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打北京时，崇祯敲击景阳钟，大臣无人到场，出故宫后门在煤山歪脖树上吊。崇祯在位十七年，开始财政勉强维持，逐渐入不敷出，岁入枯萎。流民安抚不住，盗匪剿灭无钱，满清频频扣关。李自成进了北京，拷打皇亲国戚文武大员，抄家罚没出千万两银子。各地藩王富余流油，山西八大商人资助外虏。逆源分析，可以找到明朝灭亡和汉王朝轮回的根结。
首先是明朝分封藩王，成为各省的大地主。山西的晋王，陕西的秦王，河南的福王历史上留名的为富不仁的残暴地主。明朝皇帝十六位帝王，其繁衍子孙是最大的寄生集团，吸血鬼。据统计，明末藩王及其子孙不下六万人，其供给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皇帝及其姻缘近亲，占财政收纸入十分之一，也是北京的最大地主，城南的皇家庄园十万亩，其它方向皇庄无数。皇亲国戚一方面需要供养，一方面占据土地矿山，挤占税收来源。一扩一缩，命里注定江山必定玩完。
第二是科举入仕途的官员，他们家里的土地是免税的。朱元璋立得规矩，依照官职大小，免税土地有限额，后来这规矩与剥皮萱草一块玩完了。嘉靖朝，首辅徐介家有土地十几万亩。这里有些是依照强权兼并的，有些是中小地主投献的，在交税和交付豪强之间比对，以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土地兼并不直接导致流民，政权垮台。而是土地兼并后，与官僚勾结，逃税避税，自耕农被迫承接更多的税。交不起税就放弃田地，给地主打工又有更多的农民竞争而不能。土地兼并，豪强与官僚勾结，税收转向弱小，自耕农频频破产，税收枯萎。灾荒来临，流民席卷大地，这是两汉以后的王朝的必然产物。
第三，士农工商是秦汉以后的阶层排列。商人不受重视，本身税费不重，只是待宰的羔羊，必须依附官僚豪强。工商业本可以扩张，吸收破产的农民，增加税收。但由于一统遗传文化，他们成为暗流不能在阳光下发展，内外勾结，成为税收扩大的障碍，加速王朝灭亡的力量。
明朝有海上贸易，是地下的国际交往。国家收不到税，银子流入官僚豪强的腰包，造成通胀。他们不懂经济学，只是对黄金白银这种货币崇拜，用于自身消耗和炫耀。中国粮食、物资短缺时，他们不会从别国进口，只是囤积居奇，获得高利。隐秘的国际贸易，换来的黄金白银和稀缺的奢侈消耗品，与民生毫无关系。这些货币自身还有些价值，假如换回来的是纸币，当擦屁股纸都掉价。一统封建文化，一统封建经济和金字塔政治结构，是亡国灭种的根源。
还有一个超越王朝的大地主，山东的孔府，是山东的实际统治赏。从汉武帝后，王朝尊孔儒，从伦理上维护自身统治。唐宋后更是如此，不但精神上奖赏还有土地的封建。因为血缘，孔子嫡系后人成为千年不倒的大地主，元朝和满清都认可其地位，人尽可夫。孔府积极投效可能上位的王朝，任人捏扁揉圆，为虎作伥。
当然还有气候说，但不成立。气候对所有民族都是一致的普遍因素，为什么明亡而满清崛起取而代之？假如以生产力而论，农耕的明王朝生产力高于游牧的满族，看来这玩意也解释不通，那就别咬住乱扑楞。假如从政权结构看，蒙元和满清都是相对偏平结构，上层与底层利益均沾，底层比金字塔结构下的屁民利益比例要高。这是调动族民参与生存战争的积极性的根源，就像秦的耕战改变自身阶级的法则。
中国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资本私有生产方式的空间。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不了制度文化结构的制约。就这两个社会连接而言，生产力改变不了生产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和文化。
明朝的行政官僚，最后演变成掘墓队伍。孔儒教育的孝子贤孙，理应忠于皇权，诚于教化牧民。但孔儒来自周朝的礼仪办事人员，各安其位是他们先天的伦理。食色性也，儒家并不否定人的物质性，和自身应得的利益。让官员们一心为公实现大同，那是您想多了。地主和商人的腐蚀，加上通货膨胀，多年不涨薪水，逼迫他们额外牟利。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后，官员主流贪腐成风，边关军队粮饷，不出北京城，就能海沉淹没三成，到达目的地，要能剩下一半，说明官员心还没黑到家。发到战士手里能有三成，他们就得念‘阿米豆腐’。当兵吃粮，不足粮饷，基本家庭生存都不能维持，何来坚定的战意？对内征税，官商勾结，与地主豪强勾结，对付自耕农，造成官逼民反。儒家理念容不得武人，和异端。熊廷弼外战高手，可因为脾气暴躁，非得换上温顺狗屁不懂的王化贞。万历到崇祯一朝良将能臣不缺，下场凄惨，遭到逆淘汰。嘉靖朝的海瑞成为空前绝后的楷模。不能说儒家一事无成，好歹留下个海青天，可惜他连嘉靖朝弊端都纠正不了，还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官员加上皇亲国戚，银两无数，宁可留给反叛、强虏，绝不帮助崇祯。满清兵临城下，柳如是要与大儒钱谦益投湖殉国，钱某一言惊天动地：“水太凉，不能下。”余音回荡近四百年，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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