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以期造成一党独尊、一己独大的局面。
就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而言，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贿赂”“侵吞公款”“焚烧”“奸淫”“杀戮”“卖淫”“吸毒”“高利贷”“赤匪”“共产共妻”等的代名词。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对“红色中国的情况”充满着神秘感。可以想象出来，在国民党这样大肆歪曲宣传的情况之下，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西方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中国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时，针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及外界并不了解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
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改变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军队将领等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更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开篇就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活动的人们。
正当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和有所感悟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埃德加·斯诺于1939年10月21日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他与毛泽东的谈话。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后，直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并提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今后最好“不要再向外国记者发表”类似这样的谈话。因为一些西方记者往往会利用这样的谈话内容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进行肆意的歪曲或者挑衅。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挑衅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之内，采取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比较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1940年，党根据世界各大国关系变动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对外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中共中央在1940年12月25日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提出，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应该采取比较欢迎与热忱招待的态度对待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采取比较冷淡的或者不合理的态度。正是在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态度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共南方局积极开展了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正是在英美记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帮助之下，国民党对于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新闻封锁才终于被冲破。当这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国际社会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特别是有关的国际舆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议论，并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蒋介石正在推行的反共内战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可以说，它是促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放弃反共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党的对外交往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与苏联的关系上，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大体上只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等方面获知，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有意回避或者歪曲宣传，这样就十分容易造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颇之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党适时改变了这一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以此改变之前已经形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这样的考虑，党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一新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对美统战方面的工作迅速活跃起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各种人员不仅利用各种场合有意接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而且还力争与这些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建立密切的关系。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促使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既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依靠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的作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1944年，党利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机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主动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新闻封锁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原因之时，却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的身上。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党认为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
1943年7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的时候，特别希望苏联记者不仅能够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或者其它革命根据地里面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去，而且更能够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所处的紧张关系迅速向苏联与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予以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得到的有关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立即指示中共重庆办事处，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让英美方面尽量知道这一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进行新闻封锁，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有关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的资料立即通报给英美使馆。重庆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据此立即展开行动，一方面迅速加强对外的宣传与联络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途径大造舆论以使美英等驻华使馆知晓这一问题及其严重程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下，这一时期美英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才从中共方面了解到了有关国共危机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全部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它们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在国民党中宣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7月20日，美国著名评论家汉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问题专论，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战报不可信，只是为了骗取美英更多的军事援助。汉森的文章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的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该文对于国民党中顽固派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冲突与事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影响曾经轰动一时。对此，国民党中宣部亦承认，罗果夫对国民党的指责“一时颇动国际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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