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6日，张作霖坐镇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盟主——安国军总司令，与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企图联合起所有的力量，压制胜利进行着的革命运动，实现张作霖的愿望：建立安国军政府，任职陆海军大元帅。但与此同时，北伐战争势不可挡，目的直指北洋政府。
李大钊是张作霖实现皇帝梦大障碍
发表在《向导周报》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署名子棠为《奉张总统梦的过程（2月8日北京通信）》，是出自李大钊的手笔。该文披露：“张自以为主政可成，故入京时，密嘱军警以元首之礼迎接，且已准备于元旦，在太和殿受外交团之觐贺矣。”“奉方之人与外交团几经疏通接洽，各国最后只允之于元旦日，以私人资格，各赴顺承王府觐贺新年，至赴太和殿觐贺就职则极端不可，即以避正式承认之嫌也。”所以，实现皇帝梦如何得到列强的承认，是一个必须要迈过去的坎。
为早日建立安国军政府，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张作霖积极谋划了一个能够“继续抓紧反赤反苏、获取列强各国支持、转变日本扶植对象的一石三鸟”的举措。1927年3月，张作霖亲自遍访列强驻华使节，向列强表示他所拼凑的北京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前锋。“探寻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于是，整个北京城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继1926年4月24日，以“宣传赤化，毒害社会，贻误青年”的罪名，杀害了《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下令逮捕《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民主晚报》的成济安。更对各大学学校加以监管，不许蒋梦麟等人出京。8月14日，奉军在南口战役中攻占南口，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往西北，张作霖更加变本加厉，决定向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李大钊举起屠刀，把自己的“一石三鸟”谋划落到实处，争取在列强各国支持下促使军政府尽快建立。
张作霖加害李大钊实属必然，因为此时在北京的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如同插向张作霖的一把尖刀，是张作霖实现皇帝梦的大障碍：李大钊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俄为师，宣传、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反帝、反军阀革命活动的总司令；是协助冯玉祥国民军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制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全军加入国民党，五原誓师策略的总指挥；是实施南口战役，“使直奉鲁张南伐不成，使北伐进展阻力减少”，积极策应北伐顺利推进的战略措施总策划。
1926年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事件后，中共北方区委开展了群众性反帝斗争。3月17日，李大钊参加反帝游行示威走在最前列。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下，北京3万多名群众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遭到军警镇压，酿成“三一八事件”。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发布通缉令，称李大钊等“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3月底，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由翠花胡同8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在白色恐怖中，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的进步团体坚持革命斗争，先后出版了《烈火》、《下层》（北京大学）、《新华》（北师大）、《努力青年》（燕京大学）、《新社会》（政法大学）、《农光》（农大）等刊物，坚持革命宣传，引导革命斗争的发展。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中共北方区委1927年已有党员2069人，北京、天津、直隶、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国民党在北方也有很大发展，拥有党员4300多人。李大钊成为北洋政府的眼中钉，其活动一直受到特警监视，京师警察厅不间断写给警察总监关于李大钊活动情况的密报。为了摸清相关情况，张作霖加紧了对李大钊的监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经常有密探伪装成的车夫对出入人员进行跟踪，工友阎振三外出送信被特务抓走，厨师张全印买菜也被特务抓去。风声越来越紧，李大钊机警地转移了北方机关所掌握的党团人员名册，尽量安排同志们离开北京到南方去，销毁了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
这时陈独秀特别派刘清扬到北京，要她督促李大钊向南方转移，李大钊表示“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杨度传来张作霖要动手的消息，也未能动摇李大钊坚持在北方斗争的信心。张作霖摸清楚李大钊在苏联使馆区的情况后决定动手，便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为特使，前去与列强驻华公使团达成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的协议，理由是“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表示：“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盖不过问”、“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驻华公使团依据《辛丑条约》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1927年4月6日上午7时30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的警察150名、宪兵100名，加上便衣侦探、消防队员等计300多人，进入东交民巷。10时20分，欧登科签字：“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军警进入苏联大使馆实行大逮捕，一直进行到晚上9时许。和李大钊一起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和三个孩子、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总计在60人以上。
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营救李大钊。北大校长余文璨、北师大校长张贻惠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章士钊则奉劝杨宇霆向张作霖陈说“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北京的25所国立、私立大学校长于4月12日集会，提出应将此案交由法厅办理，以此拖长处理时日，防范张作霖下手。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保全李大钊。国民军也发出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
此时苏联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驻华使馆30余人离华，提出要苏中断交。莫斯科市有10万人举行了游行抗议。
李大钊案在当时被定为“党案”，理应履行司法程序，但在强大舆论压力和社会各界大力营救下，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决定走走形式，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军法联席会审法庭”审理。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将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20人押到警察厅南院大厅，军法联席会审法庭开庭审理，午后1时10分审理完毕，宣判对李大钊等20人死刑判决。复押运到看守所刑场，下午2时行刑。李大钊首登绞台，昂首挺胸，神色自若，20多分钟刑毕。全部行刑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
