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全都是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撰写，有人证与物证，这些资料全是从公开渠道得来的，在我之前已经有无数人看过，有的资料还是裤脚兵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子女记录的文章，裤脚兵的回忆录在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多本，他们安全，我就安全。
5 缅共武装斗争失利的原因
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失败原因众多，值得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与缅共等兄弟党武装斗争失败作参考，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
5.1 缅共高层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缅共高层主要由德钦党人组成，他们将德钦党人的机会主义传统带到了缅共党内。德钦党人以缅甸的独立自由为最高目标，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只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很多德钦党人加入缅共并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并践行共产主义思想，大缅族主义在缅族缅共党员中的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信仰不坚定，立场就会不断转换，缅共上层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缺乏原则性，以短期内的结果衡量一切，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不管长远的全局利益，立场摇摆不定，导致缅共的政治斗争路线也摇摆不定，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缅共高层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为：1、急于求成，高估自身力量，轻视缅甸政府实力和其他客观困难，采取盲目的冒险行动，一味硬顶硬干，在勃固根据地与缅北根据地中前期表现得很充分。2、在组织内部混淆敌我矛盾与因斗争策略不同产生的党内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自我消灭，3、主观主义膨胀，听不进党内与党外的意见，不懂又还不谦虚。4、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唯我独尊政策，要求统战部队服从缅共的领导，疏远了与其他民族武装的关系。共产党要领导革命，但不是简单地要求盟友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缅共高层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为：
1、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着变化了的情况前进，认不清国际国内形势，错过多次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文革后中国已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修复与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不可能再大力支持他们。西方国家对于缅甸军政府的独裁批评声一片，缅共过高地估计了军政府力量，过低估计了缅甸人民追求民主的决心与力量，没有充分利用好缅甸的几次全国性群众运动与军政府的内讧。
2、错误的政治斗争策略导致缅共丧失了基本政治属性。由于政治路线的摇摆不定，在下缅甸地区根据地内居然出现了共产党要求农民将土改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的奇闻，缅甸共产党在阶级矛盾较突出的地方不搞阶级斗争，如何让人民相信缅共的政治属性!缅共在缅北贫穷落后的地方偏偏大搞阶级斗争，缅北地广人稀，耕地不是稀缺物，当地有的少数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没形成阶级，哪来的阶级矛盾!所谓的地主全家财产不过几背篓，斗争他们，除了失去民心，什么也得不到。没条件搞土改，行除暴安良的义举也能争取民心，缅共对于缅北地区普遍存在的恶霸欺压弱小百姓的现象却没有投入过多关注，沦为拿着中国军援空喊共产主义口号的武装割据集团。
3、缅共没处理好民族矛盾。一般人多认为缅共武装斗争失败是因为缅族高干中大缅族主义泛滥，没处理好民族问题，其实这是德钦党人的机会主义思想最突出的具体表现，根源还在于德钦党人没真正认识与践行马列主义，没有将少数民族视为阶级兄妹，只将他们视作夺取胜利的工具。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以阶级感情替代民族感情，“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民族主义思想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受批判的落后思想，从地球统一的大势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及当下，多数情况下不可行。但是,平等对待其他民族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条件，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然能够平等对待其他民族，否则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都能做到的事情，现代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做到!
