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甚至获得了制度保障。为了使干部成为可靠的力量，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给予不同级别的干部以不同的特权。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制度。在这一时期，党政干部兼职普遍化，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拿到几份报酬。
党的高级干部享有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待遇，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买单，党的精英阶层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1927年3月一位农民给加里宁写信，他问道：“我给您写这封信是想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会出现两个敌对的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否会进行斗争。第一个阶级是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劳动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苏维埃职员，就是那些薪俸优厚，每月拿50卢布甚至更多的人，以及那些也能拿到100和200卢布的人。”
到20世纪30年代，情况不仅没改变，反而加重了，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和待遇。如1934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一份费用清单就显示：工资30万卢布、职工社会保险6万卢布、定量供给的面包5万卢布(不开会时)、食堂用餐的补助金等7.6万卢布，面包和食堂用餐补贴占了工资的42%。
从1945年起，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钱的大红包，莫洛托夫在同丘耶夫谈话时证实：“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高级干部还享有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待遇，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买单，党的精英阶层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但斯大林几乎都不拆封，因为他的一切花销用度都是国家开支。负责管理其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大肆蔓延的情形：
“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60年代以后，苏共开始大规模为领导干部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别墅。1983年7月利加乔夫在谈到乌兹别克腐败状况时说：
“在塔什干到处可见专门为领导人修建的豪华建筑、别墅和独家住宅，一个地铁站的一张壁画价值达200万卢布。与此同时，该市50万居民居住在没有排水设备、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和经常没电的土窑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各类‘领导者’人均拥有2至5处住宅，包括在城郊的。他们每人可使用的轿车有5辆。在最近三年里，苏共中央收到了3万封乌兹别克斯坦劳动者写来的反映这一问题的信件，没有一封被认真研究过。”
勃列日涅夫贪图名利，不务实效，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头衔、奖章、礼物和荣誉等。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了中将军衔，到下台时仍然是个中将，勃列日涅夫则于1975年把自己晋升为大将，次年又获得了元帅军衔。从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时间里，他获得了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勋章和奖章的总和还多，总共有200多枚。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其狩猎的排场并不亚于过去的任何帝王，他还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猎枪。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相赠送礼品成风，而且礼品都很贵重。如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座价值连城的纯金制作的勃列日涅夫的半身像，阿利耶夫也因此当上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巧伦杯，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
苏联剧变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这件礼品。勃列日涅夫还把外国党政领导人的礼物据为己有。他是汽车爱好者，喜欢开汽车，也喜欢收藏汽车，他用国家的钱与外国党政领导人交换礼物，却把奔驰、宝马等名车划归自己名下。他母亲在看到他丰富的汽车收藏后为他担忧道：
“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在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
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在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危机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国家仍然花巨资为其建造了福罗斯别墅。福罗斯别墅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南端。这里原来十分荒凉，一年大部分时间刮狂风，只有八九月份适合休闲。1985年秋天，开始在这里为戈尔巴乔夫修建新官邸，是将一座山“开膛破肚”后建的，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用优质大理石铺砌的三层宫殿，富丽堂皇，舒适无比。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据估计，这一别墅按1986年价格计，造价是8.5亿卢布，加上维修、维护的费用，这也是国家一笔不小的负担。
1988年戈尔巴乔夫一家第一次来这里休假，8·19事变时，戈尔巴乔夫就是被软禁在这里。1991年8月21日当媒体记者首次见到这一别墅时，描写道：“20世纪克里木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几亚宫，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对此也不理解，他写道：“位于利瓦几亚的以前的那幢别墅，比起从捷谢利到萨雷奇角的这片宽阔土地上修建起来的这栋别墅，简直就是庸俗的棚子。”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倡导改革、反对干部特权，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建造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耗资巨大的超豪华别墅。如果此事在叶利钦反特权时期被曝光，恐怕他早就威信扫地了。
在缔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列宁把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作为理想，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但在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越来越远。在民众深受日用消费品短缺之苦时，苏共高级领导人早就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他们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尽情地享乐。这样的党难以被民众所认同，苏共失去政权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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