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一篇值得反复研读的历史文献性质的反思苏联经济改革失败和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原因的文章。原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何干强教授在文中告诫：苏联是在“西化”派精心策划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解体的。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是有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且其结果也是截然相反的。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指导改革，势必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则必然助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瓦解，乃至亡党亡国。
苏联解体前出笼的“500天纲领”，就是苏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吸取这一深刻教训，在经济学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20年前，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经济学“西化”，是指经济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化，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占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取代。经济学“西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批判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某些有用成分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后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而前者则属于经济学阶级性质的蜕变。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深刻地揭示过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或阶级性：“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1]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它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改革，势必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而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则必然助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瓦解，乃至亡党亡国。充分认识经济学“西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作用，是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它对我们吸取教训，在经济学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一、“500天纲领”：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
放任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体现在苏联解体前出笼的“500天纲领”上。它是苏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
“500天纲领”得名于一份叫做《民主俄罗斯》小报上刊载的《国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500天纲领》。[3]这份小报长宽相当于现在的A4复印纸，正文14页，连同封面、封底共计16页。封面上方，在“民主俄罗斯”蓝色大号字的报头右边，写着几排黑色小字：“这份报纸向所有认为不能这样生活的人发行”;报头下边，也写着一行黑色小字：“俄罗斯民主力量的报纸”。封面通栏蓝色大标题分两行：第一行是特大号空心字“纲领”；第二行左边是更大号的实体字“500天”，右边是“国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四行黑色字。通栏大标题下方，印有满面春风的叶利钦和他的几位幕僚跨步行走的黑白照片。小报最后一页封底，印有一副漫画，一位戴礼帽、缩颈脖、双手拎提包的人，背后有两只相反指向的大手，似有何去何从之寓意。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1990年10月间，这张小报在莫斯科大量发行。我当时在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访问进修，就是在地铁门口的报摊上买到它的，价格是50戈比（0.5卢布）。
其实，这份小报刊登的“纲领”只是名为《向市场过渡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浓缩版。该书由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和自由化势力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共同决定组织撰写。写作班子以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为首，有彼特拉科夫、亚夫林斯基、阿列科萨申科等经济学家，共13人组成，撰写过程中还邀请了各加盟共和国的一些代表参加。该书从1990年8月2日开始撰写，8月31日写成，当年9月初出版发行，为白色16开本，共计240页。[4]全书分为一个导言和五个部分：
——导言标有“人、自由、市场”三个关键词，是写作班子关于纲领的说明。起首写道：“这个纲领只是在改革的条件下和充分处于1985年开始的政策轨道上才能够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制定纲领的发起人；也只有在他们的共同支持下，才能实现纲领。”[5]
——该书五部分的标题分别为：“第一篇：作为主权共和国经济联盟基础的转向市场经济的纲领的构想”；“第二篇：本纲领基本构成部分的内容”；“第三篇：建构的政策和转换”；“第四篇：经济改革的立法和组织保证”；“第五篇：附录”。
《民主俄罗斯》小报上的浓缩版分别摘录了该书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的部分内容，虽然占全书不到20%的篇幅，但是，却更具有改革行动纲领的性质。这个浓缩版共计16个段落，可分为三个部分：
——前面7段为第一部分，摘录于第一篇，文中标题分别为(标号系笔者所加)：一、(1)“改革的目的”；(2)“主权国家的经济联盟”；(3)“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和阶段”：(A)“第一个100天：非常措施纲要”，(B)“第100至250天：价格的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金融约束”，(C)“第250至400天：稳定市场”，(D)“第400至500天：开始高涨”。
——中间5段为第二部分，摘录于第二篇，标题分别为（标号系笔者所加）：
二、(1)“扶持企业家活动”；(2)“价格形成政策”；(3)“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劳动工资”；(4)“劳动市场”；(5)“影子经济（或译为黑市经济）”。
——最后4段为第三部分，摘录于第三篇，标题分别为（标号系笔者所加）：三、(1)“农业政策”；(2)“土地改革”；(3)“住宅改革”；(4)“非市场成分”。
由于这个浓缩版摘录的是《向市场过渡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核心内容，所以，“500天纲领”也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简称。[6]从刊载浓缩版的这张《民主俄罗斯》小报封面上的照片来看，浓缩版显然更集中地体现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民主力量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利益诉求和嚣张气焰。从上述这本书和浓缩版的大小标题来看，很清楚，“500天纲领”就是苏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分四个阶段，通过各种“非常”的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500天纲领”浓缩版的第一句话强调：“迄今人类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这表明，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否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显示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人们看到，在浓缩版“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和阶段”和500天内要采取的“改革”措施的行文中，贯穿始终的有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向市场过渡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导言(由写作班子撰写)毫不掩饰地申明：“人权在所有制上的实现要靠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靠国家财富转交给公民。”这集中地体现出“500天纲领”的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目的和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说，“500天纲领”要转向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毫不夸张的。