缅共中的多数缅族干部视少数民族为二等公民，长期压制。缅共高层在后期提拔的下缅甸地区上来的青年学生中除了吴密亚貌等少数人能力强、作战勇猛且能与裤脚兵搞好关系外，大都不堪重用，主要原因是没经历过基层锻炼，密亚貌是波觉梭的儿子，故能力出众。少数民族干部不敢使用，缅族干部又不堪使用，缅族高干由此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杜高父女杀人案集中反映了缅共内部的民族矛盾。罗相旧部钦族杜高的女儿杜蓉被下缅甸来的缅族学生看上，杜蓉不愿意与其交往，那个缅族学生仗着自己在缅族高干面前的特殊地位一再纠缠，甚至当着杜高的面拉杜蓉出去，形同抢婚，当地民风开放，约会的概念与中国内地不一样。杜高本就对缅族学生心存不满，见状把手枪递给女儿，让她打死缅族学生，杜蓉在战乱中长大，毫不手软，当即开枪把缅族学生打死。杜蓉为保卫自己的清白合法自卫，父女两人被抓判刑坐牢，杜高的妻子自杀。杜高是钦族人，不是克钦族人。杜高直到兵变时才被陈三木纳放出，成为兵变先锋。当时狱中关押着历年来党内斗争的大批牺牲品，号称为缅共保存了半支人民军。
缅族人口在独立时占缅甸全国人口的一半，现在缅族政权公布的数据显示占60%，主要聚居在下缅甸地区，居住在缅北的以掸族、佤族、克钦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德钦巴登顶排挤裤脚兵，要大规模扩军只能从少数民族中招，最后形成了一种十分诡异的格局，缅共人民军上层以缅族为主，中层各族都有，裤脚兵占相当比重，下层大部是佤族、掸族、果敢汉族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在上面指挥的、在后方享福的主要是缅族，在前方拼命的多是少数民族，上层的缅族还要欺压中下层的少数民族，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加之后期缅共腐化，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更让将士们心中不忿，兵变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克钦独立军的中上层多为罗相留在缅甸的旧部，派他带到中国的旧部与之打交道更利于沟通，202军区的第一任政委邓吉平是缅族人，能力平平，官僚作风严重，经常整人。他带部队下202地区后，不到人多的寨子与坝子里发动群众，专门往密林里钻，部队的物资与人员得不到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全靠后方根据地补充，裤脚兵蒋志明曾问为何不到寨子里去，回答说是密林里安全，蒋志明叹道：“不到人多的地方发展力量，难道要动员大树当兵!”部队损失惨重回到根据地后，官兵都怪罪邓吉平，他自知理亏，亲自做牛肉给战士们吃。尽管如此，邓吉平整起人来还是不手软，多位裤脚兵骁将被他逼回国，缅共人民军中下层官兵最恨他。
德钦党人的机会主义传统让缅共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属性，除了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兄弟党的援助，他们不能发挥共产党其他方面的战斗力，是缅共武装斗争遭受重大失败的根本原因。
5.2 缅共高层的去中国化
缅共高层对于中国的戒备心很重，站稳脚跟后就长期实施“去中国化”政策。缅共与中共是兄弟党，拥有共同的信仰，缅族政权与中国却是历史上的老对手，缅族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始终抱着不信任感，即使加入了共产党仍然如此。缅共这一点与越共类似，缅甸与越南都是有扩张传统与野心的国家。
中国出于革命战争时期因苏联遥控指挥损失惨重的经历，对缅共的援助政策是“扶上马，送一程”，并不过多干涉缅共的决策。缅共人民军进入缅北初期战事不顺，中方派出访问组与国际支左部队参战，帮缅共打开了局面。缅共高层一直对访问组不满，常常向中方告状，理由是访问组指挥的南下战役与滚弄战役失利。
南下战役名为打腊戍实为接应勃固山区的缅共中央北上，是必须打的战役，滚弄战役则是缅共高层要求打的，当时人民军实力尚弱，深入敌后与缅军重兵对抗本来就是冒险，失败了也不算意外。两次作战虽然失败仍保住了部队元气，消灭缅军大量兵力，从张来耘提供的战损数据来看，双方损失相当。两次战役在全缅甸打出了声势，扩大了影响，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彭德怀起义参加红军初期，几经起伏，有时一场败仗下来队伍只剩十分之一，收拢部队后，马上奔袭一百多公里打下一个县城，队伍立刻扩张两三倍，革命过程中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事，打败了重新来过就是了。缅共高层怎么就不看看访问组几年来指挥的其他胜仗和开辟的根据地呢!他们拿这两次战败告状，目的无非是想挤走访问组，保住指挥权。访问组本来按双方协议规定应该在1975年撤回，结果1972年就回国了。缅共高层对于在一线作战的国际支左部队很欣赏，毕竟他们不可能都上战场冲锋，还得靠民族支队的精锐战士给他们打江山。民族支队的战士不愿再为狭隘无能的缅共高层卖命，多次提出回国，还闹出了事件，最后国际支左部队民族支队分几批于1975年前基本撤回，仅有麻糯等少数人留在缅共人民军中。
访问组撤回中国后，缅共高层终于可以自己指挥作战了，他们指挥的第一次大战役就是著名的7510作战，指挥者是东北军区参谋长余建，败得莫名其妙，输得一塌糊涂，上下都无话可说。缅共高层自从波斯亚于1968年在勃固根据地牺牲后，就再没有军事家了。
勃固根据地的缅共中央也很奇怪，南下战役本是接应他们到缅北的，不知什么原因缅共中央又没有北上，缅共中央根据地的人后来到缅北都是零星北上，缅共中央主席德钦辛和总书记德钦漆牺牲时已远离勃固根据地，走的仍然不是北上的路线。勃固根据地搞肃反，“从北京回去的人员大多被害，罪名是怕死、畏惧敌人、是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者、是柰温派遣的特务等等”。
缅共高层犯的最大错误是排斥打压裤脚兵。罗相旧部入缅作战时年纪都较大了，不可能长期在一线冲锋陷阵，缅共老兵多为文职或政工干部，彭家声的果敢汉族兵虽然能打，但旧习气重，一时难以改造过来，军政双优的就只有国际支左部队民族支队与裤脚兵。裤脚兵中以知青兵最善战，知青多数参加过文革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政治运动，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惯于蔑视权威，造反精神十足。经历了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后，知青更是无所顾忌，缅共高层的无能，生活作风的不检点，都是知青们聚会时批评调侃的重点。缅共高层不希望如同刘少奇一样被打倒，他们担心中国人抢夺缅甸革命指挥权，对裤脚兵下手就成必然的事情了。
