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发表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学者，例如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方德万、英国知名专栏作家戴维·皮林等，从大历史的角度，把抗日战争和后来的新中国诞生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它在驱除日本侵略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台湾的一些学者逐步走出了国民党抗战史观的影响。现在台湾研究抗战历史的人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角色是比较到位的。他们认识到，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抗战结束后为什么共产党在华北、在西北立刻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显然与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这个作用，在大陆方面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关于中流砥柱说法的来由，前些年有人考证，认为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定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历史学家吕振羽1943年8月7日发表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来，“一刻也没有放下革命的旗帜，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如果再往前推，周恩来曾在1936年3月说过，共产党是抗日的“中坚”。七年后的1943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办法时列举了诸多方面，最后特地强调，“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与中共提出的三大法宝又密不可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历史证明，这三大法宝，成为了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好办法。
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提起中国抗战，有两个特点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了抗战，这是中国能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的前提条件。还有一个是中国抗战的战场是由两个战场组成的，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尽管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诸多问题的观点分歧很大，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相对而言，对这两点的共识度还算是比较高的。对于第一点，国民党强调更多的就是对抗战的全面领导。对于第二点，国民党一度称共产党是游而不击的，只知道袭击国军抢地盘，扰乱抗战。但这些年来，国民党也承认了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当然同时也不忘说明，敌后战场是补充性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抗战的胜利还是离不开敌后战场的战斗。
这样看来，上述两个特点可以说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而之所以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倡导，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的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的决议。此后，“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成为了共产党最鲜明的抗日主张。从1936年开始，建立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在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美籍华人学者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被认为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该书在“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一节中写道：“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西安事变使统一战线进入了实质性的建立阶段。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期间听了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说明后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蒋还表示，待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在1937年2月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指出，这次全会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就是从2月开始，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内容的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五次谈判。在3月下旬周和蒋的直接会谈时，周提出合作与纲领问题，蒋说他自己没有具体的东西，要中共先商量。在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中共提出了制定统一战线的纲领。因周恩来深知“总观蒋（介石）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中共提出“在承认我们的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这个纲领的标题是《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中心是国共合作抗日，细则共五十二条。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中共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与中国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从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终于把一个政党的意图贯彻到了整个民族，包括昔日的对手。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当时的国情是“民众要‘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压迫政府采取最后手段。‘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见1947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实事求是，就是调整好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曾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抢走了，我们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于22日正式发表）电文。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据此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这就是抗日两个战场的来由。
中共不但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也是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尽管在八年的时间里，几经波折，有时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但中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坚持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变。
在处理这个突发事件中，中共大得人心，而国民党顽固派大失人心。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国民党内部，还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指责包围袭击新四军的错误，肯定新四军的抗日功绩。上海各界民众团体致电两党领袖说，“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起卫国卫民之功绩，事实俱在”。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反共内战，团结抗战到底”。苏联、美国、英国也纷纷施加压力，要求国民党当局缓和国共纠纷、避免内战。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因此事件停止了或者准备停止对华援助。面对内外交困、被动孤立的窘境，1941年3月8日，蒋介石公开表示：“今后亦无剿共的军事”。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将各地的反共活动的责任推到下级身上。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统一战线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此后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停止过挑起大大小小的摩擦，但中共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斗争方法，终于没有出现统一战线公开破裂的危险。日本投降后，美国、蒋介石政府、日本，还有伪军，在反共的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就必须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时，在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实行这些政策和策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以统一战线为基本条件的中国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武装斗争的显著效果极大地提高了中共的地位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以前，中共就已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进入抗战阶段，随着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中共与时俱进地创造出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合适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从而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推进到新的阶段。因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有效地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关于中共武装斗争的威力，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有这样的解读：“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居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民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侵华日军的日子同样也很难过。1941年，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在《改造》杂志上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共产军之现阶段”的文章，文中悲叹道：“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
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屡战屡败，极大地挫伤了国人的自信心。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也使国人大为失望。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刚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身上。当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当地百姓为之振奋。在9月份太原的一次万人抗战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让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出席，并代表八路军讲话。当介绍到八路军代表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萧克在讲话中说：“我们八路军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立时掌声雷动。当时老百姓看到太多的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的惨状了。当听到八路军是不会退回来的，他们由衷的那份激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是中共武装在抗战舞台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顺便提一下，这些年来，不断有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例如，有的指出，平型关大捷只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部分，而国民党军队参加的部队有七个军十数个师；有的说，平型关大捷只消灭了日军一两百人；也有披露了由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组织的腰站阻击战，以惨重的代价确保了平型关大捷；还有的考证出八路军687团也以惨重的代价阻击了日军援兵步兵第42联队，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如何，平型关大捷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抗战史上的地位就无法撼动了。当时国内各界一片欢腾，毛泽东发贺电，蒋介石两度致电，先是祝贺，后是嘉奖……。中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中一言以蔽之：“八路军大败之于平型关。”《中国抗战画史》则是这样记载的：“平型关战斗，可说是抗战中发挥了游击战斗高度技术……造成胜利者系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坂垣师团第一次在中国战场碰到了劲敌。这一次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心，相信利用游击战术，可以制敌于死地！”该书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还有毛泽东谈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即使和敌人直接正面作战的那些军队，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单纯防御的‘被攻’战略，而应当尽量利用地利来反攻。”
