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2.18万名指战员在河西走廊血战188天，在前无救兵、后无援兵的困境中，7000多名将士牺牲，其中军以上干部13人，团以上160多人；9000多人不幸被俘，其中有56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5800多人历经艰险回到家乡或流落西北各地，这是我军历经百战无数挫折中的一次惨痛损失。
（一）蓄意之说，无稽之谈
陈毅说“创业艰难百战多”，毛泽东说“雄关漫道真如铁”。关于红军长征胜利后西路军战败河西走廊的历史，原本上就是红军的无数血战、万千挫折之一，是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斗争中的惨痛代价之一。革命总有牺牲，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社会上、网络上有一些人，不是客观去分析总结成败经验，却把西路军的失败污为阴谋论，指责当时主导军事指挥的毛泽东，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上级盲目干涉和捉摸不定的指挥，更有甚者认为，西路军是被毛泽东蓄意牺牲的。显然，这是对西路军作战形势的不了解，是对中央战略意图的歪曲，是对毛泽东的污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1991年6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西路军的注释写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关于西路军的叙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是当前官方总体上的统一定论。
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37年3月4日，西路军还在张掖临泽县的三道柳沟浴血奋战时中央书记处发出对西路军今后工作的指示电说：“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
1937年3月1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已、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这些文章和电文完全可以实时反映当时的实际局势、态势，至少可以看出，当时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对西路军的具体战场指挥是存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的。
陈昌浩说：“由于我长期与深刻执行国焘的退却路线，特别由于我本身对政治形势、统一战线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由于我对当时正确的宁夏计划的部分曲解，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现我的转变，但终归是退却路线调和与屈服，放弃击敌的有利时机，接受与执行了渡河行动，造成分割红军暴露企图削弱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并且以不正确态度来对待军委。这一政治上的恶根与战略上的错误，是造成尔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西路军干部执行任务之坚决，渡河后之英勇卓绝行动，是值得钦佩与赞扬。”
在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依靠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敌人的队伍。如果在某些思想路线已存在固有偏差的领导者领导下的一支队伍，如果其政治思想难以做到高度统一，在近乎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且面对着前所未有异乎强悍的匪敌，其必胜的信心又能几何？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多方面的是复杂的，有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有河西敌情及环境的恶劣，或许也不排除西路军战术指挥上的失误。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决无可能如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妄加污蔑的那样，说是毛泽东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之间的路线分歧的延续，即决无可能是毛泽东“蓄意牺牲西路军”的结果。
因为，西路军不仅仅由原红四方面军组成，还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红五军的数千人。由一、四方面军混编而成的西路军，对于毛泽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阴谋论显然是无稽之谈。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长征出发时隶属红一方面军。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红五军改编成的红五军、由红九军团改编成的红三十二军，随左路军行动。以董振堂为军团长的红五军团，1935年7月21日扎西整编时改编为红五军，1936年1月部队进行整编，红五军原有部队缩编为第十三师，原三十三军缩编为第十五师，隶属红五军，两个师各辖两个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下辖五个团，即第37、39、40、43、45团，全军共4100余人，于1936年10月编入西路军，至西路军战河西走廊血战高台县时全军还有3800多人；而以罗炳辉为军团长的红九军团，经湘江血战之后，1935年7月18日改编为红三十二军，全军还剩下3000多人。
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挟迫下随四方面军南下，一路疲劳血战、历经万苦千辛才重新北上。1936年10月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奉四方面军的命令渡过黄河，其后被编入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
1937年1月12日，第五军在甘肃高台遭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进攻，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多数牺牲。
原董振堂军长牺牲后，被马家军割下头颅，置于城墙示众，何其壮烈！
突围出去的红五军指战员，被编为右支队，随后遭到敌人的再次围攻，官兵大部战死，一部分被俘，突围出去的战士们最后历尽艰辛才回到陕北。
（二）另有企图，自行其是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主观原因是首要的，客观原因是现实的。
首先，张国焘主导的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及军委思想认识不统一，行动步调不协调，给西路军失败种下了根源。
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大量的电报显示，当时党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之间存在不同认识，甚至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主要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部队行动的协调和一致，不利于对敌作战。
长征中的张国焘，挟红四方面军全体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南下，在遭受强悍国民党军的围堵后，付出重大牺牲，在不得已的形势下取消了他所另立的“中央”，虽说勉强与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但思想上仍未与中央完全一致，在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上屡生枝节，对北进方针仍存抵触，不按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的企图，一门心思只想渡过黄河、先机占领甘北，以图自成一个局面，后因兰州以西渡河困难，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
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之一陈昌浩，在1937年9月30日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一文中说：1936年8月20日前二、四方面军已完全到达甘南地区，虽张国焘在西康地区表示服从中央，但没有真实转变自己的错误观点，没有真实放弃自己的退却计划，但行动上仍背离中央，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中央对立，所部红军仍延迟逃避与一方面军会合，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企图向黄河以西单独行动，领导者思想上存在消极避战，停顿延宕、东驰西调的结果是丧失了宝贵时机，给以后战局种下了极严重的恶果。
也就是说，北上甘南后，张国焘粗暴推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强令红四方面军向青海进军，使红军丧失了北上会师夺取宁夏的最佳时机。但经中央电报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强调、说服、祈盼，以及朱德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坚决抵制和斗争，终于在10月下旬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制定实施符合实际完整缜密的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但张国焘仍对中央存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的意图却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
关于这个想法，他在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因此，张国焘在渡河西进之前不愿意让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硬，以保存实力待过河后对付“马家军”之用。故而当1936年10月24日党中央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目标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时，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红九军和红五军也陆续渡过河。
事实上，也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中央同意的，红九军、红五军渡河是四方面军以先斩后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红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反对未果。
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军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就这样，张国焘破坏了军委对海打战役的统一部署，致使宁夏战役流产。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三）强敌围困，指挥不利
此间的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可以认为，从后张国焘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西路军渡挺进河西走廊后，其战局便不可预先了，甚至很快陷入险境。
起初，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时，西路军还信心满满。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情绪：“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1]按这个报告，形势一片大好啊！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西路军指挥部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2]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3]