当时裤脚兵中湖南人抱团现象突出，他们挨了头刀。湖南人极具战斗精神，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写信回家乡叫亲朋好友们速来参加革命。大量湖南人参加人民军本是好事，但湖南人喜欢抱团、好斗的性格让缅共高层实在不放心，湖南人裤脚兵对缅共内部一些现象的批评与抱怨，最终让缅共高层下定决心，联合中方将所有的湖南人都抓起来送回中国，是为“湖南籍官兵企图暴动案”。缅共高层这就叫有眼不识金镶玉，骁勇善战的湖南人他们都不要，一点历史学与社会学常识都没有，有本事的人都有个性，毛主席如果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中国革命就要走不少弯路。同期，缅共高层制造了“顾荣成、齐贵华反革命案”，宣布二人出身反动家庭，一贯散布反革命言论，企图投敌叛国，就地枪毙。顾荣成是昆明知青，21岁，3035营士兵，他的祖父顾品珍是国民党陆军上将，该案件实际就是依据出身论以莫须有的罪名乱杀人。
1974年，缅共高层制造了“李、徐、林反革命集团”冤案，正式对知青裤脚兵下手了。知青好玩好吃嘴巴烂是出了名的，当地没什么娱乐，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知青几乎都是没日没夜地打牌喝酒吹牛，言语中难免会批评上级。他们都是青年军人，有的还在发育期，喜欢谈女人。他们吹黄色龙门阵时使用了大量军事术语，把哄缅共总部的几大美女上床称为拿下阵地，把摸乳房称为打碉堡。缅共从五十年代起就规定赌博喝酒是违反党纪的行为，对知青的明知故犯，缅共高层以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他们决定整治知青裤脚兵时却由此下刀。
杜士元、李如景和徐文斌都是人民军中层干部，多年血战锻炼出来的骨干，从前线回到后方，邀集战友大杀四方，正在兴头上，政治保卫部门的人来敲门了，打牌的全部被抓。严刑拷打之下，有人乱招供说是以打牌为掩护准备暴动，加之审讯中打死了张海，相关部门需要合适的借口结案，于是将战友间的聚会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准备进行反革命暴乱，大批知青遭到牵连，李如景被杨光下令枪毙。杨维尼(杨马倌)对张来耘说：“当时的东北军区党委办公室是给这个案子定性的主导。军区的那些老缅官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国式政治头脑?会有这样定性的能力和想象力?只有党办才能为这个案子如此定性。”实际稍有头脑的都知道，中共当时全力支持缅共，知青裤脚兵造缅共的反肯定会受到中共的严惩，他们的家人还在国内，谁会那么傻!就算要叛逃，直接逃总比打响后跑更容易成功。缅共高层平时不抓管理，任由部队纪律涣散，搞内部斗争时就小题大做，把人往死里整。
这事有点像如今中国有些地方的扫黄，平时色情业公开经营，任何一个民工，只要有两三百元，都可以去放松一下，警察不知道吗?难道他们的侦查能力尚不如民工?警察偶尔也有作为，时不时扫一下黄，抓些嫖客去罚款，风头过了，色情业继续开张，给人的感觉是警察在设套儿创收。东莞的性都之名地球人都知道，历任地方官员就不知道吗?重庆就不说了，文强时代的繁荣娼盛，当时的市长王鸿举就不知道吗?著名红灯区龙溪镇开发有很多楼盘，大量公务员在那里安家，菜市场里公务员与小姐们一起买菜。现在，消失了一阵的水浴场所现在又大量出现，重庆不缺水，天然气丰富，会有那么多的人花高价去外面洗吗?实在是让人弄不明白。如今王鸿举居然在中纪委担任一个巡视组的组长，是因为他与不法官员交道打得多有经验吗?
访问组撤走后，裤脚兵本来就人心浮动，1972年起出现裤脚兵回国潮，现在又制造了如此明显的冤案，裤脚兵回国的人更多了。如今有人说裤脚兵主要是因为见识战争的残酷后纷纷回国，完全是以他们文字走狗的投机本性度量革命者的觉悟，裤脚兵在缅甸作战十分英勇，虽然偶尔也有醮水兵出现，但不怕死是多数裤脚兵的共性，他们离开是因为不愿再为狭隘无能的缅族高干卖命。毛泽东时代有着一种十分矛盾的社会现象，极端的专制与极端的民主并存，上面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下级又可以公开监督上级，稍不留意，批判领导的大字报就帖满单位所有角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民主气氛极浓，讲究官兵平等，直到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部队杀猪，哪个干部多吃几块肉，战士就要在组织生活会上提出批评，干部还不敢报复。战斗中，普通士兵可以对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军对解放军的军事民主(MD)十分推崇。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愿意为国家捐躯，以上良好风气后来被视为文革遗风，王沪宁所说的塌方式腐败随之而来。接受社会主义正统教育长大的裤脚兵本来就看不惯缅族干部“四处安窝下种”乱搞女人，加之缅族高干压制民主胡乱指挥，还要打压裤脚兵，缅共内部有不成文的说法，中国人最多到腊戌，以南就不能去了，这是裤脚兵庄解放(庄杰放)听缅族高干郭志明说的，裤脚兵更加不愿因为缅族高干的错误去送命。既然缅共高层对裤脚兵并不放心，裤脚兵就没理由留下，连国际支左部队的解放军战士都不愿为缅共打仗了，何况知青与边民。
1972年以后缅共人民军不再接收从中国过境参战的人员，回国大潮出现后，缅共人民军中裤脚兵越来越少，剩下的大都成为指挥员，裤脚兵牺牲得最多的主要是前三年。有的人把滚弄战役视为缅共人民军失败的转折点，南下战役与滚弄战役只是缅共人民军在初期打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败仗，如果那是转折点，缅军为何在以后的十多年中接连丧师失地呢?杨世启、高亮等裤脚兵将领指挥的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无论从战果还是从影响来看远超这两场败仗，至今仍在缅军心中留下阴影。很多裤脚兵一生的遗憾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共中央没有征调他们这批精通热带地区山地丛林作战的老兵参战，那怕是当顾问也行啊!
