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乃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已渐行渐远的上个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个人性考验的时代，内有有很多趣闻，其中的张申府资格很老，早年成绩也不凡：是中共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公由他介绍加入中共，又与周公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他的夫人叫刘清扬，也是个女名流。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教员正乃其登录室之工友，故解放后已做了领袖的毛教员与人说过：“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皆有一个通病—一俟机会便爱揭别人疤瘌，却不会替他人护“短儿”。张申府这人本事不在，却活得很长，便有了他在毛教员去世后大扯其：“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之类的话儿。
毛教员果真是这样的人么？若心胸如此狭窄，那他是怎样让众人信服，继而率各路英豪夺取全国政权的？张申府这个大知识分子想没想过？他倒算是有前科的人了，早在法国时，因摆老资格，闹独立，曾被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除名；又于1924年回国后，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蒋中正的德文翻译，连蒋也烦他，不久一脚给踹了。仅这也罢了，可他又于蒋家政权风雨飘摇的1948年，当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际，不合时宜地写了——《呼吁和平》大文，指手画脚唠唠叨叨，企盼中 共当农夫去同情那条冻僵的毒蛇，一时使得中共和民盟情绪目瞪口呆、强烈反弹……
连因嫌他投靠国民党，毅然与他老人家登报离婚多年的刘清扬，时也公开撰文讨伐他，说他鬼迷日眼、没皮没脸的。
1949后，人民当主，百废俱兴，张一时被“分流”“下了岗”，一日三餐也成大问题，他又不会搞别的，更不可能去做人力夫、或路边摆个小烟摊之类，只得涎着脸皮托人反映到政务院总理周公处，周念旧情，也了解他的这个“老上司”，遂吩咐把他安排到国家图书馆了事，拿份薪水，养家糊口，算是有个交代——也是重回到了他的老本行。
这又算甚么玩艺儿呀？
【二】
延安时期，是毛教员各方面特别是理论上趋于成熟的时期——那年头的他，蓄长发、中分抹，目光深邃面容清癯，讲话底气十足，嗓音呈高亢状，高八度以上，吟诗讲话抑扬顿挫极富激情；与同他的禀性般，作报告和讲话的姿态也卓尔不凡。穿着补着补丁的灰军服，索性就不扣上衣，一手叉腰，一手挥舞，不时掰开指头，借以进一步阐述他要讲的革命道理。因为有些弓背，上身就顺势朝前倾——颇有苏维埃早期列宁之遗风。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其著名的讲话之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让众人晓得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本来面目。
这对子下联是明代解缙对的，上联却不是他出的。是当年一个老翁出了上联考这个神童。但是这副对子流传后世，它形象的描述和寓意深刻的双关使人百读不厌、唇齿留香。
历史上毛教员于延安作报告批评某些人物——呆板的教条主义者，具体来说是不点名批评王明及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批留苏领导人。王明当仁不让是头子，四人曾做过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皆为先“左”后“右”的错误路线者。据说当时博古、洛甫在台下汗流浃背如坐针毡，王明则恼羞成怒扬长而去……
毛教员是文章大家，这对子待拿到他这里一比方，妙极了！“……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
这不也是对时下风气的绝妙写照么？
【三】
后一些人认为毛教员好记仇，整人，对张闻天诸很不公，其实不然，张是江浙人，那一带盛产文人，阴柔多于阳刚。张早年写过长篇小说，曾留学日美苏多国，大海归派，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长征前除“三人团”外中共第四号人物，政治局常委，与王明一般，也是个不错的教条主义者；又有些文化和理论根底，时人称“红色教授”——做个教授和小说家肯定没问题，做党的主要领导人怕是差距大了！
这般差距，并非空穴来风黄口白牙，他早年即与博古等差点断了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程，苏区损失100%，白区损失90%——这错误还不严重么？从沪上一到苏区，当上了政治 局常委，宣传部长，首先撰文批毛委员和正确路线的就是他，第五次反“围剿”发表了系列“左 倾”大文的也是他。后有人对此轻描淡写，无关痛痒，甚至有人多替他们辩护，难道说要中国革命和我英勇红军，彻底败在蒋氏手中才算严重？！被蒋先生拉到雨花台砍头示众才算合理？！
不仅此，这类人向有不堪重负却好高骛远缺点。由于跌跌撞撞从教条主义圈子中跳将出来，遵义会议有过贡献，让得主席没齿不忘，在张于1943年卸任总负责后，毛对张仍是宽容和保护的，多次说他“明事知理”。“不争权”，但留洋的惯性使然，形而上学的东西多了些，领导水平实不乍样——谓“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又对历史问题不认账，不能正视之前是政治路线错误的说法，让得张于1945年延安“七大”后地位有些儿尴尬。延安有些儿呆不下，遂以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身份，主动要求上晋绥农村搞土改；建国后外放驻苏大使、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教员在张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可张不但听不进，还私下说不愿意见到毛，远离后则眼不见心不烦……尽管如此，张在五十年代末仍是“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嘛，要知那时的康老都落选了！
事实上，张对在党内地位下降一直心怀不满，也不想见毛，当了苏联大使又不解馋，尽想些好事儿，这不，又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搞经济工作，被拒，心有不满。
建国初期的一代书生张闻天能搞经济工作？是学过点经济理论吧？
一九五九年又趁庐山彭德怀事件联合几人发难，导致党内矛盾加剧。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白纸黑字道：“他起的作用很大，（庐山）会议上谁发言，说什么内容，是他事先与人说好的……”
故毛教员先是对周公陈云说，张闻天这个人严重的书生气、大少爷气，不大懂实际。后不客气地指出，此人一直不老实，又跳了出来。
