出身，在资历能力上都比戈尔巴乔夫更合适。但这位的女儿结婚，还把博物馆里的沙皇瓷器借出来显摆，还弄坏了。其实，如果放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还真未必是大事，但在苏联这就断送了这位的政治生命。从这个角度说，苏联变质是变质，还是坚持了相对多的社会主义原则，但这种不彻底，反而两面不靠，就像干部问题一样，最终促成了解体。
最后，我们当然来谈谈，作为最后一击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过去已经谈的很多了，我们只谈几个关键点。
戈尔巴乔夫的上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这个角度说，他是一定要改革的，而他改革出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注意到，在旧体制内，他没有办法打破已经十分严重的权力固结，他不可能和那些勃总时代的元老开战。为此，他试图通过人大选举的方式，搞出一批新的政治人物，这些人依附于他从而绕开旧体制，实现自己的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的最高苏维埃表面是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搞等额选举，指定名额，是高层意志的体现。而戈尔巴乔夫为了扶植一批政治明星，放开搞差额选举，培养了一批以高级知识分子和政治新星为主体的人物。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叶利钦就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人物，而很多老牌反苏分子也靠这进入了政治舞台。
而这个时候，尤其是在各加盟共和国，这些反苏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因为能拿到西方援助，加上戈尔巴乔夫搞得人道与真相化运动，继续延续赫鲁晓夫时代那套黑苏套路来强化个人权威，声望不断提高。勃总时代，干部终身制带来的地方实力派强化，随着中央权威的下降也越来越明显。
戈尔巴乔夫本来指望这些人给他冲锋陷阵，觉得他们只能依靠他，结果是最后被这些人慢慢架空了中央。本来像叶利钦，在苏共体制内，政治生命早就死亡了，但通过戈尔巴乔夫的神操作，他一路靠选举，开空头支票，硬是成为俄国首脑，控制了苏联最重要的共和国。
另一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继承了赫鲁晓夫改革的问题，试图依靠这帮新贵，重新搞地方倒逼中央，权力下放。很快中央财政已经跌破财政收入的四成以下，又遭遇国际原油天然气下跌，财政收入锐减，却要维持大量的基础设施维护，公军教的工资开支。结果是中央越来越穷，地方权威越来也大，戈尔巴乔夫给出的方案是赋予各共和国完整主权，试图从苏共书记化身苏联总统。最终，戈氏改革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物流体系崩盘，这给了苏联最后的致命一击。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选择自保，把应该交给联盟统一分配的物资，税收截留，来讨好民众，形成了事实独立，使物流危机上升为苏联瓦解的危机，苏联中央财税枯竭，要靠向美国紧急借钱来发莫斯科苏军总部的拖欠工资，苏联已经不可挽回的走向灭亡。
经常有人来问，苏联解体时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那么，谁能站出来？怎么站出来。在戈尔巴乔夫的操作下，联盟财政已经垮了，中央无钱又无粮，靠空头支票来维持政权吗？苏共自己的意识形态垮了，总书记带头想借壳上市，另立山头，党员思想混乱，乱自上作，怎么站出来？
体制内的力量，反对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是搞政变，而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历次政治权利交接，都是政变，早就有一套颇为纯熟的防范机制。指望官僚？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官僚，特别是传统官僚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官僚体制更多是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主动放弃了。八一九委员会算是体制内高官了吧？但他们连消灭政敌的勇气都没有，眼睁睁看着政变失败。最后，官僚是乞求戈尔巴乔夫重新回来，收拾残局。什么是官僚，官僚只能解决日常事务，像挽救国家的大事，哪怕是错误的决策，他们也无力去承担，真是臣妾做不到。
至于苏军，苏军不是没有参与过政变，朱可夫当年就干过。但戈尔巴乔夫本来就是搞政治斗争的老手，借着红场飞机事件，几次边疆动荡，狠狠敲打了苏军，苏军自己都处于阿富汗战争失败，苏东剧变的震荡中。从七十年代开始，苏军就出现了严重的走私，腐化，但至少还是至于苏联中央的指挥下。如果苏军自己站出来，兵变成功，那只怕就是军政府，军阀统治了。
今天，我们再看，苏联解体，还真就没人能站出来。问题长期积累，却无法得到解决，看似严密的制度，结果反而成了进步的阻力，各方妥协，看似一团和气，却没有任何力量能担当自我革新的重任，看似中央权威强大，却先天不足，长期以收买政策为统治法宝。戈尔巴乔夫最后开的价码最高，直接把苏联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绝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看似承平无事，最终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引爆。从这个角度说，苏联解体，在我们当代正在进行的时代变革里，依旧有着深刻的价值，向内部动刀子的勇气，比起向外对抗敌人要重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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