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家媒体发表过多篇关于“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海关是晚清唯一清廉的衙门”的文章，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罗伯特·赫德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近50年。他曾很坦诚地说，晚清的中国海关是半殖民性质的“一个非正常的机构”。它是一个隶属于中国政府，却由外国人——来自那些对中国贸易额最高的国家的人——控制的特殊机构。当时，英国货物向中国倾销的数额最大，因此，在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海关的107年中，前100年都是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是第二任，从1861年到1908年，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将近半个世纪。在他任职期间出现的腐败，在腐败横行的晚清官场中别具一格。
在此首先应该肯定，赫德在总税务司任内，做过一些客观上很有意义的好事，不但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而且推动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近代实业，客观上为我国新兴工业和科技传播等作出了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促进海关行政统一、打开国门开拓近代外交、改革教育倡办新学、建设港务、兴办邮政等。在海关管理的具体环节中，大都能体现他的西方先进管理理念，例如行政管理、工作效率和人力资源等。这又体现到具体的业务环节中，例如申报监管、征税统计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规程和方法。这些做法，从技术角度看大多值得肯定，有些至今仍有积极意义。这里顺便提一下赫德治下有难言利弊的“密报考核”（有点像最近坊间热议的“告密”）制度。每逢年终，各关税务司都要为所属关员每人写一份“密报”上呈，总部人事部门据此决定个人的升降调动。这种一年一度的密报，被关员们称为“阎王爷的生死簿”。
但是，这个一度看似可以成为清廉衙门的海关，为什么后来却步入了穷途末路呢？
特殊的独立王国
鸦片战争前后的海关，本来都是由清朝地方军事长官管辖的。但当时的半封建中国，全国各地是半割据状态，海关也就各自为政。清朝在败于外国列强后，总是要割地赔款，赔款的来源之一就是海关征的税款。但海关各自为政，摊分的数额总是难以统筹到位，于是清廷无法按时偿还赔款，造成违约。尽管那些条约是强加于中国的，但西方强调契约精神，清廷为了不让自己的信用染上污点，决定引进外国人才（当然是来自战胜国的人才）。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就说：“如果海关里没有外国人的帮办，如果不把这些机构置在一个划一的制度下，他们将无法处理赔款问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剥夺海关监督权的总税务司就登台亮相了。因为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最大，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赫德是第二任。海关的所有高级官员均从拿中国赔款的国家推荐而来，这样“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将是一种充分的保证”（赫德语）。因此，总税务司领导下的海关就成了“一个非正常的机构”，也可以说是独立王国。在中国国内，它只和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发生联系，其它任何中央或地方部门都无权过问。
由于总税务司的特权地位，赫德得以大展身手，频频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有时在外交领域甚至担当了关键角色。海关权力不断扩大，赫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屈辱顶峰的《辛丑各国和约》，造成了数额庞大的4.5亿两关平银的庚子赔款。达成这个契约，赫德“功不可没”。按时交付这个赔款，赫德同样“功不可没”。捉襟见肘的清廷不但被迫把海关关税大量抵押，甚至还把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税也充当抵押品，并将这些常税划归海关征收。这样，赫德为英国和各“分赃”国利益工作的面目就进一步凸显了。《赫德与中国海关》的作者魏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进一步证明海关主要是为了外国利益而存在的”。不过，赫德“一人统治”（赫德语）的权力膨胀也使清廷朝野不安，同时也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从而引发了一波中国官民反对海关的浪潮。到了1906年，清廷特别成立了税务处，把海关由外交部门管辖转变为财政部门的税务处管辖，以此削弱赫德的权力。在赫德顺风顺水的日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腐败统治也很快暴露于世了。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为了证明这个海关的清廉，有人翻出从1854年到1897年的除名关员统计，只有一名因受贿革职。不过这则史料的全面内容是“内班总共181人，其中81人除名，留下100人。从名单上81人中，7人死亡，53人辞职，7人因不称职、5名因酗酒、4名因渎职、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3名因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而免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海关不是只有内班的181人，腐败也不只体现在“因受贿”一个名目下。辞职、不称职、渎职等名目下的人数如此之多，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因此，断言这个海关在此期间只有一例腐败的结论可以算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任性。
赫德在海关一贯歧视华人员工，使华人员工长期受压制，很难有上升通道，多数担任低微的工作如听差、轿夫、更夫、匠人、杂役等，能当上一名供事就很不错了。直到1907年，清廷对海关开始制约，赫德才不得不任用了华人张玉堂为亚东关的商务委员兼海关署理税务司。这些无职无权的华人员工，搞腐败和他们升迁一样遥不可及，“保持”廉洁对他们并不是难事。外国员工和华人员工的薪水是两重天。试举一例，一个新升的税务司，除了旧的家具外，另给家具费1000两银子。而一名在海关工作20年的叫做秦少卿的华人员工，月薪只有14两。这样，对外国员工如此高薪养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赫德用人中的裙带关系严重，特别是在他任职的后期。虽然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也搞全球招考、公开选拔，也招到过一些好的雇员，甚至也拒绝过某些关系户，但他自己所谓的“举贤不避亲”却相当严重。海关有不少重要位子都是赫德的亲属，其中有他的弟弟赫政，一度曾被推荐为总税务司继承人。1897年，鉴于总税务司职位的竞争激烈，赫德当机立断自行设置副总税务司一职，以妻弟裴式楷任之。裴式楷刚进海关就安排了要职，曾引起洋人同事们的普遍议论。赫德的儿子赫承先22岁就担任了他的秘书。赫德妹妹的儿子梅乐和，后来担任了第五任总税务司。梅乐和1891年进入海关后，一路官运亨通，只用了7年便担任了税务司。担任海关要职的，还有赫德的另一个外甥阿滋本，另一个内弟裴式模，另一个妹夫吴秉文和表亲叶德加，甚至他的一个高龄远房亲戚，也被任命为汕头关税务司的帮办。这种用人政策招致普遍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是赫德的“提”钱问题。他以薪水和退休津贴名义提取海关价值40万英镑的银子，并把这些钱汇回英国。他的亲属另外又提取了约10万英镑。据另一估计，赫德及亲属提取的收入达到75万英镑之多，约合500万两白银。有人为其辩护，认为赫德为清廷收到的税款的贡献要大得多，这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赫德任职期间，为洋货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鸦片增长惊人，岂有税收不大增之理？税收增加了，清廷“履约”的信用也与日俱增。
赫德的同胞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话或许用在赫德自己身上很合适。赫德对海关的管理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办法可削弱他对海关的统治，没有任何物议可以限制他的独断管理。他制定的招募人员章程就规定他一个人做主，他在通札中告诉各关税务司：“总税务司是海关中唯一的由中国政府委托的负责人。”他还在信中说：“海关的稳定和成功是由于一人统治。”尽管有部属写信给他，称“绝对君主统治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必须取代盲目服从”等，但赫德仍然我行我素。
赫德在中国的特色腐败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管理天下而能两袖清风者，只有在奇迹中找到”（柏拉图语）。因此，赫德要想在腐败横行的晚清官场独善其身，除非创造奇迹。或许赫德曾有过这个雄心壮志，但他确实没能做到，这就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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