八路军与日军对抗，基本格局是以弱旅抗强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关键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善于寻找有利的作战环境和把握合适的战机，把敌人引入自己的作战样式中，而不是陷入到敌人的作战样式中去。因此，八路军和日军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只会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抓住机会一出手，则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平型关大捷及其接下来八路军的几个漂亮仗，如夜袭阳明堡、上下细腰涧歼灭战、七亘村伏击战等，不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士气，也初步奠定了八路军的作战声威。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不过同时也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1940年夏，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日本认为：“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日军在遭受严重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连连感叹“没想到”。
与国民党的战争观不一样，共产党并不只是把武装斗争局限在“打仗”上，而更多的是放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大目标上。这就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根本区别。因此，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了决定敌后战场和全国抗战能否持久坚持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将农村社会改革、建立巩固根据地与民族解放战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武装力量在和日军相持中不断壮大。当国民党军队且战且退的时候，中共武装迅速开进国民党丢失的国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例如在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中，面对日军的15万部队，守卫河南的40万国民党部队，连续丢失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为建立中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作出进军河南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数月与日伪军血战，八路军豫西部队六个军分区共开辟了约2.1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老百姓也在质疑这个一退再退退到西南“腹地”的部队是否靠得住。而中共在敌后的武装力量、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美国的重视。1944年7月美军向延安派了观察组，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赫尔利到延安谈判。自此，中共和美国开启了半官方的外交。
日本的迅速投降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美、蒋、日、伪为反共立即建立了“统一战线”。此时国共两党各自的战斗成果，可以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看出来。他写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在西南一角，华南和华北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进入东北就更不可能。因为这时共产党人占领着华东、华中许多铁路线。因此，“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乘船回国，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整风运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邓小平在1950年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整风中……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创的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从三个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更能感受到这个伟大创举的深远历史意义。
从中共党史上看，延安整风取得了伟大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国内外史学界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整风使党员“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认为，整风“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延安整风在政党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绩也可以从国民党的反应看出来。有感于国民党的腐败涣散，在1947年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蒋介石还亲自讲解推荐。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加以切实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经常与蒋经国探讨如何治党。蒋经国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在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共的整风文献后，认识到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于是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有趣的是，近年来大陆有人挖掘了某些史料，解读出程度不同的评价，比如“权力斗争论”等等。但对岸的国民党人，大都认同蒋介石那代人的观点。例如参加过抗战的郝柏村将军，2011年指出，延安整风“形成了党的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产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所以共产党控制区里，国民党很难生存，国民党控制区内，共产党无所不在”。甚至有深绿背景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曾专程访问过延安。他坦陈：“选择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来学习共产党的经历，学习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从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角度看，延安整风有效地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的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共产国际的很多指示因着眼苏联的利益而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了中共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饱受“左”和“右”的困扰。延安整风达到了破除对共产国际迷信的效果。另一个显著的成果是在十分复杂情况下进行的审干工作，尽管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斗争严重化的错误，但由于毛泽东及时强调了正确路线，使错误得到制止。避免了像苏共“大清洗”那样的灾难。
在总结苏共亡党时，其祸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苏共的“大清洗”。这种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党内同志的做法，曾在迷信苏共经验的其他国家中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值得庆幸的是，从延安整风时期起，中共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强调务必谨慎。这与毛泽东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们的整，他深恶痛绝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作法。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费正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徐中约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纠正思想的运动，来避免重犯苏联所特有的不断清党的错误。”因此，几乎所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党员都能感到受益匪浅，也包括那些被整错的同志。苏东剧变时期，媒体上，特别是电视上，反复出现了“大清洗”的残酷场面，死亡人数巨大。反观中国，尽管新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好同志。但那些被整错的同志，绝大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和自我纠错能力还是给予了认同。至于完全“觉悟”而退党的寥寥无几。这不能不归源于延安整风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邓小平曾指出：“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一直推崇用整风来加强党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各种会上，先后提到和提出过20余次。1975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军队要整顿时说道：“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
中国近代外来侵略不断、国内军阀混战不断，其主要原因是近代中国长期存在一个政权和军权之间的大矛盾，军政始终无法统一。抗战时期蒋介石虽有全国领袖之称，但他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制服地方实力派军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建立新的有效制度，尤其没有足够的勇气向美国盟邦坦白承认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弱势。所以，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尽管军事装备在美国帮助下一再更新，但军队内部仍然是派系林立，互相掣肘，再加上官兵之间的恶劣关系，注定了这支部队是无法担当历史大任的。
中共武装在经历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很快得到体现。到全面抗战前夕，其战斗力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到抗战末期，其部队规模、作战能力已经足以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
整风在人民军队的开展夯实了“党指挥枪”的基础。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1942年6月16日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文件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是由朱毛红军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党把这些武装力量的率领委托于军队干部，因此军队干部在党面前是负有重大的责任，军队干部应该是最没有毛病的。若不如此，其给党的危害就必重大。所以在军队中整顿三风、锻炼党性，是更有重大的意义。但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
八路军、新四军通过整风，加上先后两次大规模的军队整训，“支部建在连上”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深入人心，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理念深入到了部队的最基层，深入到每一位战士心目中，而且通过每一位战士又把这种理念传播到老百姓中间。
有学者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使那些盘踞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地方武装实力派，从此在中国政坛上连根拔除，也把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困扰的一个政权和军权之间的大矛盾彻底解决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延安整风对人民军队的深远影响，可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保证了我们国家恒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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