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垣县“大跃进”的兴起
笔者在“三年困难”一章用很大篇幅集中考证了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得出了“大跃进”的错误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又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连续的自然灾害是关键性因素，因而，“三年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结论不能成立。为了证实这个判断，笔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和后来人，以图读者能从笔者的回忆考证中得出客观的判断。笔者出生河南省长垣县。长垣县地处豫北，黄河入海口之西南，隔河与山东相望，确保北方安全的临黄大堤穿越其南北，把该县分成堤东堤西两大片。堤东有四个乡（恼里、芦岗、苗寨、武丘），是国家明确的黄河滩区。滩区共206个自然村，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3.75%，笔者就生在堤东的芦岗乡。在历史上，长垣是“十年九旱七年涝蝗虫满天飞”的多灾区。建国前，每逢黄河泛滥，临河的几个乡庄稼被吞没，一个个村庄被冲垮，是逃荒要饭走西口最多的县份。新中国成立后，长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开展了以治理黄河化水害为水利的斗争，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县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6年到1957年，在我们家乡有个顺口溜：“队长见队长，比比新大氅；老婆见老婆，比比豆面馍”，这个顺口溜虽然有抱怨细粮少的口味，却从侧面反映出进入高级合作社之后，长垣农村已经接近解决了温饱问题。长垣的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
在我的记忆中，长垣县的“大跃进”要从农业上纲要说起。1957年九十月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明确提出，在五至七年内全国粮食产量要实现“四五八”的奋斗目标，即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纲要提出了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和农业增产的一系列措施。9月24日，中央和国务院联名下发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决定》，要求各地要像1955年冬天那样，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这个决定实际就是农业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1月15日，长垣县委制定下发了《长垣县关于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划》，并就落实中央国务院的“9.24”决定作出具体的部署。这个规划总的战略构想是苦战三五年，根治千百年黄河水害给长垣带来的灾难，化水害为水利，彻底改变长垣贫困落后的面貌。应当说，这个规划和奋斗目标抓住了长垣的要害问题，关系到长垣人民的长远利益，无论当时和后来看都是积极和正确的，因而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记得很清楚，春节一过，各村各户包括我们小学生都投入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和积肥的战斗。当时还没有化肥，为了筹措更多的肥料，生产队建起了发酵池，家家都有积肥的坑，把人粪尿都收起来，每隔十天半月收一次。最初肥料料是打工分的，群众积极性很高，每天早上都把尿液送到发酵池。
但就在长垣大跃进刚刚起步时，由于受到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使长垣的大跃进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2月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将河南省原定粮食上纲要亩产量1962年达到420斤、1967年达到580斤，改为1962年保证达到600斤，争取900斤;将原定皮棉产量1962年达到60斤、1967年达到90斤，改为1962年达到100斤;甚至还提出1959年全省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亩施用化肥50斤，五年内全省达到平均每人一头猪，四年完成土壤改良，三年基本上变成四无省(指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等，以此表示河南省实现"大跃进"的决心。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认为河南走在“大跃进”的前头，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质疑，但还是成了河南“大跃进”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新的精神传达后，长垣县委经过学习讨论，认为”1月下达规划过于保守，跟不上形势。3月1日，县委又重新制定下发了《长垣县1956年至1967年发展国民经济规划（草案）》，把粮食产量由420斤提高到600斤以上。为贯彻这个规划，长垣提出了“学徐水、赶登封（登封是学徐水的先行县，笔者注）”，苦战一年实现全县水利化等一系列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学徐水学什么呢？几乎照搬徐水的做法：大队成立民兵营，实行军事化管理。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社员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就要遭到惩罚。为解放妇女，每个生产队都办起大伙食堂，大队成立敬老院，有条件的还建起幼儿园。扫文盲、灭四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办社办企业。教育也学习徐水，各大队都办起高小，实行同吃同住同上课同劳动（四集体）办学方针。此前，我是在临乡戚寺小学上学，大跃进开始后，我从戚寺小学转到我们大队办的东河集小学。这个小学开始过“四集体”生活，办了半年因面临许多物质困难，又改为走读。当时，因水利工程任务十分繁重，县里提出把课堂办到工地的口号，在收秋种麦和水利工程吃紧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停课参加劳动，老实说正常教学生活得不到保证。
二 1958年长垣“大跃进”都干了什么
