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五九年信阳事件
新华网“信阳方阵”里的网友“胡老编”曾在博客上连连发表文章,披露“信阳事件”,引起不少的轰动。我是“信阳事件”的劫后余生者,对那场悲剧不堪回首,常常扼腕长叹!信阳是光辉的,也是多难的。信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岀,风光秀丽,历史上几度辉煌,现在更是充满了升腾的活力。但是天灾人祸,也让我的乡亲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几千年来,朝代更替,逐鹿中原,信阳首当其冲,信阳人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奔腾的淮河,十年九灾,沿淮县乡多成泽国,信阳人或葬身洪水,或流离失所;大旱之年,饿殍遍野;革命战争年代30万人成了烈士,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1959年“信阳事件”许多人成了饿死冤魂......
“信阳事件”基本上是人祸,背景很复杂,天灾、苏联逼债;国家领导人缺乏治国经验,急干求成,急燥冒进,浮夸风雪上加霜;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欺上瞒下,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基层于部盲目服从,火上浇油。结果酿成悲剧。我是“信阳事件”的亲历者,多亏了修南湾水库灌渠,我和10万民工才得以活命。1960年搞"民主补课",严重的扩大化,连生产队贫协组长以上的基层干部全抓起来了,而他们中不少家庭也饿死有人。当时中央提岀对这些干部杀一批,关一批,管(制)一批,而负有重大责任的省里领导却消遥法外,他们趾高气扬地带着工作队到信阳整人。在紧要关头毛泽东主席作岀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英明决策,不然信阳又要死许多人......历史的教训让信阳人付岀了沉重的代价。
“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安徽丶四川等地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虽然毛泽东同志退居二线,由刘邓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但作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是难辞其咎的。但是,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让他一人负责是不公平的。而且,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曾给农村最基层的干部生产队长一封公开信。我是1960年春从担任“民主补课”工作队长的父亲手里看到的。后来,我读了不少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纪实文学,有真有假,有的讳莫如深,有的肆意夸大,但没见过任何作者引用过毛主席的这封公开信。
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注明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这封信理应发到农村生产队长手里,对于制止当时的浮夸风不仅是及时雨,也一定会避免一九五九冬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不幸的是这封信被扣压而沒有传达,直到一九六0年春“民主补课”才公开。毛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不公开在会上讲?为什么把信写到生产队长一级?是谁胆敢扣压毛主席的信?改革开放初拨乱反正为什么不公开这封信?为什么不清算信阳“五九年事件”?此信前些年已在网上、报刊上发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什么种秘密,只不过是历史的-段真实!重读这封信贵在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现原文转载,供关心、研究“信阳事件”的网友们参阅。
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五九年饿死人的罪责全扣在毛主席头上,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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