值得一提的是，“500天纲领”公布前，写作班子专门去征求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意见，并得到了认可。[7]难以想象，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改革纲领，竟然要去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足见苏共领导在改革中已经不问“姓社姓资”了，已经迷信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了！应当说，“500天纲领”是苏联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众所周知，它的问世加速了苏联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出台400天还不到，苏联就解体了。事实证明，经济学“西化”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二、经济学“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
“500天纲领”是在苏联红旗尚未落地的前一年即1990年炮制的，当时它还不能不用迷惑人的语言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然而，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些分析，就不难看出，它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具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性质和特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
(一)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的首要方针，把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的。“500天纲领”虽然宣扬“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公民的经济自由和在此基础上创造有效的、能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使国民的福利达到足够水平的经济制度”，但这完全是空话。因为它强调，在“第一个100天”的“第一天就要采取立法行动”，实现“经济的非国有化”，发展所谓“公民所有制”。“除了由国家占有的对象之外，保证自然人和法人（苏联的和外国的）在任何财产形式上的所有权”。“法律保证劳动者有权带着份地和在积累中属于他的那部分财产，自由退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第100至250天”，要求“各共和国委员会和联盟国家财产基金组织强化经济的非国有化过程”。在“第250至400天”，要求“继续强化非国有化过程”。在“第400至500天”，要求“加速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可见，摧毁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乃是“500天纲领”贯彻始终的基本方针和核心内容。按照常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应当是对立的，但“500天纲领”却通篇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8]但却用“短缺”、“命令经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等贬义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辩证地扬弃具体体制的暂时的缺陷），把传统体制可以通过改革纠正的缺陷，夸张为根本制度本身的无可救药，足见其目的根本不是改革管理体制，而是要改掉根本制度，要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二)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500天纲领”的炮制者运用的一个十分隐蔽的手法，就是将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而大讲转向市场经济。其实，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概念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唯物史观认为，市场是表现交换关系的范畴，其真正含义指“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9]经济则是指“生产过程本身”，[10]所以，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条件下，现实发达的市场经济，要么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500天纲领”强调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它要转向的就必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翻开近现代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以来的通病，就是混淆商品货币一般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在阐释资本主义经济时，总是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讲市场经济，总是用一般流通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过的。“500天纲领”只使用市场经济范畴而不直接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种掩盖真实意图的手法，恰好表现出了它在经济学上的“西化”性质。
(三)突出“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实质是要培育资本家阶级。表明“500天纲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它把“为市场关系的关键人物——企业家的发展创造适宜条件”，作为转向市场经济开始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把企业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作为“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条件。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活动”，原则是“未被禁止的一切都允许”。按照词义，企业家原本是与教授、医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各行各业的知识专家同等的概念，他的社会性质则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企业家本该是工人阶级或总体工人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企业管理的专家。但是“500天纲领”中的“企业家”却是资本家的隐蔽用语。因为它要求国家对“大型企业、中小工商业和服务企业、住宅基金和住宅建设”推行“非国有化”，“对私人雇佣劳动力的规定定出细则”，“确定以推动创建新企业为目的的私人信贷规则”。这就很明显，它是要通过“扶植企业家活动”，在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培育出大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关键作用的资本家。毫无疑问，作为管理专家的企业家对于搞活企业、推动生产力发展能起重要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能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企业家，而绝不是与工人阶级根本对立、剥削雇佣劳动者的资本家企业家。用培育私人“企业家”来掩盖培育新资产阶级的意图，这又体现了“500天纲领”炮制者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和欺骗性。
(四)鼓吹抽象的人权和自由，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决定作用。“500天纲领”全书的导言围绕“人、自由、市场”三个关键词展开，集中表现了其资产阶级的灵魂。资产阶级历来宣扬抽象的人性和人权、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在反封建制度的进步时期是这样，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这样。由于在跨越若干历史时代的商品货币关系中，存在着平等、自由、所有权等一般要求，广大群众不容易弄清这种一般的价值观和资本关系决定的剥削性质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看不清后者要求的其实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所谓人权和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拥有“榨取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11]资产阶级宣扬超越历史时代的抽象的人与自由，宣扬“普世价值”观，最容易搅浑商品货币所有权关系和资本所有权关系，最容易搅浑两种性质不同的人的权利关系，因而最有利于迷惑和煽动广大善良的人们，达到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只要对照现实就不难发现，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工人的人权和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主联合劳动和按劳分配的人权和自由。“500天纲领”鼓吹，只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人权和自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强调占有私有财产的人权，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维护国家财产的人权;它强调“企业家活动的自由”、“价格的自由化”、“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也就是强调生产领域资本家的自由和市场交换的自由，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民主管理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自由。实际上，它强调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也就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和最广泛的自由、民主权益。