笔者从1991年版长垣县志择其中几件大事如下，仅此可足见分量。
（一）治黄水利工程取得破天荒的成就
第一，护滩控导工程稳定了河槽，取得抗灾的重大胜利
在历史上，黄河泛滥时其河槽中心总是左右移动，移动的范围宽达10余公里，河南山东沿河的田野村庄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这是沿河人民千百年不能安居乐业的总根源。根据国家治黄的总体规划，长垣人民在“大跃进”年代以“稳定中水河槽”开展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河滩控导工程就是重大的举措。从1959年开始，长垣在临黄地段先后建设4处控导工程。第一处控导工程全长525米，筑坝43道，控制长4370米，石根围长1615米，累计动土94.49万立方米，石料37.821万立方米，柳料804.5万公斤，铅丝79.08吨，总投资553.2万元。类似这样的控导工程以后又建了三处。控导工程建成后，黄河的游荡范围有2200米减少到1600米，摆动强度由670米减少到410米，对黄河大堤的安全和滩区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使控导工程发挥最大的效能，沿河公社又发动群众在黄河摆动范围极限处建起了生产堰。据1982年统计，从1958年起，黄河滩区增修生产堤5道，总长34.7公里，一般高2米，顶宽2-8米不等，在8000-10000立方米∕秒流量时确保不漫滩，对确保滩区安全和农业收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都是造福后代的千年大计，而其中主要工程都是在“大跃进”期间建成的。
第二，被冲垮的堤坝重新修复加高加厚
大灾过后，黄河在我们芦岗公社的护河堤多处被冲垮，其中最大的一个口子宽600米。被冲垮的堤必须在翌年汛期到来之前修复，不然，夏季黄河汛期一到就会有数个公社要泡汤。为确保来年的安全，县里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季枯水期把大堤修复好。那年，村里还抽调一批壮劳力到湖北修澄沙池，壮劳力不足，为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公社把妇女和老弱人员也组织起来。我母亲是年近半百的小脚女人，打堤挖河也得随男劳力一样东西奔跑。这样还不行，公社干脆要小学停课，给学生分派挖河任务。1958年的冬天，打堤挖河成了我们的主业。马寨是黄河决口最严重的地段，我们看到，一棵大树横卧河心，枝杈可以做棺材，可以想象发大水时水势是多么的凶猛。我们村的任务是复堤，我就是打堤队的成员。我们的工地离家有10里远，为争取时间，公社在就近的村子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因住房紧张，宽敞的房子住妇女，我们十多个小伙子没有房子住，睡觉时就挤在一家的磨道里，铺上麦秸滚在一起，挤得连翻身都困难。那年还没到困难时期，生活还好，我们拉车推土都比着干，有不卖力的，就会受人嘲笑。我们干了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几十年过去了，这段生活经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兴建引黄灌溉工程，为实现全县水利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长垣县虽临黄河，却是“十年九旱”出了名的地区。历史上的情况通常是，沿河的滩地水淹了，而穿越长垣南北的临黄大堤以西却旱得禾苗发焦。根据长垣长远发展规划，仅1958年就修建大的人工渠4条，总长141.098公里；支渠52条，总长几百公里；斗渠507条，总长近千公里。为完成这些工程，全县动员了近10万劳力，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土方2577万立方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建成后，在长垣形成两个大的灌溉区（卫东灌区，红旗灌区），落实了灌溉网络化的要求。如卫东灌区投资（不含民工费）1116.221万元，可灌面积38.9万亩。为实现引黄灌溉，河渠建成后又先后在临河的七个点投资近200万元建设了引黄闸，再后来还在地势洼地段建设了提灌站。引黄灌溉工程虽然也有教训，但在以后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后来又建设了左寨灌区，郑寨灌区，杨小寨灌区，孙东堤灌区，为旱涝保收打下了基础。几年后又建设了排涝网，使三分之二的土地解决了十年九旱的问题。1958年还开挖了山东干渠，1959年春天完工，和山东接通，惠及两省。
1958年长垣县水利灌溉工程统计表
| 工程名称 | 条数 | 长（公里） | 土石方（万立方） | 民工 | 投资（元） | |
| 卫 东 灌 区 |
干渠 | 2 | 35.098 | 258.67 | 35600 | 1116.221 |
| 支渠 | 9 | 80.093 | ||||
| 斗渠 | 129 | 240.000 | ||||
| 红 旗 灌 区 |
干渠 | 2 | 106.000 | 460 | 39973 | |
| 支渠 | 50 | 1519 | ||||
| 斗渠 | 378 | 340 | ||||
| 合计 | 2577.67 | 75573 | ||||
（二）工业迅速发展，为后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垣县到90年代就进入全国的工业强县（2019年改市）。如果追忆长垣的工业化，我认为应从1958年兴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说起。“大跃进”之前，经过手工业改造，长垣的企业只有50余家，职工1800余人。遵照中央要发展地方“五小”企业，使工业产值过几年要超过农业的号召，长垣的工业在1958年一下子发展到582个，职工达到1.42万人。县成立了发电厂，第一次解决了县城的照明用电问题。根据服务农业的要求，长垣还建成了化肥厂、水泥厂、钢铁厂、煤矿等企业。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512万元上升到1295万元，1959年上升1743万元。1961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照“关停并转”的原则进行了整顿，整顿后国营企业由14家减为3家，部分企业由国营企业转为集体企业，一部分企业被关闭。到1962年，工业总产值降低到350万元。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工厂企业虽然被关闭了，但是经过“大跃进”工业洗礼的长垣人却大开了眼界。“三年困难”一过，长垣的工业一部分又恢复起来。他们接上在“大跃进”年代建立的业务关系，一批适应国家范围需要的辅助工厂陆续发展起来。到1985年，长垣的工业总产值由最低时的350万元，上升到12822万元。过了10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前10名的位置，生产的起重设备、防腐工程、卫生材料都成为国家的拳头产品。又过10年，长垣由落后的贫困县跃升到全国百强县的前5名，其中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千百倍。长垣人都知道自己成功的秘诀，如果没有“大跃进”那段曲折的经历，哪会有辉煌的今天？如果有人嘲笑长垣的那段历史，企图否定当年的“大跃进”，是没有道理的。
