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人能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一直令外国人很困惑。上个世纪 80 年代，来华访问的美国航天界专家，当面向后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院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当时经济那么落后，条件那么艰苦，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创造了这个奇迹？”孙家栋脱口而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因此，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对世人来说，“两弹一星”是怎样成功的仍然是一个迷。
那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30多年了。但由于各种原因，那些为国家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技专家仍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之女聂力中将感到此时应当将这段历史公布于众，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与此同时，1999年5月5日，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发表了长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 “两弹一星”的回忆》，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党中央经过研究，于1999年9月18日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不久，一大批反映“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的史料陆续问世。
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揭秘”的史料，能够使我们更加全面地、客观地了解这个奇迹的创造过程，从而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履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99年9月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21位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不但亲眼目睹了新旧两个中国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而且也亲眼目睹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不同，因而认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因此，他们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冲破境外敌对势力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效力。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是彭桓武，这位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从爱尔兰起程回国的时候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需要理由。”多年后，他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说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彭桓武回国后不久，就受到同在欧洲留学时交往甚密的钱三强的邀请，一起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194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来他回忆：“1949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年头。我有幸亲身经历了那些不平凡的日子。按当时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一霎那之间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和突然，简直让非身临其境者无法确信。”
北平和平解放两个月，钱三强就被邀请参加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他的老师，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居里先生帮助订购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的必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他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向组团的联系人提出了他的想法。令他兴奋的是，中央在清查了国库后，在极其有限的外汇中，挤出所需的外汇。“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他想到回国后，为了发展核物理研究，他找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找过与其父多有交往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找过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但是“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 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科学时报社编 ：《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55页）
1950年5月，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10月，美国归来的邓稼先加入了研究所。邓稼先在美国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凭着对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的敏感，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他就迅速离开美国回国。
回到祖国，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在行程几千里中，他大部分时间是靠在车窗前，两眼凝视向后飞过的田野。尽管旧中国破烂贫穷的景象还不时映入他的眼帘，但他敏锐地发现，正在劳作的农民的脸上已经有了“心花怒放”的表情。在短暂的沉思过后，他顿然明白了：搬掉三座大山的新中国人民所迸发出来的热情是一种伟力，他感觉到自己内心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所鼓舞。到北京后，他听到、看到许多自己在美国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农民在土改中，扫尽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工人已组织起来，再也不受资本家的气了。私营工厂的大事，资本家要找工人代表商量。他又听说那时候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有了当家做主选代表的权利，因为不识字，只好将豆子放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表示投赞成票，他觉得非常新奇。他感到这一切变化，集中反映在当时最流行的《歌唱祖国》的一句歌词中：“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1956年4月，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7月的一天，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要调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工作保密，必须隐名埋姓，长期离家。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那一夜，他们夫妻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离开美国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国政府完全禁止在美的中国学者归国。直到1955年，中美日内瓦会谈达成交换平民的协议之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才得以回到祖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时，面对团团围住他的记者说道：“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政府。将来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11月25日，物理学家陈能宽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踏上了归国之旅。
陈能宽是湖南慈利人。他高中是在长沙有基督教氛围的雅礼中学就读的。在校期间，他主动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去美国前，他曾幻想过，作为世界上基督教影响最大的美国，上帝的“博爱”精神一定会充满整个美国社会，美国也一定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到美国后，不断看到美国政府的丑恶嘴脸，令其苦闷至极。牧师口中像传声筒一样流出无意义的谎言。美国政府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牧师的口中却变成了秉承上帝的旨意，毒害麻醉人民。于是，他果断地抛弃了基督教的宗教信仰。
陈能宽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不已，时刻都能感受到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崭新精神面貌。他决心信仰共产主义。他的履历表有这样的记载：“1957年 经历反右运动后，政治思想升华，追求真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 经历3月份双反运动后，思想更受教育，入党要求迫切。4月11日，提出入党申请。”在核试验基地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他说道：“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一定也要搞成功。”
先后在欧美和前苏联留学和访学的王淦昌，在一次全球华人物理学家联谊会上，回答昔日的学生李政道的问题时，说道：“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王淦昌著：《无尽的追问》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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