(五)贯彻新自由主义，实行经济卖国主义。“500天纲领”不仅体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历来的一般特征，而且打上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代特征。这突出地表现在迷信和照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上。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国家非调控化、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用市场万能、经济彻底开放才能发展等谎言，对内维护金融垄断资本阶级利益，对外维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破坏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自主权。“500天纲领”吹嘘市场经济“创造了人的自我实现、提高劳动和经营积极性的强有力的动因，急速地加快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节机制，为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最佳调节、合理地利用劳动的、物质的、金融的资源、平衡国民经济提供了保证”;“它将在没有国家方面的特别作用下，使生产面向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创造劳动和企业经营的动力……”，可见其完全贯彻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是一种排除国家对直接生产过程进行计划调节的、完全让市场自发起作用的自由市场体制，这即使从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倒退。“500天纲领”根本无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事实，竭力鼓吹苏联经济应“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成一片”，要求“在进行私有化（直接出售股票、提供股票抵偿债务）时，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吸收外国资本”；宣扬“按照国际惯例”，“外国法人和自然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同所有生产者一起在国内市场进行活动”;“实行外汇自由买卖，开放外汇账户”，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按理来说，实行经济的对外开放，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应当加强国防和国家安全工作，可是“500天纲领”在“第一个100天：非常措施纲要”中，就提出“给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拨款缩减到20%”（即缩减到原来财政拨款的20%），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纲领的炮制者根本无视民族经济和国家利益。他们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卖国主义。
(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500天纲领”为了赢得人心，不能不宣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具体方式上，却在鼓吹私有化、发展劳动力市场（实质是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搬用现代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经济措施，也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民主社会主义认定，私有制有效率，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可以运用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500天纲领”提出，“为了保证生产的高度经济效率，需要国家和社会的调节，以便超前修正诸如生产的不稳定、过分悬殊的社会差别等不良后果”;其强调国家要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因素，主要是“以最低消费预算为基础的最低生活费”、“失业者补助法”、“最低劳动工资法”等，这些措施都来自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再分配关系是由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初次分配关系决定的，而初次分配关系不过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和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关系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其中包括某种程度的对劳动者有利的成分，但是这种再分配关系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只能起某种缓和对抗性的劳资矛盾的作用，这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治标而不能治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
可见，“500天纲领”作为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践原则和行动措施，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根本性的破坏作用。
三、苏联经济学“西化”的原因
苏联结出“500天纲领”的恶果绝不是偶然的。在一个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实践原则却要根据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来制定，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他们迷信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知识界和广大群众淡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泛滥和侵蚀敞开了绿灯。
(一)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苏联取得主流和主导地位，这与苏共领导抛弃唯物史观，为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所俘虏有着必然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的科技革命推进生产力发展;总结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形成国家宏观调控方式;推行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使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得到某种缓和，经济发展显现出某种活力。面对历史的新变化，苏共领导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性和必然灭亡规律的客观揭示，不再相信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不再问“姓社姓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为了全世界》，[12]公然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新思维”看问题，就会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样板；就会无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质，把它视为对人类有利的现代经济科学；就会无视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就会无视西方国家推行福利制度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包含着利用国际资本垄断地位榨取的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就会无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对抗性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反而更加深化并扩展到全球。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迎合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竟然启用波波夫、盖达尔、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一批完全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英”作为改革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大肆赞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站出来与西化“精英”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当年，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曾主持制定过“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和“500天纲领”曾同时提交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却表示，他更欣赏“500天纲领”。