特别是1958年大办钢铁使我不能忘怀。
根据省下达的任务，1958年县在太行山下的汲县办起长垣县钢铁厂。县从全县调集了近万名青壮劳力，按土炉炼钢法炼钢。我家六口人有三人参加。父亲是第一批，他是7月先期到达汲县的。首批人员的任务是建炉子，开矿，选矿石。我和比我大六岁的哥哥是第二批，是9月前往钢厂的。我哥哥离家前是大队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他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对党和社会主义常怀感恩之情。当国家发出大办钢铁的号召后，他像参军卫国一样，义无反顾的奔赴钢铁第一线。当年的大炼钢铁是按军事化的管理要求组织的。一个大队编成一个连。哥哥是我们青年连的副连长。大办钢铁期间他编在运输连，负责耐火材料的生产和供应。他完成任务很突出，195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办钢铁停办后哥哥转到煤炭系统，后来成长为中级领导干部。那年我14岁，还不到成年人，但我个头长得高，觉得很新鲜，故意提高脚根，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办钢铁的行列。出发前母亲给我准备了鞋袜和过夜盖的东西，把我交给哥哥。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路上不时会遇到运物资的汽车。我们年轻人虽然脚上打了泡，但还是打打闹闹，时不时总有人搞点恶作剧。在新乡，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一节一节的数，共计48节，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场景开了我的眼界，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到达汲县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搬矿石。长垣县钢铁厂在太行山下，我们住的地方叫夏枣庄。到夏枣庄我以为能见到父亲，因不在一个连，一直没能见到他。运矿石不像今天全是机械化，那时全靠肩挑人扛。采矿点叫猴头脑，距离炼钢处很远，要通过吓人的十八盘。当地人说一盘大约一里多。因路程远，每天早4点吃饭，吃过饭领取干粮集体出发。中午在山上吃干粮，吃了干粮抗上矿石下山。下山要快些，到下午4点也才能回到营地。炸开的矿石小块儿也有七八十斤，我们背不动，背了两次就不让我们干了。随后我们童子军的任务是打茅草，好像准备过冬的问题。在这期间发生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上山打草我捡到一个钱包，包内除了饭票还有几块钱。事后知道，这是邻村一家父子的全部家当。我把它交给指挥部。丢钱包的父子认领后找到我，再三致谢。后来指挥部召开先进表彰大会，表扬了我，还奖给我一条白毛巾，我第一次尝到受表彰的滋味。
11月，毛泽东准备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在新乡接见了地区县委书记和地委的领导同志。当毛泽东从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那里了解到全民办钢铁的真实情况后，指示地委把“全民办钢铁”停下来，除留少数人做收尾工作，其他立即下山，抢收庄稼，转抓农田基本建设。我在长垣钢厂干了一个月，回来后又被编入秋收大协作的队伍。我们滩区因水灾没收成，就到临黄大堤西帮助丰产队收割。那年庄稼长得特别好，因为壮劳力都办钢铁和挖河去了，靠老少收不到家里。马上要上冻了，花生红薯还在地里，眼看着烂掉了，十分可惜。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搭起窝篷在庄稼地里过夜。大概是12月初，县里通知我们学校要复课了，很快回到家里。
（三）教育事业取得巨大的成绩
长垣在古代是文化很发达的地区。城北学堂岗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在明朝时，长垣文化教育再度兴起，明清两朝先后有87人考取进士（明朝50人，清朝37人）。明朝名相李化龙就是这批进士中的佼佼者。但进入民国后，中原由于战乱连年，再加上黄河水害的肆虐，这个先前文化发达的长垣却沦落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据县志记载，刚解放时全县只有一所初中，初小也仅有207处，完小只有3处，适龄学生全县9257名。到1957年小学发展到221处，完小48处，学生突破4.3万。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大办教育的要求，1958年完小发展到103处364个班，学生13918名。中学由原来的2所扩大到10所，其中完中两处，初中8处，高中11个班，550名学生，初中51个班，学生2572名。为适应教育和发展工业的需要，1958年还成立高级师范学校1所，中等技术学校1所。此外，1959年全县涌现民办中学51处，92个班，学生4273名。为了缓解师资力量不足，长垣师范学校招收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毕业生80名，学制3年，毕业后，这批老师对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与此同时，长垣还办起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从扫盲班办起，设有初小班、高小班，以后又发展到初中班、高中班，使过去上不起学的职工、农民学到了文化知识。应当承认，这个时期的教育，因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够高，但它对普及教育和全面提高长垣人的文化水平，并对后续人才的提高，向国家输送高级教育学苗，对推广科学种田，发挥了铺路、搭桥、撑高的历史作用。如长垣四中，1959年--1960年招收了六个学班，后压缩为4个学班，三年后有十几名考入省重点高级中学，其中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在各条战线都成为顶尖人才。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员，在后来地方工业的发展中成为领头羊、探路者和引领长垣工业发展的栋梁。有些人不承认这个时期的教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四)战胜了黄河特大洪峰的威胁，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1958年7月，黄河花园口（开封西）出现了22300立方米/秒洪峰，临黄大堤全部偎水，地处黄河滩区的几个公社176个自然被洪水围困，水深0.4米至4.6米，房屋倒塌达80%以上。这次洪灾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7月18日乘飞机出现在黄河滩区的上空，对抗洪救灾作出紧急指示。县委迅速组成780人的干部和5万人的防汛队伍，派出大小船只139只实施救灾。经过抢救，迁出139个自然村，救出94869人，牲畜12000头，粮食685万斤。这事如果发生在建国前，不知多少人家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今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滩区人民得到及时救援和安置。我们李寨村被对口安置在堤西一个叫郭寨的大村。我们没事干，就参加他们的锄地拔草。我在那里住不惯，趁船回家取东西逃到家里，又加入看家护村的行列。我是在黄河里长大的，从小就见惯了惊涛骇浪，对洪水入村并不害怕。回到家没事干，我们就出去摸鱼，捞柴火。一天，我从河里捞到一根房檩，还捞了一口大铁锅，抓了一桶红头大鲤鱼，没油做，就在锅里加点盐煮了吃。