缅共高层有些人认为华侨裤脚兵全是特务，当时有大批东南亚华侨借道中国参加缅共人民军。缅共高层迫害裤脚兵的理由之荒唐，连访问组与保卫部门的人都不忍心了，私放被关押的裤脚兵跑回中国。人民军初期最杰出的知青裤脚兵将领杨世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担心有人小题大做杀他，与好友杨维尼(杨马倌)一起脱离部队想跑到泰国去，路上被缅军抓获，此事经缅甸军政府炒作，在缅共人民军中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多年来，缅共人民军通讯联络一直用汉语，缅共中央大缅族主义发作，要求所有部队在作战期间使用缅语，导致在作战中不断发生泄密情况，造成战斗的多次重大失利。人称东非PLA的坦桑尼亚军队是非洲小霸，自国家独立以来军队战无不胜。除了完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训练外，坦桑尼亚军队有一个重要法宝是军队通讯全用中文，当他们那土得掉渣儿的唐山口音与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在电波中回荡时，别说非洲人，就算是好多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也不知他们在打仗时闲扯烙饼卷大葱什么的是何居心，坦桑尼亚军官们用的全是他们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与国防大学留学时使用的军事术语，以烙饼、大葱、包子等词汇代指各种装备。迫不得已，非洲各国军队都派军官到中国留学。
随着人民军中裤脚兵的减少，从下缅甸地区陆续北上的群众运动骨干(多数为缅族大学生)逐步上位，缅共的“去中国化”获得了初步成功。他们大都没经过基层锻炼，直接担任高级职务，不能服众，能力差，整人狠，缅共武装斗争失败后，人们才发现那批缅族学生中不少人是缅甸政府情报局的特工。
裤脚兵对于缅共十分重要，缅共高层林天在1979年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说：“如果裤脚兵一下子离队，则邦桑各大机关的工作全部瘫痪。”缅共的“去中国化”使缅共人民军失去了大批经过战火锻炼的骨干，在军事技术上出现人才断层，人民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已不如从前。缅共的水平与越共相比要差一个档次，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开始忘恩负义了。
5.3 缅共没搞好组织建设
共产党的战斗力来源于成功的组织建设，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组织严密，对党员要求高，纪律性极强，内部讲究民主。德钦党人机会主义传统的思想基础是主观主义，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缅共每一任最高领导都认为自己代表着真理，不愿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自从德钦丹东在勃固根据地进行党内革命以来，缅共的民主作风被完全破坏，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存在了，组织建设渐渐跟不上形势需要，终于招至重大失利。
缅共组织建设失败的重要标志是纪律涣散。缅共在勃固根据地的纪律一向严格，缅北根据地的纪律涣散则有一个过程，初期还行，中期就分两种情况了，缅共上层的缅族高干生活作风十分随便，到处找女人安家，有的还把手伸向了前线将士的恋人。更离谱的是，缅共撤到中国后，还有家属向战友告状，说老头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也许热带地区的人性观念更开放吧。缅共中下层的纪律仍然很严，处罚手段残忍，缅共关禁闭用的是土洞，让被关禁闭的人自己挖一个五六米深口小里大的坑，上面挡住雨，被关禁闭的人下去，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几天后出来人都变形了，如果有人使坏，往里面丢毒虫，被关禁闭的人就更惨了。有的一关两三个月，死在里面的不少，死了直接填埋。这哪里是对革命同志治病救人的惩戒，分明就是黑恶集团的私刑。缅北根据地后期的纪律性基本丧失，全党上下除了少数人洁身自好，大部都存在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缅共高干林天在一个材料中提到：“东北军区(果敢及勐古地区)旅县一级干部共130余人，20余较好，大部分有问题。县委书记统统发财。”缅共还没夺取政权就开始腐化，失败在所难免。
缅共纪律涣散的根源是因为党内缺乏民主气氛，失去了党组织的纠错功能。1975年德钦巴登顶重建缅共中央后，至1987年仅有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生活极端不正常。平时就是德钦巴登顶一人掌握最终拍板权，具体事务由杨光、余建与古方说了算，“缅共政治局高于中委会，严重违背党章”。杨光制造了不少冤案，在林秀珍(朵顶薇，王定的夫人，缅共人民军烈士王锐、王英平的母亲)看来，“杨光当年就是党内斗争的干将，对待同志犹如仇敌”。余建心狠手辣，爱搞小动作，赵尼来、彭家声最恨他，兵变时如果不是警卫员赵文光得力，他早被打死了，余建的得力干将觉廷被佤族战士抓去拷死。古方是和稀泥的，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乱搞男女关系。密亚貌说古方最怕死，古方的名言是“我千辛万苦才到这个位置”，根本容不得人。缅共在他们的把持下，日益走向没落。
在缅北根据地的中后期，巴登顶以对部下的放纵换取支持，缅共的组织纪律性遭到严重破坏。如果德钦巴登顶搞一言堂能迅速取得胜利当然会获得全党的支持，偏偏形势又一波三折，党内对巴登顶的质疑日渐增多。初期巴登顶靠肃反压制持不同意见者，后来见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增多法不责众，便以放纵部属违反纪律换取支持，只要开会不提出反对意见，拥护德钦巴登顶为核心，做什么都可以。组织纪律成了德钦巴登顶打击异己，换取支持的筹码，就如同有的领导人以放纵部下腐败换取支持一样。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还没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武装组织，居然出现了后方私吞军用物资的事情，前方将士因物资不足流血牺牲，生活苦不堪言，回到后方一看，他们需要的大量中国援助物资正在街上摆着廉价出售。缅北武装斗争初期，各部队缴获了战利品都会全部上交，当他们时时面临物资不足后，就开始截留战利品，到后来发展成不管物资充足与否，都基本不上缴战利品，战斗在很多时候成为前线将士创收的手段，战争的革命性被经济利益一点点蚕食殆尽。此时，缅共实行党内民主就只能是助长腐败的漫延势头了，民主制度能够保障组织内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当组织内主要成员都是为了组织目标愿意牺牲自我的理想主义者，民主制度能防止组织腐化变质。如果组织已是腐败成风，有的还不能公开真实的贪腐程度，就不能仅仅在组织内部推行民主制度，否则就会对组织内的腐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请问习近平主席在那些一窝窝一坨坨地塌方式腐败的地方党组织中能获得几张选票?巴登顶要肃清腐败，除了实行高度集权式领导铁腕整顿组织内部，队伍纯洁后再实行内部民主，就是将党外群众引入反腐机制，在整个根据地的社会里实行民主，他两样都没做，缅共的腐败已是不可救药。中共目前的反腐形势如何，我不评说，希望中共中央重视缅共的教训。
