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赢了解放战争，推翻了引领着高度内卷化趋势的旧统治阶级。彼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各种传染病是第一位的死亡原因，也是全国民众第一位的健康与生存威胁。
由于工业不发达，现代技术普及度较低，为了改变此种恶劣状况，就不得不选择“最节约”的路径去展望未来。为此，提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是：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专业技术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言而喻，这个工作方针中间，包含了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传统技术的存量，改善最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健康环境，同时，还要求普遍地改进民众的生存环境，并激活民众的努力和潜力。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在朝鲜采取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国内结合反侵略战争宣传，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关注如何改善普通民众的环境健康问题。
1955-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速推进，结合农村基层组织的进步，毛教员开始设想把“除害灭病”工作结合进基层组织的努力方向中间去，由此，从“非专业人士”角度提出“除四害”目标，试图在一个时期之后，就消灭常见的传染病，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个“除四害”要求，除了得到党政系统“非专业人士”的表演式回应之外，没有得到医疗卫生系统官员和专家的起码重视。
到了1963-65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规模展开，医疗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士被逼迫大量下乡，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看到了农民生存环境的恶劣状况之后，开始有了系统的认识，并依据大数据经验浓缩为一整套“专业应付方案”——“两管五改”——管粪、管水；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就这样，在医疗卫生领域大批专业人士“非自愿下乡”之后的一个时段后，真个促成了一次有价值的“专业技术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范例。
1966年文革开始，卫生部部门专业领导瓦解，丧失了他们基于自身认识而行使权力的条件；结果，民间土医生覃祥官开创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在支左军官和海量基层干部的鼎力支持下，短期内就席卷了全国多数人口，结果以极少的资源，就支持了一个管住“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力保障系统。
也就是说，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如何有效防止传染病和改进农村居民生存环境问题，在整个儿的官僚体系内部（特别是在高层），始终只是毛教员一个人的问题，其他人要么认为这些问题不存在，至少也是缺乏现实的解决方案，所以不值得关注。很长时间，毛教员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只在党政系统中间得到非常有限的回应，这个状况，直到四清运动和文革暴起，才得到较大的改变。
大约是得益于“两管五改”与合作医疗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有效管控，文革十年时间内，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从全球平均水平83%起步，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的105%（这还是世界银行把人均寿命数字减去3岁之后刻意缩小的数据）。这个十年之间的进步数据，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大概不再可能被任何国度第二次超越。
二
就现代社会而言，人们普遍相信：有组织的管控力量和企业化的资源筹集与运用，合乎分工协作需要，能够快速积累经验和进步力量，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关键。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资本企业，都潜在地吻合人们基于专业化促成快速进步的想象力，寄托了人们这种对于现代性的普遍信念。因此，才会有各种“市场虐我千百遍，我待市场如初恋”的潜意识大量存在；而政府受到的批评要多一些，但各路批评家多以理想中的“好政府模型”去批判现实的坏政府表现罢了，很少会质疑政府自身。
但是，毛教员显然有着不同的境遇和经验，他对于“死官僚”和“蜕化变质潜能”的判断，较为粗暴地直接质疑到人们很少会反思的现代性基本信念。
1954年毛教员在浙江农村访问，遇到一个罹患血吸虫病的绝望病人，他躺在自家门口问到访的异乡人：“这个病能不能治？”异乡人回答“能治”，但这并没有给病人带来太多的慰藉。也许是病人的绝望面孔，彻底打动了毛教员。他回到北京之后，对卫生部门进行了部署，但很长时间都收效甚微。毫无疑问，“收钱治病”是铁律，社会主义国家中间也有很多人顽固地支持，尤其是在卫生主管部门中间，更是占优势的统治思想。
同样地，毛教员对于“消灭血吸虫”的热心和关注，在地方党政部门中间得到了稍微多一点关注。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报告说县境内血吸虫病被消灭，毛教员高兴之极以至于“夜不能寐”，为此还赋诗二首。这个进步即便是局部的，那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毫无疑问。
但是，农村地域广大，不是实验室条件，纯粹彻底，一次消灭就永远消灭。依据湖北省《新洲县志》记载，在自然的小流域条件下，要消灭血吸虫赖以寄生的钉螺，平均而言，需要彻底地灭杀3.84次。也就是说，血吸虫在自然界被彻底消灭要困难得多，最低限度也需要如同新洲县所做的那样：接近于需要进行4个来回。
与其他方面的改善环境预防传染病工作一样，卫生部门的“死官僚”对于消灭血吸虫，也缺乏毛教员那样的热心和执念。在这些专业人士看来，完成此项工作的困难多级了，有一二三四五直至一百一千一万那么多条，因此，完不成目标是必然的，完不成任务才是现实的。
消灭血吸虫疾病的重要进展，也一样得益于卫生部权力的消失。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大规模展开，湖区作为血吸虫流行的重灾区，其排水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人力控制浅水湖区的环境，带来血吸虫宿主（钉螺）的大范围灭绝。1969-1970年洞庭湖周边湖区，开展大规模血吸虫防治工作，沿湖各县都开展了“矮围灭螺”工作（个别县份搞了“高围灭螺”）——修筑一个2-3米高的围堤，能够做到2-3年内避免进水，这样，钉螺就会丧失生存条件而趋于灭绝。
