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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提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革命胜利，就一定绕不开一个最最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土地革命。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就说过：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选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
但是这三点都是从组织策略、行动方针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研究一下党史就知道，这三大法宝全都是构建在土地革命这个基础之上的。
没有通过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问题，那你就没有自己的基本盘，连基本盘都没有，那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也就失去了中流砥柱，只能变成空中楼阁。
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既然土地革命有那么巨大的作用，难道当时就只有共产党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们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革命，是以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颁布《井冈山土地法》，领导井冈山的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作为开端的。
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对于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却比这个时间要早得多了。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已经有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思想，并且为此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过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了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的时期，其实他也很早就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
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即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这已经和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思想非常相似了，而这一年的毛泽东才9岁，正在韶山南岸下屋场的私塾里读《三字经》。
到了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更是明确提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
尽管因为受到阶级属性和历史阶段的局限，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寻找到真正可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途径。
但是在他去世以后，国民党却在这一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法，即“二五减租”法。
这个“二五减租”是在1926年十月的一次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提出的，当时还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因此当时那个大会上，毛泽东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都有参加，这个“二五减租”是大家一致讨论之后通过的。
这个方案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计划是这样的：从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中所产的粮食总量里，先预留二成五归佃户所有，剩余七成五由佃户和地主平分。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一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里，一共产了100担稻谷，那么佃户可以首先预留25担，然后剩余的75担再和地主平分，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佃户就可以获得62.5担稻谷，而地主则可以获得37.5担的地租。
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既要保证农民获取相当的收益，同时又要避免过分打击到地主，力求在“和平友好”的原则下来完成土地改革。
我们且不论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于土地地主所有制的危害，以及必须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上的认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一致的。
蒋介石也是如此，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曾指派他的亲信陈诚尝试过推行“二五减租”法去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甚至派出了蒋经国亲自到赣南一带搞土地改革的试点，试图强行推动“二五减租”。
所以，道理这种东西从来不是最难懂的。
蒋介石对于中国土地问题不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发展到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甚至已经开始“马列主义化”了。
他在一次国民革命研究院的演讲中说到：“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
大家听听这话说的，又是反对剥削，又是反对压迫，要是不知道他身份的，可能都以为这是哪个从国民党阵营里投降过来的高官。
那么，既然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为什么最后的土改结果却又截然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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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那多半是方法的问题，要么“二五减租”这个方案本身就缺乏合理性，要么就是在具体执行中，遭遇了极大的技术难题。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土地革命确确实实是一个技术难题，它绝不是简单地“打土豪、分田地”就完了，这只是为了便于农民理解而采用的宣传口号，而实际操作起来就复杂得多了。
比如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就存在着巨大的技术bug，这个土地法当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然后再平分给所有的农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这个方案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会损害到中农的利益。
因为一旦土地完全平分，那么就会有大量中农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获益，往往还会吃亏，因为完全无产的贫农和佃农数量实在太庞大了。
本来土地革命最大的敌人只是地主，有时候最多再加上一批富农，结果按照《井冈山土地法》那么一搞，就会有全部的地主、富农，以及大量的中农也变成了这个土地法的敌人。
这就无形之中加大了土地改革的阻力和困难，而且那批处于中间游离状态的群体，一旦遇到革命形势不好的时候，往往立刻跳出来反水，井冈山曾经遭遇过一次沉痛的八月失败，这里面就有大量中间分子的反水。
“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
中间分子反水问题，是土地革命中遭遇的一个大难题，但还不是全部的难题，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比如特别贫困的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是由于没有生产工具，于是转手就把自己的土地卖掉等等情况。
而且，为了维护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必须得组建自己的军队，政府，搞好思想宣传等等一系列艰辛复杂的工作，这每一项工作里都没有容易二字。
所以，如果单纯说国民党搞不好土改，是因为“二五减租”的方案有问题，又或者是土改本身技术难度太大，这怎么都有些说不过去。
因为革命工作嘛，拼的其实也是一个快速迭代的能力，就跟我们搞产品开发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版本一上来就可以通吃，它都是在快速的迭代中测试和成长起来的。
《井冈山土地法》里那么大的bug，不是照样很快被调整和纠正过来了吗？
仅仅一年的时间，在迭代版本《兴国土地法》里，就已经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共土地了，原先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就避免了被侵犯，这样就减少了自己的阻力，扩大的统一战线，避免了平均主义的危害。
虽然这个版本还是有漏洞，但是无非是继续更新，继续迭代嘛，bug总会越改越少的啊。
所以，说什么“二五减租”方案有问题，说什么土地改革技术难题太大，其实都是借口。
这些问题，共产党一个也没落下，而且面临的形势之严峻，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3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同样的一个“二五减租”法，同样是蒋介石手下的亲信陈诚去执行，这个“二五减租”居然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中搞成了。
当时台湾的农业生产中，同样是地主占有大量耕地，据统计，在蒋介石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共有耕地81.63万公顷，但是这些土地里面，占农村人口88%的农民，却只拥有全部土地的21.57%，而绝大多数县市佃租高达六成甚至七成以上。
农民终年辛苦，却根本维持不了基本的温饱。
陈诚就当时台湾的情况这样描述到：“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
因此，土地改革同样势在必行，怎么改？没啥其他方案，那就只能将就着以前那个“二五减租”改改就用呗。
结果同样的方案，还是由陈诚去执行，却很快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后来很多的历史学者找过很多原因，有的甚至认为如果当初在中国，不是共产党非要去搞土地革命的话，这个二五减租肯定早就推行了。
其实这种说法非常幼稚，蒋介石自1927年执政以后，无数次宣称要解决土地问题，你不能说他完全是虚伪、没有诚意的。
但是之所以最后都是无疾而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执政二十二年的国民党本身，就与封建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里，很多本身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你能想象，这群军政大员，在国家身居要职，结果家里老爹老娘打电话来说：“不好了，家里的地被分了，地契被烧了，你老爹被拉去斗地主了”。这群军政大员会怎么办？
即使是和平解决方案的“二五减租”，相比于从前来讲，也是极大的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本身就建立在地主、买办阶级上的蒋介石集团，是不可能真正执行好二五减租的。
这一点，陈诚本人说得也很明确：
“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有的根本做不到，有的做的太少，有的虽做而不彻底，以致等于不做，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可胜叹哉。”——《陈诚先生回忆录》
所以，这事归根结底，就是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还把责任归到做到的人身上，这是耍无赖。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啥同样的方案在台湾就能执行下去呢？
原因也很简单：台湾的封建地主，不仅同从大陆撤退而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没有什么密切联系，相反，这群人还可能成为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大社会势力，因为他们掌握着粮食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还操纵着全岛的政权和豪绅。
所以，为什么“二五减租”在台湾可以取得成功，在大陆却是失败？
因为从前是分自己的田，到了台湾以后反过来了，是分别人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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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道理从来不是最难懂的。
土地需要革命的道理并不难懂，效率需要公平的道理也不难懂，农村需要集体化的道理同样不难懂。
但是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大家是不是懂这个道理。
而是取决于它拥护了谁的利益，又损害了谁的利益。
这一点，正如毛主席所说：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
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
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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