显然，西路军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已急转之下，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些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事实上，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停止前进的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首长发现再往前已经走不动了：前面是河西走廊的“穷十八站”，而且越往西越荒凉！更严重的问题是：马家军追堵上来了！1月3日，进至甘浚堡的西路军总部已经遭到了马家军的围攻！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4]
徐向前、陈昌浩于1月6日电复中央，提出意见和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5]
军委主席团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6]他们也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提出意见。
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现在反倒成了中央的不对？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吗？
值得注意的是，徐向前、陈昌浩此间对中央的要求，并不是继续西进，是他们自己感觉西进困难了，因而要求外援。
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7]
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8]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9]
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向前、陈昌浩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10]
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持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承担了。
数十年后，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说：“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11]
这个意思很明白：西路军正兴冲冲地西进，却被党中央莫名其妙地突然叫停了。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
而事实上，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做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并没有要求继续西进），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这样一来，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更何况，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始动议者，本来就是西路军首长自己，而不是党中央强派给他们。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12]（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2月9日）；“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3]（西安事变后的1936年12月22日）。
因此，西路军对中央“暂勿西进”的指示，没有理由感到意外。而军委彼时，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所能策应的空间并不大。
（四）错误遗留，败乎困境
因此，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过河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
张国焘电令陈昌浩等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不顾天候、地形、敌情等不利因素和共产国际援助尚未落实的情况，盲目乐观，急于孤军西进。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正是根据张国焘的指示，向中央要求转战河西走廊。至此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因此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虽然西路军渡河、组建、西进等各步骤貌似基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行动的，但在一些军事战略思想上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行动上违反军委意图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同属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在分析了西路军的失败原因时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
其次，西路军对西进河西走廊有关情况认识不足，战略战术上决策指挥不当，给西路军带来了严重损失。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是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后，根据共产国际来电和当时的战场态势，应西路军指挥部要求临时匆忙做出的决策，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都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战役准备。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当时对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社会民情、民族状况缺乏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战场的主要对手“二马”的基本情况、作战能力和特点缺乏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由于对浸透了宗教迷信和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二马”封建军阀队伍了解不多，将其当做一般国民党的杂牌军去对待，西路军内部产生了轻敌思想，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急于西进，西路军在一条山、横梁山战斗失利后并没有引起注意，甚至九军古浪失利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西进的危险性，招致了更严重损失。同时，军事指挥决策上也存在不当，无论是九军在古浪的失败还是五军在高台的失败，都与兵力过于分散，红军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与支援有很大关系。对此，徐向前、陈昌浩都曾以沉重的心情进行自责和总结说：“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
第三，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种矛盾造成的突发事变不断发生，导致西路军原定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不断调整，以致最终陷于失败困境。
绥远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顾虑“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改变了原定由外蒙方向的援助计划，加之击破南敌方针未能实现，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搁置，西路军失去原定的战略方向，在困境之中不得不选择西进河西走廊，以致陷于险地。且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发生一系列难以预见的重大突发事变，战略计划不断调整和改变，严重影响到了西路军的行动，为策应河东战局，西路军在东进与西进之间徘徊不前，在苏共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西路军不得不努力建立根据地以站稳脚跟，以致陷于困局。
第四，河西走廊不利回旋的狭长地形，严酷的自然条件，缺乏社会和群众基础，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因素。
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绵延千余里，南北宽约一二百里，北临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南靠祁连山的狭长通道，缺乏战略回旋的地理条件，西路军进入这里犹如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弄堂，无法从南北两翼迂回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但指战员们却缺乏冬装，仅穿着难以蔽体的单衣单裤行军作战，面临着极为严酷的自然困难。河西走廊经济落后，文化闭塞，这里回汉杂居，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党在这里的影响薄弱，群众工作很难开展。
第五，西路军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是失败的客观原因。
参与围攻西路军的敌人有国民党马步芳部、马步青部、毛炳文部、杨德亮部与空军第十五航空队，有正规军步骑兵3万人，当地民团六七万人，敌我约为6∶1，且西路军几乎全是步兵，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难以实施，战斗缴获难以弥补消耗，旷日持久劣尽显，以致西路军耗尽了自身力量之后陷于失败。
西路军的失利是中国革命的一次挫折和损失。但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在河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战，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牵制国民党10万之众，毙伤敌人2.5万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作战，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资料：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实力及行动方针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周恩来关于四方面军主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再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夹击敌人致中央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第9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军委主席团关于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周恩来、博古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电（1937年1月4日20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7～第3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作者单位 三明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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