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去世，习近平高度肯定他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媒体上出现不少缅怀纪念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在痛斥当年“科学普遍被践踏的情况下”后，专门提到由于“袁隆平的研究传承了孟德尔的科学，应用了现代遗传学”，使其获得成功。
什么是孟德尔的科学？
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1822—1884）进行了8年的豌豆实验后，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人们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遗传定律”。随后，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1866—1945）在此基础上，利用果蝇进行了十几年的实验研究，创立了基因学说，提出基因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使孟德尔遗传定律得到发展和完善，为现代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米丘林（1855—1935）是苏联著名植物育种学家。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的作用定向地培育新品种的研究。他认为生物对生活条件有高度选择性，而生活条件对生物的发育和遗传变异则起主导作用。由此，遗传学出现了孟德尔-摩尔根（以下简称孟德尔遗传学）和米丘林两个学派（苏联的李森科极力宣扬米丘林生物学，因而打出了“米丘林-李森科”的牌子）。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遗传性状由基因决定；后者则否认基因的存在。
毛主席是坚决支持中国的孟德尔遗传学派的研究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因此解放初期，中国的学术界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甚嚣尘上。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种情况。他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出现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他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毛主席举的李森科的例子针对的情况是，当时有人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只坚持遗传学中的苏联李森科学派是正确的，而把美国的摩尔根学派说成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1956年8月，中宣部、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作为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谈家桢后来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谈家桢在讲课
后来毛主席又接见谈家桢两次，鼓励他坚持研究。1958年1月，毛主席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1961年5月1日，毛主席鼓励谈家桢：“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使孟德尔学派的发展尽管遇到的阻力不小，但一直在努力前行。在毛主席的鼓励下，谈家桢克服了大量的困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61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在医学遗传领域的研究水平可以与当时的国际水平并驾齐驱。因此，“科学普遍被践踏的情况”，至少对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新中国前27年，毛主席的很多关于科学的指示没到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的事情，有些指示被人曲解的事情，确实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被人曲解而成的“历史真相”，至今还被某些人，甚至某些知名专家学者有意无意地反复传播。在此就不展开谈了。
前面那篇文章提到了袁隆平的两位老师，一位是西南农学院管相恒教授，另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鲍文奎教授。这两位教授的经历也可以说明当时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的实际情况。
先来说管相恒教授。他是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就读时的老师，他曾“鼓励、帮助袁隆平课外自学孟德尔-摩尔根创立和发展的遗传学”。这个时期孟德尔遗传学受到压制是事实。但是自青岛会议后，管相恒就一直活跃在孟德尔遗传学的讲坛上。
1962年11月四川省高等教育局为了提高全省高等学校的遗传学教学水平在成都举办遗传学学习班特邀谈家桢教授系统讲授遗传学。四川省高等学校的许多遗传学教师都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于11日正式开学学员们都认真听讲作笔记。谈家桢教授的教学内容丰富，包括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摩尔根的连锁和交换定律，基因和代谢，基因突变，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基因和进化基因和育种等。他还向学员介绍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编写的教材《基因和遗传》。学习班结业后，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召开了部分学员座谈会。会上有几位老教师，其中就有管相桓教授发言。管相桓和其他几位教师一样，认为谈家桢的讲学深入浅出，有启发性，对提高四川省遗传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来看鲍文奎教授。在管相桓参加谈家桢主讲的学习班的同一年，“1962年，袁隆平到北京请教过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鲍文奎教授”。鲍文奎一直研究孟德尔遗传学，并将其运用在这中国的粮食生产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华国锋为《袁隆平口述自传》所作的序言，见该书第1页），大量的科技工作者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为农业发展努力工作，农作物的良种培育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内容之一。袁隆平是这些科技人员中的最优秀的代表。正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农业的重视和指导，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粮食生产保持连续增产。其中1976年的粮食产量比1965年增长47.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2月第136页）