缅共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内耗损失掉了大批精英，并影响到决策。缅共中的缅族高干不但要去中国化，还要搞缅共高层缅族化，完全不顾占缅甸地区人口接近50%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彭家声认为邓吉平和杨光要对缅共的失利负主要责任，说他们将缅共内部分为“贵州”、“四川”、“支左”、“知青”、“本地人”五个派系，即罗相部贵州老兵、缅共四川老兵、国际支左部队民族支队及访问组、以知青为代表的裤脚兵、包括果敢汉族在内的缅北本地人，他们一个派系一个派系地排挤。1972 年 3 月 9 日，克钦族的首领罗相因打鸟意外摔伤逝世后，缅共中的克钦族就失去了地位，除在缅共中央有一两个花瓶职位，基本被排除出缅共决策层。贵州老兵及其子女此后均较消沉，感到没出路，1981年，罗相之后的领袖人物赵云拉手榴弹自杀，实质上失去了罗相旧部的缅共也就失去了向克钦邦发展的可能，丁英不再信任缅共。缅北根据地的后期，彭家声被排挤出决策层，他经营鸦片生意讨小老婆，隐居霍岛自保，果敢兵越来越难管理。访问组、支左部队及大部分裤脚兵走后，缅共完全由缅族人把持。据毛利说，缅族人内部也分成两派，德钦巴登顶，杨光，高东他们是一派，林天，也吞(吴杨威)是另一派，斗得厉害，德钦丹缅(王江)居然让他们送到四川专门关兄弟党要犯的监狱关了十几年。密亚貌口中的缅共高层派系更复杂，巴登顶与佩丁不和，余建是佩丁的打手，巴登顶又要拉拢佩丁，总之是一团糟。缅共高层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林天就反对开展鸦片贸易，提出“扩大根据地以养兵”，但不为采纳。兵变前，林天已看出端倪，告诉德钦巴登顶：“东北军区(果敢及勐古地区)旅县一级干部共130余人，20余较好，大部分有问题。县委书记统统发财。倾向很危险，我管不了了”。林天建议拔两个营的兵力直属中央，由林天和杨光管理。缅族高干两派各掌握一个营，以备有事时应变，这本是一个好办法，不知什么原因，此建议未引起重视，裤脚兵猜测可能是因为林天不是德钦巴登顶一派的人。内外部意见德钦巴登顶等人都听不进去。缅共武装斗争失败后，德钦巴登顶居住在长沙，也吞(吴杨威)与他争论失败原因，一激动，脑溢血发作，去世，密亚貌认为也吞(吴杨威)是党内真正的老实人。
一个组织的领导能力差又缺乏民主作风，内部派系林立，组织纪律性必然涣散，战斗力自然下降。
5.4 缅共高层个人能力差
缅共高层缺乏军事人才。德钦党人虽然是当时的缅甸精英，由于英国对缅甸人特别是对缅族人在军事方面的压制，限制缅甸人学习军事，德钦党缺乏军事人才。缅共除了波斯亚与波吞迎，就数德钦辛懂点军事，德钦巴登顶基本不懂。看勃固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就知道德钦丹东不懂军事了，勃固根据地位于缅甸的交通要道，邻近缅甸政府的核心统治区。毛主席选的井冈山根据地位于湘赣边境偏远山区，重装备多的国军进剿不方便，以轻步兵为主的红军则可自由来往于两省间。
懂管理的人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就请懂的人来做，缅共高层自己能力差又还不能纳诤言用能人。中国给他们派出了访问组，德钦巴登顶等人在局面打开后非要将其排挤走。好不容易锻炼出来的裤脚兵将领他们百般挑剔，长期压制。缅族自己的将领错误不断，邓吉平率部下202地区开辟根据地，专往密林里钻，知青裤脚兵将领蒋志明问不到坝子里、镇上去的原因，说是密林里安全。蒋志明感叹，不到人多的地方动员老百姓当兵，非要呆在密林里，难道要动员大树当兵吗!共产党的队伍不敢去人口密集区和老百姓接触，真是奇闻。1982年底。蒋志明向也波昂(林凯)建议往缅族地区发展，也波昂(林凯)同意了，但是他不派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下去，而是用孟牙小兵学校的学生兵。这批两百多个学生兵是1973年蒋志明招收的，各族都有，当时正好十六七岁，基本学成了，本来准备放到部队里去锻炼。翁木与米阿昂带着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小兵下去，两百多个只回去十二个。
缅共过于依赖中国援助，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缅共高层不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下缅甸地区缅共武装的失败原因之一为不能直接接受中国援助，德钦巴登顶等则过于依赖中国的援助，缺乏勃固根据地领导人那种自力更生身先士卒的精神。德钦丹东与德钦梭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德钦辛与德钦漆是老德钦党人，缅军上层命令只能活捉，他们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德钦漆的二女儿与儿子全部牺牲，以自己的生命缴最后一次党费，他们不愧为革命者。德钦巴登顶本就是缅共派驻北京的代表，没有浴血坚持的气质，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在德钦丹东牺牲后接任主席。德钦巴登顶等缅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后方养尊处优，最大的工作任务就是组织开会，将开会发展成了人生最大爱好。除巴登顶少数人外，包括古方在内的缅族高干乱搞女人，“四处安窝下种”，有的还把手伸向了前线将士的恋人。后期缅共高层贪污腐化，除巴登顶少数几个清廉以外，按延安时期的标准，都该送去劳改。
缅共领导人缺乏建设根据地的意识。缅共人民军虽是共产党的队伍，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能力还不如民族武装，缅共军队在缅北与群众结合得并不紧密。裤脚兵回忆，缅甸政府军有时还下田帮农民干活，缅共军队到了中后期，只管收税，什么都不做。裤脚兵王云峰回忆，他埋的地雷将克钦族老乡的牛炸死了，不但没赔偿，还找老乡买牛肉，老乡气愤地说，就是把牛扔在洼子里也不卖。裤脚兵在中国看革命战争电影长大，不可能不知道群众纪律与根据地建设方法，缅共中央对于根据地建设的漠视使他们忽略了维护军民关系。农村工作路线在下缅甸地区的根据地就摇摆不定，到了缅北更是无从谈起，乱搞土改失去不少人心。根据地是共产党部队兵粮的来源，中共为争取民心什么都肯做，缅共有了中国的援助，谁还愿意费力去建设根据地，相反，他们中有一些人认为根据地老百姓脏懒丑，看不起当地人民。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兵员与粮食都需要人民自愿支援，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掌握政权后，可以用行政命令强行调动大量社会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变成现在这样。现在境外反共反华势力正插手国内工人的维权活动，让中共工运先驱郭亮、汪寿华、刘少奇等人情何以堪!