1970年第二次全国血防会议在上海召开，此次参会的多数为“非专业”的解放军军官，他们与前文革时期的技术官僚的最大区别是：以打仗的态度对待消灭血吸虫问题。既然上级已经下达命令，那就想办法去完成，缺乏高技术方法，那就群策群力以土办法去进行；而技术官僚们最为熟知的困难一二三四五等等，被军官们视为典型的“投降主义”——一事当前不去想办法而是找困难，那样一来国军长期强于共军，是不是直接投降算了？要说的话，军官们的专业素养低于技术官僚，但他们主政时期的进步则反超，这个反差很值得仔细思考。
1998年长江大水之后，棺材中立说要“退田还湖”，还有些马屁精专家说这个选择有利于保护环境、恢复湿地，其好处也是从一二三四五开始直到一千一万。结果却匪夷所思，拆迁了244万农村居民之后，湖区恢复最快速的不是啥子环境好转，而是东方田鼠种群获得无障碍的扩张条件，每隔2-3年就会爆发一次超大规模的“鼠潮”。同时，较不受关注的一个状况，则是钉螺重新获得了良好的滋生条件，血吸虫病同样获得了再次大流行的条件。2004年湖南省水利厅杜厅长，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说：洞庭湖周边地区至少有了20万血吸虫病人，同时还有更多的潜在感染者。
由此看来，充分利用手头拥有的资源，组织起有效的投入，去追求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件事往往会被专家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反对，其结果，当然是长期达不到资源充分利用以及投入产出的最优。文革期间，发生过非专业管理团队对专业管理团队的替代，促成了行动意愿的提升（同时也被人反复批评为“专业水准下降”），但是这一升一降，也由此造成了显著不同的效果，鲜明地揭示出那个看似有理的“现代性信念”——分工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当然意味着那个看似有理的信念，也是不能够完全相信的。
解放军军官管理社会，及其对前文革党政官僚的替代，大概不能够从“政治德性”（例如更高程度的“为人民服务”意愿）高低去理解，但是，就经验观察而言，军官们具有更高程度的行动自觉，超出了对“专业化认识”的迷恋和各种“畏难情绪”，更多地着眼于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和群众力量运用，仅仅这一个方面的小进步，就极大地推进相关潜力的挖掘和巨大提升。一句话，解放军军官群体，比党政干部中间的“死官僚”含量，要低不少。
还有一个状况也挺重要的，毛时代还没有彻底消灭阶级差别，少数特权阶层跟普遍老百姓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和生存体验，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问题，生活差距的实际存在，也就与底层民众缺乏“政治共情”关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重大不一致，工厂和农村的大量基层干部也一样工资低收入少，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由于基层的小干部与普通民众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高度一致，因此，文革期间普及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的努力，小干部们就相当支持和拥护。1974年邓小平批评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这个在高级别干部中间能够得到相当的“政治共情”，但大批基层小干部也与民众一样——面临着小孩无学可上和治病难的问题，就不太可能与邓小平有太多的一致。这也决定了覃祥官后来的境遇：受到高级干部的厌恶，同时却得到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的支持，似乎至今如此。
那么，专业分工和专业化的部门管理，也许真的有助于提升知识积累的速度，也可以认定由此提升了潜在的社会干预能力，但是，这些人是否会变成毛教员反复发现的“死官僚”——对于人民疾苦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和积极干预意愿，若真个如此，那么现代性信念的不可信，就会变成普遍现象。就毛时代前后的经验对照而言，多个方面的状况，都揭示出同样的症候：例如教育部对于低成本普及教育不感兴趣，水利部和交通部对于群众自办的小型工程缺乏热情，而国务院中间拥有决策权的财经团队则长期对农村社队企业发展不感冒。这一类状况普遍存在，并且反复表现自己，都揭示出“类本质”，而不是个别坏人的偶然表现。
三
文革后，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快的GDP增长，据说这个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升民众生活水准，会无差别地促进一切进步。这个算是新时代投入宣传力量最多的“绝对真理”包装。
从医疗卫生事业而言，1978年中国以110亿元的卫生事业费，涵盖了全国90%以上人口的常见病多发病保障，彼时卫生费GDP占比3%。40余年来，医疗行业GDP数字提升了500多倍，GDP占比也提高了一倍以上。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口丧失了基本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压在绝大多数人口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虽然如此，庙堂人士中间还嫌不足，认真地发誓要把“教育、医疗和养老”作为“三驾马车”，去进一步拖动GDP扩张。有权威专家快速跟进和分析说：与欧盟各国医疗行业GDP占比9.9%相比，中国还有50%的巨大成长空间；与美国相关行业GDP占比18%相比，中国还有200%的成长空间。所以，把医疗行业发展为新的增长点，就成为专家与庙堂高人念念不忘的“权威共识”。
在一定程度上，毛教员遭遇到的“死官僚”及其倚重的反动学术权威，都对人民健康可能的进步空间，缺乏热情，实际上也不能够认识。后毛时代的医疗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对“莆田系”的放养（在某种程度上莆田系那种“只坑钱不关心治病”的企业精神是全行业的现象），也算是中国现代性进展的一个内在必然性。
从这个角度，回顾毛教员的“六二六指示”，就可以看到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度推进，无法依靠打赢旧统治阶级的战争而简单完成。如何改造和避免“死官僚”的复制和再造，及其对现代性所蕴含诸种可能性与潜力的蚕食，则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愿以此文，感恩和怀念那个为人民解放与进步事业跋涉一生的小学教员！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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