鲍文奎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遗传学博士的。1950年底，他从美国回到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之后，向所领导谈了拟进行多倍体育种研究的设想（根据孟德尔遗传学进行的一项实际应用研究），获得同意并得到所里的人财物的支持。但多倍体工作在1954年秋因受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影响，遭到严厉批判而被迫停止。1955年5月，他写信给中央农业部提出他的看法。约一月后，所领导通知鲍文奎说农业部电令恢复多倍体研究。1956年10月，鲍文奎到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工作。1957年，稻、麦多倍体研究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展起来了，进展最快的是四倍体水稻的工作。为了适应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会议的新形势，鲍文奎受聘于1957年春第一学期为进修老师和助教开讲摩尔根遗传学课。1957年秋反右运动开始不久，有人对鲍文奎讲授遗传学贴出了大字报，而出于意料之外的是，刚听了几个星期遗传学课的同学马上贴出相反意见的大字报。显然，同学们已经接受了摩尔根遗传学的论点。这样，他在北京农业大学两年，共开过四次课。鲍文奎到北京后，进展最快的是四倍体水稻的工作。到1966年已经取得不俗成绩。“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直到1970年才继续进行。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除了稻谷，鲍文奎还组织团队搞八倍体小黑麦。他们团队从1957—1966年共制种9次，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成果。1972年秋当他们得知北京有小黑麦时，就派专人前来引种。经威宁县农科所品种小区试验和全县42个多点示范结果，肯定了小黑麦2号和3号的生产价值，首次进行推广。1976年在威宁召开了全国小黑麦第一次现场会。到1978年全国小黑麦种植面积达40万亩，鲍文奎于同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鉴于鲍文奎数十年如一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拼博精神，在开拓我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结实率、饱满度等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使四倍体水稻和八倍体小黑麦的科研工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出色成就。197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先后担任了中国遗传学会、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农牧渔业部科技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95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所谓的那个年代是“科学普遍被践踏的情况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人想把杂交水稻作为一个例外情况来自圆其说，但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个年代还有“两弹一星”，还有以屠呦呦为代表的青蒿素团队的成果，难道这些都是例外吗？众所周知，2019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科技成果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的。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对那个年代的科技事业情况写道：“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科技战线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见该书第208页、209页）当然，“文革”运动对科技工作的冲击和破坏也是客观事实，但肯定不是主流。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那个年代从事水稻良种培育的科技人员不少，取得的成绩也很出色。建国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被誉为“江南水稻育种大王”的姚海根就是其中之一。他1965年从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水稻育种工作。1974年开始，他与团队一起每年赴福建、海南等地“南繁北育”，育种季节每天泡在试验田5小时，做上千个杂交组合，记载近10万条数据，创造性攻克诸多关键性技术难点，成功育成并大面积推广应用抗稻瘟病、抗褐稻、特早熟晚粳等103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4亿亩。姚海根育成的水稻品种已在我国长江中下游稻区累计推广种率保持60%以上，在上海的覆盖率达75%，在苏南的覆盖率达60%，育成的晚粳稻新品种覆盖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育成的新品种每年推广保持800至1000万亩，为浙江省乃至我国南方稻区的水稻生产作了持久、有效的支撑，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谈家桢指导水稻杂交育种和小麦杂交育种取得各种成果的事例，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想象到：如果没有从1956年开始毛主席对中国孟德尔遗传学派研究人员的支持，“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会得到改观吗？为中国孟德尔遗传学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会有可能建立起来吗？没有了孟德尔遗传学的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又将从哪里着手呢？
关于袁隆平，还有一篇纪念文章《姜岩：禾下乘凉追梦去稻香四海惠苍生》写道：“袁隆平说：‘在思想方法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的影响最大。《矛盾论》讲过内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矛盾，才有优势。我们现在搞亚种超级杂交稻，就是把矛盾扩大了。另外，关于水稻有没有杂种优势，也是通过实践证明它是有优势的，然后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再用来指导实践，这是《实践论》的思想方法。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比较肤浅，但是两论对我的思维方法有非常大的作用。’”
谈家桢在他的自述中写道，毛主席去世后，他对毛主席的思念与日俱增。他的这种思念，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他认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主席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为什么这两位传承孟德尔遗传学的著名科学家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有同样的学习体会？
这是因为，善于学习的毛主席，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欣赏孟德尔遗传学。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吸收了孟德尔遗传学中的精华而写成的。
关于这个史实，笔者将会另有专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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