缅共在军事上犯下死保邦桑的战略错误。德钦巴登顶年纪大以后行动不便，就在邦桑(邦康)呆着不动，让缅共人民军围他转，一切作战以死保邦桑(邦康)为目的，将本应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了阵地对攻的消耗战，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在中后期以天京为中心，与清军转圈消耗，导致最后失败，好在缅共还有中国的援助。林天有一次本已进入下缅甸缅族地区，缅共中央又叫他带兵回去保卫邦桑。毛主席十分清楚存人与存地的关系，即使在陕北呆了十来年，打起来依然说走就走。裤脚兵将领多次建议主力进入克钦邦，一直未被采纳。按郭纽亨的说法，长期的安定生活让德钦巴登顶等缅族高干日趋“老化，僵化，退化，腐化”，无力开辟新的根据地。
随着鸦片生意的开展，缅共人民军迅速腐化，理想主义早就没了，全靠中国援助支撑。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上台，中国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曾经劝告缅共，“要么一，妥协(系指与缅政府妥协);要么二，好好打，带上120(重型火炮)，(中共再加)支援汽车200辆。”德钦巴登顶认不清形势，当着邓小平的面批评他走修正主义路线，两人发生争吵。
当时缅共其实还有胜利的机会，缅甸军政府在国际上名声很臭，国内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奈温已支持不下去了。在中共的斡旋下，1983年6月缅共与缅军政府再次进行和谈。奈温的条件已开得很优厚，缅共可以保留军队，根据地实行高度自治，只要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就行了，政府还会对根据地的建设提供支持，德钦巴登顶拒绝了。虽然缅族政权经常言而无信，但是只要缅共手里有武装，时刻保持警惕，就不怕缅族政权耍流氓。如果当时他同意了，缅共在政府中有合法席位，在根据地有军队，一旦8888事件发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夺权。
德钦巴登顶在缅北重建中央后，一度也曾大力恢复地下党的活动，之后数次大规模民运其实都是缅共地下党组织的，德钦巴登项似乎只满足于群众运动给军政府带来麻烦，没想过趁机夺权。1988年的8888群众运动，缅共本可以与昂山素季合作，最后此事无果而终，如同当年红军没能抓住十九路军反蒋打破第五次围剿一样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林天对此感叹道：“我们失去好几次机会，缅甸本土的群众运动是最好的时机。甚至在88年的时候我们都带过信给昂山素季，我们在绍帕都可以让直升机停留了，昂山素季你要是怎么的话到东北来，到佤邦来。敌军先后发生8次内讧，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运动4次，我们都没抓住机会。”
缅共经过多年斗争，党内积聚了一批能人志士，他们本来还有一次翻盘的机会。密亚貌(昂觉左)到缅北前在下缅甸搞了几年地下工作，敢想敢做，他在1981年就看出缅共领导层不能领导他们取得胜利，向父亲波觉梭提出要干掉这帮人，觉梭让他不要有此想法。密亚貌不甘心，与岩伦、尼东、尼索等人商量要搞兵变，计划在1987年4月缅共中央开会时动手，干掉杨光、余建，送走巴登顶等人，林天与高东留下，缅共高层中的罗相旧部赵明默许了他们的想法。事到临头，赵明借口到昆明治病，走了。赵明一走，就没有了起义后应付各方力量的权威人士，觉梭一直不同意密亚貌的行动，密亚貌的计划被打乱，只得作罢。密亚貌说：“佤邦起义的时候，我跟赵明一起在着。赵尼来进来，他说，密亚貌啊，老司令员啊，我们考虑要收掉你们两个的枪啊!等到赵尼来走了我对赵明说，这是活该!照道理这是我们说的话。之前如果赵明不同意我的做法，那么我会另外考虑方案。”缅共失去了最后一次自我纠错的机会。
缅共高层在根据地建设上还有一个错误是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失去了运用经济手段与军政府争夺资源的机会。缅共中的缅族高干整体能力不足，特别是不具备军事才能，又不愿提拔能人，听不进党内外任何意见，处理不好民族问题。中国停止援助后，失败在所难免。
德钦丹东等下缅甸地区的缅共领导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在下缅甸那样艰难的环境里独力坚持了二十多年，勃固根据地失败后，巴登顶的领导地位由缅共的既定方案决定，中共为避嫌没有干涉缅共内部问题，德钦巴登顶等一干能力不足之人得以靠中国援助为支撑长期霸住最高领导位置，正常的淘汰轮换被废止，致使缅共的武装斗争失利，等中国醒悟过来准备换马时已经晚了。除非组织内部已经贪腐成风正不压邪，内部民主无法产生正确结果，否则领导人应靠斗争选择而不应指定培养，毛泽东最初并不得苏联欢心，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就是斗争环境里长期自然选择的正确结果。
民主制度能够保障组织内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当组织内主要成员都是为了组织目标愿意牺牲自我的理想主义者，民主制度能防止组织腐化变质。如果组织已是腐败成风，有的还不能公开真实的贪腐程度，就不能仅仅在组织内部推行民主制度，否则就会对组织内的腐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请问习近平主席能在那些一窝窝一坨坨地塌方式腐败的地方党组织中获得几张选票?此时应在整个社会实行民主，或是实行高度集权式领导铁腕整顿组织内部，队伍纯洁后再实行内部民主。
5.5 军队经商败坏队伍
军队经商败坏队伍本是由于缅共领导人能力不足与组织纪律涣散导致，单独提出来说是因为外界对缅共贩毒一事关注较多。鸦片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缅甸大规模种植是英国为向中国贩毒而倡导的。整个东亚及东南亚的大多数军队都曾染手鸦片生意，英军、日军、国军与缅军自不待言，中共军队也曾以鸦片换过物资。在那些年代，鸦片不但是消费品还是货币，有时比银元还管用，深山的老百姓只认鸦片。中共军队缴获了鸦片不可能销毁，得用来与百姓公平交易。红军长征路上托孤时除留下几十块银元外，还会扣上两碗鸦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将5匹骡子驮的烟土与其他财物托付给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刘名榜保管，邓小平的5驮鸦片得有多少“拽”? “拽”是读音，当地人写作“石化”，是缅北进行鸦片贸易时用来计量的单位，三斤(市斤)三两为一“石化”。