长垣人民抗洪救灾的任务除了确保滩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项使命是确保临黄大堤的安全。临黄大堤是确保黄河安全入海的人工屏障。如果临黄大堤决口，对豫北河北都会带来特大的灾难，因而，确保大堤安全事关大局。确保大堤安全的措施除了加高加固大堤，其中，长垣石头庄溢洪堰的建成是确保临黄大堤安全的重大措施。长垣溢洪堰是建国初期全国第一大水利工程，总长1.5公里，宽49米，顶海拔高度67米 ，分洪流量5100立方米。该工程动员了全省的劳工，投资200亿元旧币，与1951年4月建成。溢洪堰的功能是：如果洪水水位超过大堤的安全警界线，为确保北方安全，就炸开石头庄的溢洪闸，把超高的河水分流至临黄大堤以西与北金堤（长垣北部黄河故道北，同太行堤临黄堤均为重大河防工程）以南11个乡的广大地区。据测算，一旦分洪，临黄大堤以西将有9个乡泡汤，这意味着长垣人民为保大局将作出最大牺牲。周总理视察水情后，要求河南省地领导要全力以赴确保临黄大堤的安全，并做好最坏的准备（炸堰和转移群众）。根据周总理的紧急指示，省地领导紧急赶到到抗洪救灾的第一线。长垣迅速落实紧急抗洪救灾体系，建立了指挥部，组成了民兵基干队、抢险队、运输队，要求召之即来，来者能战。确定沿大堤10华里内为防汛区，5华里以内为第一线。基干队日夜沿堤巡逻，遇有险情立即报告。为确保大堤安全，全县出动5万多名劳力战斗在第一线。7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飞机飞临长垣溢洪堰，投下12只橡皮船和16名水手帮助防洪。经上下努力，终于战胜洪峰，谱写了战洪图最壮观的诗篇。这是长垣历史上治黄的重大胜利，也是长垣人民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三 我和家乡人民是怎样度过三年困难的
1960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困难的年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笔者初中的三年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在这三年里，我和长垣人民一样经历了无数的磨难。60年过去了，由于感受至深，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9年8月我考入长垣四中。
那年四中招了四个班，我被分在最后的十二班。因四中是从周边的5个公社招生，除了学校所在地的孟岗的学生走读，其余要全部住校。刚入校那年，还没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按县的规定我们都从大伙食堂带面，到校后交到伙上换成饭票就餐。因粮食标准不高，我们每个人都从家里煮些红薯或蒸些菜馍带上，每天有伙房馏馏配着吃。这时还可以将就。60年进入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长垣四中的四个班要缩减两个班，我所在的班在砍掉之列。散班时.学校告诉我们回家等转学通知。那段时间心里总不踏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春节过后，我天天派通知，就不见通知来。一天，我要找同学探听复学的问题，生产队长却要我出去挖河，说你家有任务没人干（我哥哥要订婚，父母去哥哥那里了）。我说要合计上学的问题，不去。中午回来，队长还对我动了粗，不让我吃饭。妹妹把她领的馍扳一半给我，我不要。无耐，妹妹陪我到村西挖了一蓝子“福根”（牵牛花根，因救了急，使我们度过灾荒，故被誉为福根）回来煮了吃。几十年后妹妹还告诉我们的孩子，说福根是我的救命菜。
不几天，我接到长垣八中入校通知，我被编入二年级五班。八中在我家的南边12里的恼里，仍住校就读。但生活的困难程度逐步加重，我的学生生活也更加困难。1960年我们公社是大灾之年。那年，有涝灾，有蝗灾，还有气候的影响，大豆只开花不结荚，农业大减产，与全县面临相同的形势，社员的口粮一天天紧张起来。到1960年下半年，我们的口粮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斤（4.8两），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当时大食堂吃粮标准是按年龄段定量的:16周岁以上为成人标准1整份; 15到12周岁为3/4份; 11到7周岁为1/2份 ； 6到3周岁为1/4份。妹妹和弟弟都不够整份，尤其是弟弟只有1/4份。弟弟不够吃 ，母亲怕耽误他成长，就自己少吃一口给他凑够半份。当时怕各个食堂吃超标准，口粮是由公社统一控制的。但到了1961年的正月，公社已经无粮食可供了，集体食堂面临断炊的危险。我们队当时是穷队，光棍汉最多，其中有两个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父亲也得了浮肿病，饿得担不动一担水了，都是提个罐子打水吃。不几天得到通知，要大家到司务处分面。哪是什么面呀，是豆饼混合各种杂粮磨在了一起，没经箩筛，上捧下砌连皮带瓤的杂粮碎。食堂就剩这点家底了，给大家分了，实际就是要散食堂了。我们家五口人分了八斤杂粮碎，并告知是四天的口粮。人均不到二斤，要吃四天，每天不足半斤，对于饿透支的人来说，一顿都不够。