既“不大懂实际”，张闻天真的搞得好诺大个新中国的经济么？看看后来的所谓“大经济学家”吧，一些个大人物吧，比方说，众所周知的马寅初算是当代鼎鼎有名的大经济学家吧，他老人家可是有《新人口论》啰！不是常说“错批一人，多生几亿”么？可才多久，为甚计划生育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闹得现在要请求小青年们多生？可又生不出？又比方说，还有人说甚“中国产能过剩，是中国人舍不得消费”、“国人买不起房子，是钱太多了”、“普通人买房子不能有厕所”之类，如此而已，你认为他们能办好咱中国的事儿么？有与身居高位配套的战略眼光么？
毛教员说过，“小知识分子能办大事”。俺的理解，毛教员言下之意是——大知识分子未必。
【四】
博古是仅次于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要人物，后为“四八”空难烈士之一，因去得早，尚能反省错误，就不好多点戳他了。他是个很萌的人儿，长征前期湘江失利，红军血水染红江面，急得差点自杀。但比王明要好些。
但曾任过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成员中的王稼祥，也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有得一拚。至今让孤独先生都感到好笑，连一介书生都做不好的安徽人王稼祥曾任——工农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新三人团”军事小组成员，较长时间军职仅在周恩来之下，我的天唷！说明那时教条主义多么猖獗哟！用人多显宗派主义……一俟离了毛教员这样的人，乍能不打败仗？
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犯过严重错误、首任驻苏大使的王主任，在建国后任中联部长时，搞了个“三和一少”。据王力回忆，当时毛教员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后毛教员扳着手指道：“他这人就是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真乃一针见血喔！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的一面。——号“掏光养晦”“不当出头鸟”，最后闹得收不了场哒……
真乃亲痛仇快！
如此说来，王主任是不是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祖师爷之一呀？
其实主席对他也宽容，老念叨他“遵义会议上投下关键的一票”。也是因本职工作不甚得力，年终考核不过关，让群众未认可，延安“七大”时若不是领袖亲自出面为他说好话、“拉选票”，怕是与王明般，连选上个候补中央委员都困难。但他直到临终前还是“十大”中央委员嘛！可其妻子、同为延安老革命的朱夫人，后在那中国大陆抵毁毛泽东最猖狂间，却不依不饶、悲悲切切写了部既不像小说又不像纪实作品的——《女皇梦——J 青外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俺孤独先生就有幸“欣赏”过，简直是蜚短流长指桑骂槐泼妇骂街式。不是么，后来她老人家也公开承认是因时局关系，加之看不惯J 青的做派，自个想像出来的事儿（如含沙射影地道哪个哪个女人在延安时曾死追书中男主人公——嘉祥）……
看来，文艺作品特别是纪实作品，是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否则一旦跌落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创作陷坑，怕是要后悔的。
不幸的是，京城那以纪实作品歪曲先领袖及夫人，朱作家是始作俑者。
套用一句名言：用小说泄私愤也是一大发明。
【五】
有个曾成了中共实际领导人的人也强不上哪去，这个在中共历史上以大嘴闻名——据说可把拳头伸入口中、同时也是个满嘴跑火车之人，不光嘴大，胆子更大，且扯淡多于实践。
先前的他年轻气盛，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常挂在口中的三句话是：杀，推翻，打倒！
据中共元老陈云回忆，三十年代初的一个黄昏后，此人心血来潮，乔装打扮一番，在陈云等的安排和护送下，坐黄包车来到了大文豪鲁迅在上海的寓所，以中共实际领导人的身价，直筒筒要求鲁迅参加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飞行游会并登台讲话，最好能在媒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然后上南方的山上去打游击。当年已愈半百的迅翁不悦并默不作声地斜视着他时，此人大喇喇道，不要怕，要是国民党特务抓您，只要是您老人家能跳上旁边的船只，我们便能立马把您从海上送到苏俄去……
时在上海阁楼里摇控指挥的他，不光大胆地撇开了本来的主要中央领导人周公（周任军事部长，此人为宣传部长），且把周的谦让当成孱弱无能——便有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大胆发明，占长沙、打赣州，甚至要打武汉，让红军损失惨重，同时让毛委员背受冤枉（指责毛右倾主义，惯于土匪式作战）；更要命的是——有了欲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的构想（要求苏联配合中国，使之中国成为国际共运革命的中心，这让得苏联方面极为恼火），最后要背负的责任一辈子也没洗清。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人本是很有实际能力的，早年就搞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干劲十足，成绩明摆，时威信甚至还在同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领袖的毛教员、少奇之上，惜多去了几趟外国，脑瓜子不好使了……
他，便是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立三，谓“立三主义”路线错误也。
【六】
中国知识分子老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趄癫得很。王明、博古这样的人则自不量力，1933年初，才二十多的博古一俟踏上由毛教员一手打造的瑞金苏区，在别人的地盘上，屁股还没坐热，便道，好，就我来做（一把手）吧！还大咧咧伸出个小姆指，直唤已四十岁的毛教员——“小毛！”；王明呢，1937年11月从苏回国伊始，有诗人气质的毛教员出于礼貌，在延安机场高抬他“人才难得”，似“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时，他便犯晕了，抢着要作中央政治报告——不作就生病或不参加会议。最后这类人从山顶上跌得一塌糊涂……
按照毛教员后来的说法：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反之，中共历史本有多个机会让周公做一把手的，而中共也只有周有这个可能，但他没当仁不让去做——此正乃周的人格和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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