缅北有的地方气候恶劣，土地贫瘠，鸦片是少数几种能有收成的经济作物，当地老百姓靠种贩鸦片谋生存，彭家声家族几代都种植出售鸦片。缅共人民军实力尚弱，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禁毒，必然激起民变，只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谋生手段后才能逐步禁止鸦片种植与贸易。缅共在当地征收鸦片贸易税与用鸦片换钱购物并无不妥，只要不是主动种植或者购入鸦片再出售牟利在某些特殊时代与特殊地区不算犯错误，药用的除外，中共进城初期允许妓院合法存在，还上门收税，也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与英国为阻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南亚的发展，实行只要反共就默认当地武装贩毒的政策。罗星汉长期得到美国中情局与缅甸政府的保护，是名义上的金三角第一代毒王。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迪功少将更是公然制贩毒，罗星汉与坤沙不过是帮他种植收购鸦片的上游原料供应商，他才是世界第一毒王，著名海洛因品牌“双狮踏地球”由他一手打造，他的毒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在越南的几十万美军，他反共，美国政府就为他提供保护。中情局还为东南亚的反共武装包销毒品，用军用飞机运走。
现在的说法是中国停止对缅共的援助后，缅共才开始贩毒，实际上早在1976年5月1日东北军区就决定利用产销鸦片来解决经费来源了，组建了特货贸易小组(51组)管理此事，主要负责人为东北军区财政部长郑生及副部长刘国玺，组织功能类似于中国烟草专卖公司。51组下面分别设立两个点,一个在老街,一个在贵概，实施鸦片统购统销、征收鸦片税的措施。51组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列，严格禁止进行私人交易鸦片，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准向中国贩运。为避免毒品搞垮根据地军民，缅共在根据地严禁吸毒，并将鸦片制成黄砒，黄砒的体积和重量比鸦片小,而且有毒不能直接吸食。东北军区由此获取了巨大收益,成为缅共人民军各部队的先富样板。1970年代，国际禁毒总署对刘国玺下达通缉令，这个时间比通缉罗星汉的还要早，充分暴露了美军在禁毒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进步学生刘国玺为革命成为全球通缉的第一位东南亚毒枭。
1980年8月19日，缅共中央政治局不顾林天等人的激烈反对决定推广东北军区的创收经验,管理机构代号为“819机构”，主管者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据说巴登顶也反对，以他的权威，真要反对缅共就不会卖鸦片，他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德钦党人的机会主义思想在缅共党内再次作怪，当时有中国援助，根本不用考虑财政问题。东北军区的果敢地区闭塞落后，当地人世代种贩鸦片，他们的思想没改造好尚可理解，德钦党人接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为了筹集更多经费也贩毒，机会主义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践踏一切规则的本性显现无遗。刚开始时，缅共经营鸦片生意还算正规，一心为公。在初期，最大收购方是中国，51组将数以十吨计的鸦片卖给中国制造药品，后来坤沙成为最大的下游收购商，坤沙将鸦片转手卖给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迪功少将生产海洛因。因为统战关系，坤沙的部队与缅共人民军多有接触，缅共中央无法控制人民军各部与坤沙部队的交往。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下，缅共的大小干部开始私下贩毒为自己牟取暴利，发生过几十公斤海洛因货款被私分而无从查起的事件。1980年底，中国边防部队抓到几个毒贩，竟都是缅共的中层干部。到缅共垮台时，整个缅共除德钦巴登顶等少数几个中央领导外，几乎没有不沾和不做毒品生意的了，部队战斗力明显下降。
缅共在缅北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大量毒品借道中国流向全世界，其中约有10%在中国销售。退役缉毒武警田浩认为毛泽东时代穷得连毒枭都不愿将毒品卖到中国，当时的中国人消费不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总比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富裕吧?民国时期中国毒品泛滥，以贫困出名的金三角地区瘾君子数量庞大，吸毒与当地经济状况不相关，毒贩知道随行就市。毒品再度在中国泛滥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下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怕死不敢管，怕累不愿管，有的公务员被毒贩收买，抓小放大，甚至纵容自己的亲朋好友贩毒。多数吸毒者每天都需要吸毒，他们毒瘾发作时恍恍惚惚地都能找到贩毒人员，缉毒部门工作人员就没这本事吗?运输批发毒品的大毒枭隐蔽得好，分销毒品的小毒贩则很容易暴露，吸毒人员一被抓到什么都撂，毒瘾难熬啊!按吸毒人员的说法，分销毒品的小毒贩能做三年毒品生意没被抓，一定是有人保护，保护的手法便是称其为警察的线人。此说法不知真假，如为真，不知这些小毒贩当线人立的功与贩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哪个更大?彭湃闹革命的陆丰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冰毒制造分销地，老区里一个村一个村地公开制贩冰毒，当地政府官员不知道吗?重庆市缉毒总队总队长罗力因贩毒被法办，让人无语。他也曾是一个好警察，据一个犯事的公安局副局长说，罗力当年是公交分局的反扒能手，罗力自称是因为对缉毒总队长的人事安排不满才滑向犯罪道路，我估计他说的是曾担任缉毒总队总队长的文强的情妇陈光明，此人在王立军扫黑中出庭作证后，现在仍然是警察。田浩同志大概是在山里呆太久了，与社会有些脱节，看到罗力与陈光明的人生轨迹，再看看陆丰地区的冰毒制售业的兴旺，他大概能知道当前中国毒品泛滥的根源。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不如现在发达，但是警民联防下的治安相当好，中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草。