当时，张作霖还没能建立军政府，北京政府依然存在，而审判却是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联席会审法庭判决、执行，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发布布告。所定罪名是“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等情”，“并起出枪支、旗帜、印信、证据等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张作霖要张国忱炮制伪证
警察厅一边说“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边又说“李无确供”，没有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更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群众暴动，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的安排。自4月16日起，开始整理并陆续公布警厅收缴的463个卷宗，共3000多份文件。4月28日，张作霖专门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
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4月5日奉召来京，6日晚到京后即向张作霖报到，张作霖正在和财政总长阎庭瑞、烟酒督办章世恩、红万字会会长苏玉书斗纸牌。张国忱是1911年时选送中东路商务学校的生员，从小被安排在俄国人家寄住，所授课程全是俄文课本，学制长达10年，不但俄语好，连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深受帝俄影响。张毕业后曾担任白俄头目霍尔瓦特的家庭教师，与“反赤”一派亲密无间，被张作霖视为“自己家的孩子”。1925年，张国忱成为奉天方面中俄会议成员，从奉苏协定到一系列的中苏交涉，张作霖都曾对他委以重任。张国忱晚年接受天津政协柴寿安专访，谈及伪造文件的前前后后，这里引述张的口述：
“张把纸牌放下，走到屏围后，对我说：‘他妈的，苏联大使馆武官室叫我给抄了，东西全在警察厅，档案、文件不少。各部、院的洋文人才找来五、六十人，组成一个编译会，我不信任他们，你去当会长。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油印出来，送十份交承宣司立即送来。’六、七天后，司法处长蒲志中每天都来问有无关于李大钊的材料？大家都说没有。
十几天后，张作霖又找我去见他，仍走到屏围后，说：‘这几天的东西我都看了，材料一般没什么用处，在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没有。你要注意查查，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是白搞了吗？你回去好好找找，找不出来可不行，可交不了差啊！赶紧回去办吧！’
听张这么说，是外国公使要这材料。上头要材料，没有也得造出来，非伪造不可了。
我找来一个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是哈尔滨《喇叭报》主编，他和我很熟悉，这次也被我约来参加编译会工作，我要他按要求伪造一份文件，他勉强答应了。总算搞到一台与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号的打字机，俄国造的纸有的烧焦了，有的用水浇的变样了，只好用新的，尽量做些假装。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王在俄文原件上写了‘极要文件’四个字，译好后，送交张作霖。
从此，好几天，张没再找我。”
其实，戳穿其伪造并不难。一是1927年4月16日由京师警察厅发表的俄馆秘密文件目录中，首篇是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第七次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稍后列出的极要文件共22卷，其中并没有这份文件。二是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特别用括号中文字交代：“此件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三分之一”。可是第二次在政治类中出现时，括号中文字交代：“此件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照译如左。”到底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
这一伪造文件竟然长时间蒙骗了世界舆论。张国忱对柴寿安说：“我今年虽已89岁，但对伪造的文件记忆犹新。因其对历史研究会有影响，故特作以上交代和说明，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相关回忆
1927年11月24日，《世界日报》刊有：“党案文件，张作霖出资两万元印书”。1928年3月3日刊有：“党案文件业已出版，张学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有：“党案文件刊印成书，将编送中外各机关”。据张国忱说，中、俄文本各印1000册，英、法文本各印200册。
这部书定名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京师警察厅编译汇编，普通精装，16开本，共6册。书前有6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全书分为摄影目次、政治类、军事类、密探类、广东事项类、国民军事项类、山西事项类、三特别区及蒙古事项类、中东铁路事项类、党务类、中国共产党类、苏联在东三省经营商务情形类、杂件类等分类；附编：劳工类（德文）、俄文极要各卷分页详细目录（第1卷至第200卷）、俄文次要各卷分页详细目录（第5卷至第263卷）、德文分页详细目录（第1卷至第12卷）、中文极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26卷）、中文次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48卷）、普通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96卷）、俄英德日法等文极要书籍目录（普通类1-221号、军事类222-352号）、俄英德日法等文次要书籍目录（1-744号）、中文共产主义书籍（1-63号）、图画目录（1-295号）、远东银行账薄目录（1-46号）、天津远东银行文件目录（1-22号）、密编目录：军事政治阴谋类（1-48号）、密探类（1-38号），全书共计2138页。
另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线装本，张国忱等编译，两函11册，1928年出版。此外，还有一种《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英文版，上海英国别发书庄（英商别发洋行1870年创办别发书庄，经理施露）出版。给张作霖送去的《苏联阴谋文件汇编》，是特制的线装本，用黄缎子做书面，书套也是黄缎子包装的。
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最基本国际准则的践踏，特别指出有的文件是张作霖为达到其罪恶目的所精心伪造的。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内容，确实大多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苏联大使馆武官室的工作文件，李大钊长女星华回忆说：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可见，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主动销毁了。
这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在当时轰动一时，但能读到此书的人并不多，例如当时的总理兼外长顾维钧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而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却只字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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