[13]足见作为苏共最高领导的戈尔巴乔夫在放任经济学“西化”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二)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是1965年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14]尽管说，探讨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与苏联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唯物史观指导的不良倾向有重要关联。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任何时候，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着的基础”，而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于各种具体因素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15]可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是基础，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极为丰富的。然而，苏联经济学界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虽然曾热烈地研讨、争论过公有制问题，但是，这种探讨主要停留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上，而对于这两种所有制的劳动者如何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适应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有效的经济价值，并通过何种流通、分配形式使经济收入返还给劳动者个人，也就是对于这两种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经济学界不再重视所有制这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影响下，鼓吹“趋同论”，把公有制问题置于管理体制的研讨之外，只研讨国家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并把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楷模。妖魔化“斯大林模式”，把公有制与“短缺经济”划等号，把公有制本身与旧体制划等号，对苏联的原有经济体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产生“500天纲领”，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到彻底改掉公有制。
(三)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高校是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的主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影响下，苏联高校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大量传授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为苏联副总理、“500天纲领”的发起人亚夫林斯基就是高校的教师。我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在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深感大学生思想的蜕变。不少大学生说，“社会主义，那是乌托邦”，“《资本论》这书过时了！”苏联大学生思想普遍地“西化”，成为当时支持私有化改革的社会基础，这是高校学科建设逐步“西化”、不少教师思想逐步“西化”酿成的后果。
(四)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西化”能够在苏联形成气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都诞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又出现新的发展，这就容易造成从表面看问题的普通群众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的错觉。本来如果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苏联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变成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弊病，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纠正。可是，苏共领导人却用全人类价值观冲淡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社会上普遍滋生出羡慕西方国家制度，追求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情绪。我亲耳听到一位大学教授说：“我爷爷的父亲教育我爷爷要艰苦奋斗，我爷爷又教育我父亲艰苦奋斗，到我们这一代，父亲还是要我们艰苦奋斗，奋斗的结果呢？我们这一代享受到什么？”其实，当时的苏联已是中等发达国家，五天工作制；火车卧铺全是软卧；苏联工薪阶层周六一家人可以开着自家小车到郊区别墅度假；36戈比可买一公斤牛奶；感冒发烧到一定温度，打个电话，医务人员就可以赶来诊治……，[16]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人们对这样的生活水平还不满足，这令人惊讶。应当说，苏共领导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各阶层出现追求享乐、不思艰苦奋斗的混乱思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五)放任国际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的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人们如果缺乏鉴别力，容易上当受骗。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三股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冲击：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宣扬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福利主义经济学，宣扬只要通过公共财政再分配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可以解决收人不公和社会不稳这种其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问题；三是制度“中性”和“趋同论”思潮，通过比较经济学，反对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经济制度，宣扬用动力、决策、信息等经济运行机制来划分经济制度的优劣。应当说，这些经济学不是没有某种可供借鉴的成分，但是，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迷信这些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会忽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就会混淆经济管理体制与根本经济制度，就会对私有化主张失去警惕，就有可能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的怂恿下，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潮不加分析批判，全盘照搬，终于酿成了苦果。
四、深刻的教训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后，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起疯狂的瓦解作用，从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亡党亡国。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吸取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深刻教训，防患于未然。应当牢牢记住，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沿着科学的、有利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轨道发展。因此，必须遵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纠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严重认识误区：