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也做贸易，为何没被商品经济的浪潮打倒呢?当时中共内部理想主义者占多数，民主气氛很浓，只要有条件，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坚决执行，对经济问题处理很严，抗战时华北的根据地规定贪污三十斤小米就可判死刑。负责肃反的政治保卫部门功不可没，现在都说他们滥杀，实际上他们保证了那一代中共党员的纯洁性，人都是贱相，党组织不杀人就不自觉遵守纪律。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中共缺少外国援助，有危机感，输不起。缅共背靠中国这棵大树，党内上下的思想相对于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有松懈感。
坤沙，汉名张奇夫，父系是汉族，自视为中国人，与缅共人民军关系好，所部是缅共的统战部队，南下战役缅共人民军的伤员由张奇夫的部队救治，缅共贩鸦片时主要是与他合作，缅共武装斗争失败后，他立即进攻原缅共根据地，佤邦军联合缅甸政府军将蒙泰军吞掉。当时在金三角地区生存的武装没有不沾毒品的，他声称自己从未向中国贩毒，张奇夫是能力超群具有中华民族情感的乱世之雄。
建国后，参加中共的风险大为降低，大批投机者加入中共讨生活，中共的腐败开始漫延。邓小平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本来立场坚定纯良质朴的人民军队也拉下商海，那时的中共监督机构已很不得力。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两位倒下的军委副主席的仕途上升期正是中共军队经商期，如果不是在张爱萍将军极力反对下停止军队经商，中共的下场不会比缅共好。军队经商与军中设类似于营妓所一类的俱乐部都是在自毁长城，如果中国要打破美日对中国的进攻，就必须让军队恢复艰苦朴素民主团结的老风貌。在军队建设上，毛主席甩邓小平好几条街。
马儿吃不饱就跑不快，吃得过饱就会想睡觉。军人太有钱不是坏事，但是军人的钱必须是用军功换来。让军人拿着枪去做生意，早晚成为武装抢劫团伙，尝到甜头的军商们哪儿还有心思去想办法提高战斗力，更别说为国牺牲，要是牺牲了，娇美的情妇与大把的票子谁来享用!
5.6 中国对缅决策的失误
中国没有培养缅共党内的亲华派。中国援助缅共是维护中国利益的正当举措，也是必须履行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中国忽视了缅共党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共历史上吃过苏共乱指挥的苦头，对兄弟党的援助尽量不干涉其内政，导致中国常养白眼狼。苏联的援助一般附带有政治条件，拿了他们的钱就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的援助对维护其国家利益更有效果。中国给了缅共那么多物资，没培养出一个亲华的派别，白旗派只是决定依靠并学习中共，并不真的亲华，致使中国与缅共间的互动经常出现不合拍。
邓小平草率放弃缅共。文革后，邓小平掌握大权，他性格急，做事情喜欢一刀切。缅共再不争气，也不能彻底放弃。中国应该支持缅共内部德才皆备之士上位，换下德钦巴登顶，德钦巴登顶年龄已大，让他退下也在情理之中。据刘国玺说，当时中方也曾想换马，打算扶持余建。如果他的话为真，中共完全是不了解情况。余建在缅共军中的名声之臭，臭不可闻，在党内他没有自己的基本队伍。据刘国玺说，中国让他拉彭家声，彭家声假意应承，以武装果敢为名向中国要了八十多车军火，发动兵变后，将余建晾在一边。当时中国应该扶持的是林天与高东(也波吞)，他们对党忠诚，头脑清醒，在党内斗争中犯的错误少，且分属不同派别，扶持他们可团结多数人。
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缅族缅共党员，可以让少数民族干部脱离缅共成立缅北的共产党组织，如克钦邦共产党、佤邦共产党、掸邦共产党，而不是任由人民军转变为几支民族武装，让中国在缅甸失去了可靠的抓手。缅共武装斗争失败后，大量毒品从中缅边境注入中国。如果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缅北占优势，中国的禁毒难度不至于这么大。中国没有实现对那几支民族武装的有效控制，现在的那几只民族武装存在与欧美势力甚至缅甸政府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特别应关注其下一代。2007年，康巴地区的藏族牧民与武警发生冲突，武装牧民足有一个旅，中国政府花巨资从牧民手中收购了大量军用枪支，经调查，大部分是当年中国支援缅共的武器，从缅北流入康巴地区。
5.7 结论
综上所述，缅共武装斗争失败的根源是缅共成立时德钦党人带来的机会主义传统，缅共对马列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与践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传统让他们的政治路线忽左忽右，没能完全体现共产党的政治属性，也就失去了共产党特有的强大战斗力与凝聚力;主观主义让历任领导唯我独尊不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各级机构不能胜任革命斗争工作;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让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备，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缅共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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