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于天安门前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揭开了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序幕；随着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6月3日近十万上海工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罢工将运动推向了高潮。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仅仅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偶然”引爆的吗？恩格斯曾论述道：“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1]通过对五四运动历史细节的不断丰富的了解，回顾整个事件可以发现，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系不只是“偶然”的导火索，从运动的前奏到高潮的发展，“必然性”的联系早已存在。
●前奏：五四运动前的“预演”与学生组织●
在近代，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和国外社会运动经验的获得，在思想活跃的学生群众当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又时常表现为留学生由外向内的发动。[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于1914年对德宣战，借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8年3月在协约国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之时，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敌”办法，企图借机将中国纳入“共同出兵”的轨道，以此派军队进入东北，控制中东铁路，从而独占整个东北和东部蒙古。[3] 4月间留日学生获知消息后集会抗议秘密外交，决议组织救国团。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后，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通过回国留学生的联络和国内报刊的揭露，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工业专门等校学生举行向总统府请愿游行，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天津、上海、福州等城市也有类似活动，并联络组织了学生救国会。[4]这些活动使学生们“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5]，也成了五四运动的“预演”。
同时，归国留日学生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社团——少年中国会的成立密切相关。自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以后，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同时各派系势力为夺权混战不休，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这种情形在稍有觉悟的青年看来，当然是不能耐的，于是鼓起他们的热血，想对社会谋改革了。”[6]在此背景下，众多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少年中国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曾琦、张尚龄为首数千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带回的思潮与经验，大大推进了相关社团的工作，二者也参与了少年中国会的创立。值得注意的是，社团中王光祈提出的工读互助主义得到了各地青年的积极响应和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支持，以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社团内工作。[7]种种这些将青年组织起来、传播思想的行动，都与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的率先登场密切相关。
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汉发起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组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成立新民学会，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各地学生救国（爱国）会、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团体纷纷成立[8]……社团的组织与相应刊物的创办，为五四运动埋下了火种。
“那时，北京的学生界，三三五五，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以及公园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接连传来，像给这股怒发的力量泼上了火油，立即燃烧。”[9]“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见这种情形，抚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问，就觉得‘责无旁贷’，不能不有所动作了。”[10]
●走向高潮的推力：上海工人群体加入的背后●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在五四运动的斗争过程中，掌握着生产——物质力量——的上海工人群体的参与，使运动的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并将运动推向了高潮。分析工人群体参与的原因，同样能发现与“一战”“必然性”的联系。
“一战”爆发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与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据《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引海关统计材料，1915年进口额为45000万两，相对1913年的57000万两跌去了五分之一。在此情况下，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截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大约为 200 万，手工业人员和商业店员数量激增到 1200 万。队伍的壮大与集中，都在客观上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统计，1918年共发生25次罢工，6000余人参与；1919年除“五四”斗争外，共发生31次罢工，30000余人参与。[12]
此时的上海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地区，“据估计，1919 年，上海有工人 50 余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26.4%。”[14]工人数量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集中的趋势。有材料指出，五四时期上海工人中在500人以上工厂做工的达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15]同时，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上海的工人们承受了更为残酷的压迫，特别是来自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压迫。在外资企业里，每个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4、16小时。据统计，在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仅占全公司职工总数的 5%的外籍员工的工资总额占了全公司工资总额的50%。[16]除了经济上的压迫外，工人还备受种族歧视，如外资企业中侮辱工人人格的“抄身制”的存在。[17]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上海的工人群体还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斗争纲领，完全自觉地参与政治运动；真正发动斗争，还需要直接的推动力。实际上，六三罢工首先在日商纱厂爆发，是由青年学生热情的爱国宣传鼓动起来的。在此情况下，工人喊出的口号是“罢工救国”、“不替仇人做工”[18]；英美烟厂的工人决定罢工时，还向厂主表明并非反对英美，而是因为：“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治助桀，痛心国难，实无心工作。”[19]
综合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助长”了上海的工人力量，并为其尾声——巴黎和会所点燃的五四运动转移到上海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工人阶级的参与和学生团体的动员有紧密联系，而学生团体能够开展动员的组织与思想背景，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历史事件的“偶然”与“必然性”的联系●
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20]回顾五四运动发展的过程，青年学生与后续加入的群体都是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投身这一场伟大的运动。
然而，仅看到驱动力为爱国主义这一层还不够。恩格斯接着说：“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21]五四运动实际上反映了一场具有争取解放意义的阶级斗争。
从世界视角出发，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庆典提出的“公理战胜强权”曾经让学生们充满了美好的幻想，而次年1月巴黎和会上“弱国无外交”的冰冷现实为救亡图存的烈焰泼上了火油，点燃了五四的火炬；同时可以看到，“公理战胜强权”在本质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屠戮的一战中，本就只是美丽的通话；一战爆发的“偶然”萨拉热窝事件背后，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同样有着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回归国内的视角，在一次次“偶然”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背后，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宏观背景的影子：学生社团的组织成立、爱国思想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壮大与觉醒。而这一“影子”与众多事件的内在联系，又离不开“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战背景下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充满压迫与屈辱的现实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从精神到物质上奋起反抗；由于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学生、工人有了更加完善组织与斗争经验，现实的矛盾也提供了“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矛盾背景下，爱国主义运动就是具有争取解放性质的斗争运动，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也会表现为爱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进步运动。
参考资料：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 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开放时代,2009.10.
[3] 韩晶：五四运动前后的李达与留日学生救国团[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05):13-17.
[4] 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开放时代,2009.10.
[5]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6] 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三期
[7] 周淑珍：少年中国述评，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
[8] 张江芬：五四青年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史研究
[9] 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第55期(1954年5月号)
[10]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12] 项立岭：试论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13] 数据来源：沈以行：启蒙运动与五四罢工
[14] 周子东，傅绍昌，杨雪芳，都培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15] 沈以行：启蒙运动与五四罢工
[16] 陆华：上海学生爱国行动和工人“六三大罢工”，思政研讨
[17] 赵亲：《1921 年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状况》[J].《学术月刊》,1961(7)
[18] 上棉二厂厂史稿，1965年油印本
[19] 新闻报，1919年6月9日
[2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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