怎么办?只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黄河滩野菜种类很多，这成了村人求生的必然选择。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进滩挖野菜，把踩来的野菜掺上少量的面粉，揉成菜团子吃，没有面粉时干脆煮野菜充饥。我们要感谢母亲河，是黄河滩的野菜使全村人逃过了最困难的一劫。 四天后，上级给灾区调来了粮食。好像是每人每天八两原粮。这对饿空肚子的老百姓可是救命粮呀！但是远远不够的。为填饱肚子，必须配以相当量的野菜充饥。那时，我和妹妹放了学就到地里挖野菜，或到头年种白菜 萝卜 红薯的地里捡扔下的老干叶子，回来用清水泡泡淘洗干净煮熟，再用刀剁碎放点盐，配着糊涂吃。再晚些时候，应时的树头菜下来了，像柳树叶，椿树叶 ，榆钱，槐花都成了我们的救命菜。食堂解散后我们家里分了几分地的小片荒。小片荒里有榆树柳树，院子里还有椿树槐树。榆钱下得最早。我和妹妹爬到树上踩榆钱，揣上点面做成窝窝。榆叶长成了又撸叶子，拝上面蒸了吃。吃了榆叶吃柳絮，吃了柳絮吃柳树叶，光叶子要吃上两茬。自家树上不够吃我们还走出去，踩杨叶椿树叶，煮后泡两天再吃。几十年后我和老伴还保持吃蒸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五口人（哥哥大办钢铁后转为工人）吃粮，因我们姊妹三个上学不能参加劳动，能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 ，所以秋后算账我们家总是缺粮户。父亲是贫农代表，非常勤劳。为弥补缺粮，父亲除正常出工，每年还能在看场期间获夜间补贴工分。我父亲解放前给富户人家种过地，对收收打打很有经验。父亲又肯出力，能把各种荘稼按碾压顺序放置得井井有条，所以，在那些年麦秋荘稼收到场里，父亲都被派到场里专职看场。如打场时，他总是一个人在大家出工前把场摊好，使收打过程简短高效。他把集体的活当成自家的活，深得干部群众信任和满意。此外，父亲还有一手好编织的手艺，在冬天农闲时，就编织斗，升 ，笸箩，簸箕、安全帽等，一部分拿到市场出卖，一部分送到矿山换成钱。这方面的收入虽然是微薄的，但对克服困难、保我们上学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在补不齐，有时候再求助哥哥。
1962年初，压缩教育，长垣八中又被取消。我又重新考回长垣四中。这么一折腾，我们比四中正常班差半个学期的课程。回到四中后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的补习。这年，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口粮标准还不高。家里不得不拿出一半的口粮供我上学。在校吃饭的方式还如同以前，每次带一周的面粉，交到伙上。周六回去，星期天返校，交上下一周的面粉。我推磨一转圈就呕吐，每次都是由妹妹组织叔叔家几个妹妹推磨，并给我装好。我们家姊妹间关系特别好，根本的原因是在困苦的岁月我们是患难与共。62年尽管比61年好多了，还是吃不饱。上午有4节课，上第3节课时我经常饿得头上冒汗。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的学习，不久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个脑袋像被胶皮紧箍着，连说话都产生障碍，发展到了一天不出一身汗到第二天就不能上课了。我们的班主任叫赵廷乾，他很了解我，特别照顾我，告诉我，课实在听不下去可以自行出去活动。后来赵老师看我病得不轻，就劝我休学，说把身体恢复好，待来年能考个好成绩。我接受了赵老师的劝导，从第二学期起休学了。休学后我到哥哥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并想通过劳动锻炼治好神经衰弱。但可能因衰弱过重，没有根本好转。时不待人，我怀着急迫感于1963年秋天重新复学。1964年我考入滑县一中。是赵老师给我下的通知，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笔者注：2021年4月回老家，得知他还健在，专程看望了他，老师已88岁，还共忆学生时代）。滑县一中是省重点高中。此前，考入该校都转为商品粮，到我们这一届取消了这个待遇。口粮在本县兑换成粮票，到校后补到1斤8两。通知要求得有41元的报名费，母亲手头只有8元钱，余下的33元哪里来？无奈，家里把正养的一头猪卖掉，毛猪3毛一斤，卖了24元，后来母亲从两家叔父那里借了10元，总算可以报到了。至此，总算从“三年困难”走了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当时凭布票买布，每人每年发三尺六寸布票 ，不够穿。我和妹妹上学要讲究些，家里的布票都供给我和我妹妹做棉衣。夏衣没着落，等到棉花摘了分了，母亲就连明加夜用手剥去棉籽，再用弹花弓弹开，纺成纱线，织成布，染上色，以适合季节衣裤颜色，再做成衣裤鞋袜。母亲为我们孜孜不倦，贡献了全部的母爱。母亲活了101岁，百岁时我们给她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五世同堂十分热闹，了却了我们忠孝两全的心愿。
四 关于饿死人问题的考证
(一)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这个说法首先出自两个国际人口学家科尔(1982年发表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作者)。后经专家考究“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蓄意编造的。但后来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广泛宣传和西方资本主义媒体的反复炒作，以至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好像不是虚构而是成了历史的真实。随后，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接过科朱第思的观点，对饿死人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研究，有的认为“大跃进”饿死人超过1400万，有的说超过2600万，有的说超过3000万，还有的说超过了4000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中共中央是不回避的，党的历史文献也是承认的，但在党的文献中确认的数字是不超过1000万。这些人的估计都突破了党史文献认定的数字。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能不引起党史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关注。必须揭穿科尔和朱第思•班尼斯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在这方面，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帕特奈克，2008年和2011年先后在印共马机关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论（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以翔实的说理和论据，彻底批判了所谓饿死3000万的“学术根据”，并指出编造“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是反毛反共势力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该文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在国内，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先生紧随之后，用三年的时间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为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3）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4）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依据以上4个结论，孙经先做出饿死人的数字不超过250万的结论。2012年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曾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此后，孙经先又撰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文章，进一步宣传自己的观点。[4]