——绝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要依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当采取辩证的扬弃态度，借鉴其有用的成分。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是以私有者眼光分析市场经济的，是一种停留在经济表面的、片面的、具有主观性的经济学;它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因而弄不清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因果关系，弄不清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与区别，弄不清货币与货币资本的联系与区别，弄不清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弄不清社会再生产运动中各经济部门之间价值补偿与物质补偿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因而是不科学的理论，它不但不能科学地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不能科学地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摆脱危机。须知，由于经济学固有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揭示经济规律的深刻程度上，还不如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形式上即便用足了数理模型，也不能解决其经济分析本身的不科学性问题。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绝不能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要搞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种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化的“改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改掉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量变产生质变，私有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苏联亡党亡国那样的严重后果。要清醒地看到，分配关系是所有制的表现和结果，由于我国不少地区多年来实施私有化“改制”，公有制主体地位已被严重削弱，所以现在才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当前必须通过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振兴公有制经济。有人担心这种主张是要回到旧体制，这是把公有制等于旧体制了。其实，这正是经济学“西化”造成的误区。推行私有化“改制”，改掉的是公有制这个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绝不能迷信抽象的普世价值观。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宣扬“全人类的价值”，其实都是用超阶级的人和人类来掩盖现实社会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用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冒充人类的利益；用抽象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掩盖现实社会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不自由、不公平和不正义，用资产阶级自身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冒充所谓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用一般的市场关系或商品货币关系来掩盖包括生产过程和所有制关系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冒充一般的市场经济。苏联“500天纲领”在导言中提出“人、自由、市场”三个抽象的关键词，也体现了用这种虚伪的手法来搞私有化改革。宣扬抽象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只会模糊人们的视线，让资产阶级的经济观、价值观侵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曾批判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用抽象的公平正义替代唯物史观的腐败风气，他指出：“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17]马克思的教诲值得我们深思。
——绝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只反“马教条”，不反“西教条”。须知这样做的后果，实际起了压制、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扶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助长经济学“西化”的作用。应当明白，经济学领域的“马教条”是指一些人不能认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采取“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学风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错误的教条，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而“西教条”则除了指一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之外，还意味着他们迷信、照搬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原理本身就具有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和虚伪性等不科学性。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敢于站出来讲话，坚决批判经济学“西化”的不良倾向。
——绝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苏共领导放任经济学“西化”的实质，就是怂恿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无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怂恿不科学的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学，就是让资产阶级来夺取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绝不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地方，高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旦出现“西化”倾向，后果极其危险。中国应当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了“500天纲领”炮制者的深刻教训。值得强调的是，多年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不断呼吁，但是中国高校经济学“西化”倾向的势头至今仍未得到遏制，目前发展到能从事《资本论》教学的教师都明显缺乏了，许多年轻的经济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实际上已是“西化”，这实在是令人忧虑的现象！
注 释：
[1]《资本论》第1 卷第1 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2 页。
[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 页。
[3]《Программа 500 дней。Переход страны к рыноч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октябрь 1990.
[4]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совместным решением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и Б. Н. ельцина:《Переход к рынку. Концепция и Программа》.Aвгуст，1990 г. москва《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СФСР.
[5]为简略计，本文除另注明出处的之外，以下凡是引自俄文版的《转向市场构想与纲领》及其浓缩版《国家转向市场关系的500 天纲领》的引文，均加引号，但不再一一加注。
[6]为此，可以把这本书及其浓缩版简称“500 天纲领”。
[7]这是笔者听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的教师说的。由于“500 天纲领”起草人之一的亚夫林斯基曾是该校的教师，所以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8]笔者注意到，“500 天纲领”浓缩版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点沾边的只有一处，即在讲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说，要在新的条件下保证“居民最低消费预算水平”，“……这意味着经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化(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然而，它只从再分配角度讲社会保障，所讲的“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福利制度体现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09 页。
[10]《资本论》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3 页。
[11]参见《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24 页、第344 页。
[12]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988。
[13]参见李慎明主编: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475 页。
[14]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国外经济学讲座》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3 页。
[15]参见《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 版，第894 - 895 页。
[16]我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亲历了一件事。一次，一位在该校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感冒了，我和几位访问学者去看望他。有人提出，苏联有规定，如果病人发烧超过摄氏37. 3°，医务所医生就可出诊，我们何不试试?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校医务所，果然，半个小时不到，来了两位医生给这位本科生量体温，打了针。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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