孙经先的文章像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起超越派的反击。《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先生是超过3000万的代表人物之一。2012年他发表了名为《脱离实际必然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的文章，从数据和历史常识角度反驳孙经先的观点。他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紧要的是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认为孙经先"人口迁移后不上户口"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场争论还在继续。
（二）
两者的考证谁更接近实际呢？
笔者通过对长垣的考证基本支持孙教授的观点。
据县志记载，长垣县在“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了12305人。
为什么减少了这些人.？
笔者通过考证大致有以下方面的所致：一是在最困难的两年，人口出生率极低，人口增加很少，死亡照常发生，这是人口减少的相对原因；二是随着大办钢铁，在近1万人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随后转移到国营钢铁企业和煤炭行业；三是有一部分青年当兵和考上大学，离开了长垣（如仅长垣一中1959—1961年向国家输送大专生232名）；四是有一部分人避荒迁徙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五是由国家各条战线招工部分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六是因营养不良患病死亡的；七是婚姻嫁娶迁到异县。这七种数据是长垣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比孙先生的还多，从而印证了孙教授观点的客观性。
为接近人口减少的实际情况，笔者又从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进行考证。长垣人口增长的真实情况是：1959年人口出生率为21.39%，比1958年降低了4.6个百分点；1960年人口出生率为14.80%，比1959年降低了6.5个百分点；1961年人口出生率为19.07%，比1960年上升了4.27个百分点。而死亡率的情况是，1959年比1958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1960年比1959年增加了26.2个百分点，1961年回升25.09个百分点。从这个统计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1959—1960年长垣人口出生率是下降的，死亡率是上升的；到1961年人口出生率是上升的，死亡率是下降的。1959年和1960年比1958年少生了4704人，多死了11624人；1958年和1959年平均正常死亡指数是4548人，两年正常死亡人数是11096，多死人数冲去两年正常人数后，非正常死亡人数仅为528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25%。这表明，即使非正常死亡都是饿死的也不会超过528人。实际情况是，在这500多人中，大部分是“营养性死亡”。我哥哥参加过1959年人口普查，我请教了他。他说孙教授的观点符合实际，他和嫂嫂就属第一种情况。他还特别指出，杨先生说的，"户口关系"是随"粮油关系"转移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具有城镇户口职工和公职人员在职场变化时发生，被下发或转移到农村的城镇人员，只有户口关系，没有粮油关系。把户口落到哪里就在那里建立口粮关系。当时全国有大批盲流，根本不存在粮油关系。他认为杨先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1958年——1961年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表
| 年份 | 总人口 | 出生 | 死亡 | 自然增长率 | |||
| 人数 | 比例 | 人数 | 比例 | 人数 | 比例 | ||
| 1958年 | 433848 | 10990 | 25.97% | 4243 | 10.02% | 6247 | 15.95% |
| 1959年 | 432238 | 9265 | 21.39% | 4854 | 11.21% | 4411 | 10.18% |
| 1960年 | 416935 | 6286 | 14.80% | 15896 | 37.44% | -9610 | 22.63% |
| 1961年 | 414531 | 7927 | 19.07% | 5134 | 12.35% | 2795 | 6.70% |
（三）
笔者在这里还要告诉后人和读者，我们能安全地走出灾荒年，除了家人的共同努力，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那里的群众都没忘记，在最困难的1960年到1962年，国家从广东等省份发来大批的救灾物资，其中大多是海带、带鱼、薯干、干菜等各种代食品，还有粗糙的原粮.。在1959—1960年国家还对特困的4476户的37079人实施了特殊救济。因国家及时救灾，我们那里几乎没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我村是1000多口的自然村，得浮肿病的不少，而因营养不良患病而死的不足5人。我叔父家被大队定为重点救济户，1960年还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因营养不良到3岁才学会走路。从这个女儿的身上可以看到三年困难的伤痕，但却同时表明，我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发生像精英学者所鼓噪的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还有两个实例很有说服力：一是我们村上的五保户，没儿没女大多都度过了重灾年。其中一位贺氏老人一直活到100多岁。她逢人就说：“不是社会主义早就饿死了。”二是我们生产队的几位老光棍，有两位还领来了媳妇。到后来，女方带来的孩子还为老光棍养老送终。我们村所发生的这些使我联想到，在三年困难时期，遭灾程度超过长垣的县恐怕不多，这个人口大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并不大，比长垣受灾的轻者还能比长垣更多吗？
一位60后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给人们带来痛苦是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历史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所在的乡在全国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无法想象吗？这位学者没有那段生活经历，他的感慨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要么是从西方反动学者那里抄来的，跟着人家学舌。要么是为了跟风跟着反毛派起哄。他很可能属后一种。这里有人可能会拿河南信阳事件为例批驳我的推论，信阳地区严重的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平均达到8%，这是极其罕见的，那只是个例，绝对不能以信阳推导全国。党中央毛主席对信阳事件发现的很及时，处置也非常果断和严厉，给全党全国人民作了交代，得到信阳人民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的理解，我们决不能容许虚无主义者用信阳事件诋毁“大跃进”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 长垣县闹饥荒的主要原因及其教训
长垣县在“大跃进”时期工农业的基础建设虽然取得巨大的历史成绩，是不是没有大的问题呢？当然不是。到1961年，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长垣成为饥饿最严重的地区，以后连续多年成为全国的贫困县。
是什么原因酿成这个结果的？
应当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通过考证，今天的长垣人不同的年龄和层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80后接受过教育的大多数的回答是：“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是从理论高度评价的，意思是“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好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依据来自教科书和《关于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老百姓，并不都认可这个说法。大多数认同早年流行的说法，即是“天灾人祸”遭成的。这里的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另加苏联逼着还贷，灾占七，祸占三。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大跃进搞遭了。还有人认为，上边的经（政策）是好的，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走了板，跑了调，好心没有得到好报。
怎样评价这些说法呢？
笔者经过考证，并联系自身经历，非常认同多数老百姓的观点。认为，长垣在“大跃进”之后坠入饥荒和贫困县，主要是天灾人祸双重因素累积的结果。天灾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违背科学的瞎指挥，而瞎指挥却不是有意的。“大跃进”兴起时，长垣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在全国泛滥的“五风”也席卷长垣。从上头刮来的浮夸风逼着基层干部说假话，不吹牛就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轻者遭批判，重者被撤换。为保证大炼钢铁，砸锅收铁，林木遭伐，生产力遭到破坏，引起群众不满。共产风没收了社员全部财产，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强迫命令风在干部中很盛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遭到打骂批斗。而这些在全国是普遍性的。据我的经历，这些问题并未伤及群众的大多数。而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却給长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前边已经介绍，长垣的“大跃进”是防洪和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实现水利化是长垣“大跃进”的中心任务。长垣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奋斗一年就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的目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建成的水利系统，许多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好报。因为前期的水利工程只注重蓄水，造了许多“水库”和坑塘，水是存足了，但没有注意怎么棑出的问题，阻塞了水的自然流势，结果实现水利化的第二年，全县水灌区发生大面积次生盐碱地，这些次生盐碱地有的连种子都收不回来。1960年次生盐碱地近30万亩，1961年超过48万亩。当时长垣可耕种土地不足190万亩，盐碱地超过四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除了盐碱地，那几年气候异常，也是农业减产的重要原因。大豆是长垣秋季庄稼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气候问题，大豆只开花不结荚，亩产由过去的100斤降到40斤上下。此外，那几年蝗虫也闹的很凶，对粮食产量又是雪上加霜。蝗灾很难控制，国家不得不派飞机洒药控制蝗灾的蔓延。由于上述两方面自然灾害的袭扰，长垣粮食产量大面积减产。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218.5万公斤，仅为1956年最好年头的32%。61年全国年人均粮食207.3斤，长垣县只有198.5斤，这是导致饥荒的关键原因。这个原因从根本上伤了长垣的元气，也是长垣坠入贫困县和多年积重难返的原因。有人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长垣的情况看，如果把水利化的教训定为人祸，这个估计不为过，如果定为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就不能成立了。水利化的失误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因未知而引发的，定为人祸似乎不大恰当。如果接受这个观点，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在长垣就不能成立。
六 长垣人民在困难时期受了大苦为什么无怨无悔
几十年后我曾反思一个问题：“大跃进”闹出那么多的乱子，还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却始终保持稳定？即使受到过伤害的人大多数也无怨无悔。通过考证使笔者坚信：不是我们的人民愚昧，而是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坚信，毛泽东一心为人民，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一句话，无怨无悔源于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前边笔者已经交代，由于长垣地处黄泛区，千百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时刻都有可能流离失所的生活，对能安居乐业十分珍惜。据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因“多年战乱，人口大减，十不存一。”过中原的见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长垣地处中原，当属此景。从县志查得：明初建立时长垣仅3万余人，洪武至永乐年间几次从山西向长垣移民，至洪武15年人口增至9236户82911人。明正德年间因内乱，到正德七年（1512年）骤减至6000余户3.7万余人。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逐渐发展到8.4万余人。“明末，经过多年战争，加之天灾频仍，致使人口减少。清顺治康熙年间，曾几次招徕逃亡，迫令逃民复归。--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增至 20余万人。”清末民初人口无大变化。到民国26年（1937年）增至3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三光”政策和天灾连年，到1942年人口又降至28万余人。至建国时的1950年又回升到41万余人。从历史上看，水害和战争始终是影响长垣人命运的主要祸根。
像1958年那样大水灾在长垣历史上无计其数。太远的不说。“清顺治七年（1650年），黄河决封丘荆隆口（长垣西南40公里太行堤决口处，笔者注），黄水直注长垣，毁田园，漂庐舍人畜，大水涨溢，城垣被毁，水数年不退，人逃亡，地抛荒，蛙生灶底，鱼游市中。”灾后，官府虽搭粥篷救急，但不能解决安居问题，大批百姓逃离长垣，流落山西陕西青海等地。如今天的西安市，不少市民还保留长垣口音，他们的爷子辈就是长垣人。笔者从县志查得，我们绒线李村（因祖上多卖绒线得名）在这个时期几乎逃光，荒村达百十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复村。最近的当数民国22年（1933年）和民国27年（1938年）的水灾。民国22年，“夏，黄河水势大涨，出现特大洪峰，流量每秒22000立方米。8月12日，河水漫堤，冲决口门40处，县境河西地区村庄（即指临河四乡）被淹90%，大水围城数月未退。”灾后，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民国27年：“6月5日，蒋介石妄图以水代军阻止日军南侵，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一股南冲徐州，一股直冲长垣。老百姓把直冲长垣的洪水称黑炭水（水过煤场携大量煤沙）。据母亲讲：水到时在夜间，来不及逃跑，都爬到房顶和树上。水越来越大，一栋栋房子被冲塌，爬到房顶的都被冲走了，到处喊救命。我母亲无处逃爬到门前的一棵枣树上，父亲爬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在树上呆了三天三夜，总算逃过这一劫。灾后没有吃的，成家成家的到他乡逃难，饿死多少人无从计算。据后来考证，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殃及20多个县市，致死人口近百万。
而1958年的情况和民国时发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58年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超过了民国27年22000的流量，被淹的面积基本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58年大水发生时，在县委的领导下，把灾区的群众都及时地转移到临黄大堤以西安全的地区，在友邻公社得到妥善的安置，未死一人。县志记载，大灾过后，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间，就有4476户37079人受到救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几个公社，除了少数人避灾外流外，基本都坚守故土，重建家园。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从自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社会主义比旧社会好。走集体化道路比单干好。他们坚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他们还有一个觉悟，党中央毛主席的许多号召是对的，经（政策）是好的，但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大跃进”虽然也发生许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实在在是支流问题。我们这些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走过来的人，佐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念。笔者还深深地感受到，长垣人民能在大灾之年创造如此巨大的历史成绩，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颠覆不破的道理。这是大灾连年人心不变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精英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主要是他们的立场有问题。我们要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大跃进”的污蔑，教育我们的后人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不要相信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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